爱的传承和接力——记傅起凤

　　1939年，重庆大后方，日本人的飞机蝗虫一般袭来，傅起凤呱呱坠地于一个书香浓郁的魔术家庭。父亲傅天正是一位毕业于北大、精通四国语言的知识分子，酷爱魔术。婚后傅天正终于得以摆脱旧式家庭的束缚，在妻子支持下办起了私人魔术团，以经营魔术为生。在当时的社会，这属于“桌子上面的事不做偏要做桌子下面的”，但傅天正自信他的魔术不是江湖把戏，而是一种新的文艺品种。他全面汇集各国魔术精华，深入研究中国杂技魔术历史，一心要把新式西洋魔术同中国的传统幻术相结合，创造出富有时代气息的中国新魔术。他还决定要在演出之余，为中国的杂技魔术写一部历史，以填补中国文化史上这方面的空白。

　　第一次写史，工作异常艰辛，又是战争年代，傅天正要走很多地方，一边谋生，一边从浩瀚的史书、拓片中搜寻点点滴滴的杂技描述，还要和杂技艺人交朋友，从他们口中了解从未形成过文字的江湖人事。家人为他腾出研究时间、为他抄写资料文稿，一点一点拼合着杂技历史的面貌。抗战期间，一次演出途中，傅天正一家乘坐的木船翻至水中，虽然人都被救起，但主要道具和资料却被水冲走。傅天正并没有气馁，他凭着头脑中的记忆从头干起。重庆解放前夕，一场大火使半个重庆烧为瓦砾。傅天正聚集起来的魔术团资产和手稿又一次荡然无存，他仍不屈不挠，重新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傅天正的修史工作得到了国家的支持，上海黄浦区文化局专门为他聘请了助手，以加快工作进度。1965年，傅天正将60万字的《中国杂技史》初稿报送文化部审阅。1966年，傅天正被认为有历史问题，相关手稿被收走，出书之事随之停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已60多岁、身患严重糖尿病和白内障的傅天正又再次从头开始了。他每日口述，由家人轮流笔录，希望将杂技史研究的成果保留下来，只是这一次的工作未完，他的生命已行至终点。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有关部门落实政策，归还了傅天正的部分资料文稿，其中许多已被水泡灰埋，残损得面目全非了。痛惜之余，傅起凤拉着弟弟傅腾龙尽一切业余时间投入修补、整理工作，决心要继续这项研究，填补文化史的空白，了却父辈的心愿。他们都养成了清晨早起的习惯，每日在家里上一个修史的早班，再外出上班。为了购买必要的史料书籍，以及支付去外地求教前辈的车旅费，他们常年节衣缩食，减少开销，而他们的家人为了让他们腾出研究时间，也担负起抄写资料文稿等工作任务。

　　改革开放后，傅起凤姐弟加倍工作，把聪明才智全部发挥出来，把失去的时间尽快抢回来，努力与中国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同步。1983年，傅起凤、傅腾龙合著的《中国杂技》由天津科技出版社出版，尽管这本书只是纲要性的简读本，全书只有17万字，百余幅插图，但是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受到了专家学者的关注。这时，由史学界泰斗周谷城主编、集合文化领域各专业领军人物撰写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定下了出版《中国杂技史》的选题，开始遴选作者，西安、济南、广州的3所大学都有竞标，但最后编委会还是把任务交给了傅氏姐弟。1989年《中国杂技史》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全面论述杂技起源，探索杂技、魔术、马戏、滑稽形成过程，考证历代杂技代表人物及著名节目传承，辩解学术争论疑点、难点，回顾中外杂技交流与影响，横向对比文学、宗教、科技、商业、艺术、体育、游戏等方方面面的专著，得到学术界的肯定，至今仍在不断再版。此后，傅起凤又动员家人和朋友编撰了资料更加翔实的《中国艺术史—杂技卷》，全书80多万字，2006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至此，傅氏家族努力填补中国杂技史论空白、为杂技基本建设做贡献的愿望初步实现了。

作者：徐秋

　　傅起凤（1939年3月—），女，编审。曾任中国杂技家协会研究部主任，《杂技与魔术》杂志社副主编，中国杂技理论研究会副会长，北京杂技家协会理事。长期从事百戏、杂技、幻术等的创作、表演、研究、评论和教学工作，著有《中国杂技古今谈》（英文版）、《中国杂技启蒙》（中英版）、《中国杂技精粹》等，与人合著《中国杂技》《中国古代幻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