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雨燕以及行者——对理想作家的比喻
文/李敬泽
在北京的中轴线上，从永定门走向正阳门，一直走下去，直到钟鼓楼，一代一代的北京人都曾抬头看见天上那些鸟。很多很多年里，那些城楼都是北京最高的建筑，也是欧亚大陆东部这辽阔大地上最高的建筑，你仰望那飞檐翘角、金碧辉煌，阳光倾泻在琉璃瓦上，那屋脊就是世界屋脊，是一条确切的金线和界限，线之下是大地，是人间和帝国，线之上是天空、是昊天罔极。线之下是有，线之上是无。
然而，无中生有，还有那些鸟。那些玄鸟或者青鸟，它们在有和无的那条界限上盘旋，一年一度，去而复返，它们栖息在最高处，在那些城楼错综复杂的斗拱中筑巢，它们如箭镞破开蓝天，挣脱沉重的有，向空无而去。这些鸟，直到1870年才获得来自人类的命名，它们叫北京雨燕。
北京雨燕，这是唯一以北京命名的野生鸟类。此鸟非凡鸟，它精巧的头颅像一枚天真的子弹，它是黑褐色的，灰色花纹隐隐闪着银光，它披着华贵的披风，在天上飞。我们一直不知道它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现在我们知道了，那是令人惊叹、令人敬畏的长征：每年4月，春风里它们来到北京，在高耸的城楼上筑巢产卵，然后，到了7月，它们出发了，向西北而去，此一去就要飞过欧亚大陆，直到红海，在那里拐一个弯，再沿着非洲大陆一直向南，飞到南非，这时已经是11月初了，北京已入冬天，北京雨燕却在南部非洲盛大的春天里盘旋，直到第二年的2月，它们该回来了，它们穿过非洲大陆、欧亚大陆，向着北京，向着安定门、正阳门而来。
这一来一去，大约三万八千公里。赤道周长四万公里，也就是说，北京雨燕，它每年都要绕这个星球差不多飞上一圈儿。但这种鸟的神奇并不在这里，而在于，7月的某一天清晨，当它从正阳门飞起，扑到蓝天里，它就再也不停了，它就一直在天上飞。没想到吧？日复一日，它毫不停歇地飞，它在天上睡觉，在飞翔中睡觉，在飞翔中捕食飞虫，在飞翔中俯冲下去，掠取大河或大湖中溅起的水滴，甚至在飞翔中交配。在北京雨燕的一年中，除了雌鸟必须孵育雏鸟的两三个月，它们一直在天上，一直在飞。
——我都快忘了今天的主题是文学。我确实更喜欢谈鸟，但我不得不落回地面，回到主题。如果让我找一种动物、找一种鸟来形容来比喻我理想中的作家，那么他就是北京雨燕。在北京，你沿着中轴线走过去，那些宏伟的建筑都在召唤着我们，引领我们的目光向上升起。安定门、正阳门、天安门、午门、神武门、钟鼓楼，城楼拔地而起，把你的目光、你的心领向天空。北京雨燕把你的目光拉得更远，如果它是一个作家，他就是将天空、飞翔、远方、广阔无垠的世界认定为他的根性和天命。作为命定的飞行者，他对人的想象和思考以天空与大地为尺度；他必须御风而飞，他因此坚信虚构的意义，虚构就是空无中的有，或者有中的空无，通过虚构，他将俯瞰人类精神壮阔的普遍性。他必定会成为心怀天下的人，心事浩茫连广宇，无数的人、无尽的远方都与我有关，这不是简单地把自己融入白昼或黑夜、人间与世界，而是，一只孤独的北京雨燕抗拒着、承担着来自大地之心的引力。
比如曹雪芹。以曹雪芹为例已经成了我的习惯，任何事我都能扯到他身上。这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对他所知甚少，惊鸿一瞥，白云千载空悠悠。但尽管直接证据有限，我们确信他曾经飞过，他曾经在此筑巢，我们在接近空无中想象他，他是无中的有，他在有无之间。在这个意义上，他成为了后世小说的元问题之所在，一切问题都可以追溯到他，都可以在我们的猜测中得到回应。
《红楼梦》插画
《红楼梦》第七十回，在那个春日，“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心中蓝天丽日，雪芹兴致大好，安排宝玉和姑娘们放风筝，一大段文章摇曳生姿。这不是曹雪芹第一次写到风筝，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翻看金陵十二钗正册，只见画的是“两人放风筝，一片大海，一只大船，船中有一女子掩面泣涕之状”，有四句诗写道：“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清明涕送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大家都知道，这说的是探春的命，但我所留意的是那只风筝，指向大海、远方、乘千里东风而西去的风筝。
现在，我要问一个无聊的问题，那幅画里的风筝是一只什么样的风筝？好吧，你们都猜到了，那是燕子。我认为那是北京雨燕。
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曾有一部据说是曹雪芹遗稿的《废艺斋丛稿》面世，后来又没了下落。其中的一种是关于风筝的书，部分文字和图谱经由当时人的摹写和回忆留了下来。这件事真真假假，在有无之间，反正原书是找不到了，信其有还是信其无，不是事实判断而是情感判断，我宁愿相信这本书是有的，因为这很像雪芹干的事，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本题为《南鹞北鸢考工志》的书，记叙了风筝怎么扎、怎么糊、怎么描绘图案、怎么放飞，所谓“扎、糊、绘、放”。关于风筝制作工艺的书，据我所知，只有一部宋代的《宣和风筝谱》，然后就是清代乾隆年间的这一本，所以，应该给曹雪芹颁发证书，宣布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南鹞北鸢考工志》
在现存的《南鹞北鸢考工志》中，所有的风筝都是燕子。当然，风筝的形制多种多样，就像第七十回写的，可以是个美人，可以是大鱼、螃蟹，放个美人到天上，那是以天为纸在画画，放个大鱼、螃蟹上去，这就是以云为水。但在这本书中，燕子是模版是原型，又分为肥燕、瘦燕、比翼燕、半瘦燕、小燕、雏燕，燕爷爷、燕奶奶、燕夫妻、燕兄妹，一大家子在天上聚会。这很可能是当时风筝这个行当的惯例，从制作到售卖，燕子是基本款，甚至有人认为，北京风筝以“扎燕”为本，就是从雪芹开始。总之在雪芹这里，笼而统之，风筝就是燕子、燕子就是风筝。所以，第五回探春命里的那只风筝是什么形状？现在我告诉你，那是一只燕子。
那么，这只燕子是北京雨燕吗？“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句诗大家都很熟悉，盛衰兴亡之叹，这是古老的中国文明最深刻、最基本的一种情感，在周流代谢的人事与恒常的山川、自然之间回荡着这么一声深长的叹息。这种兴亡之叹也是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反复弹拨、他和他生前的读者最能共鸣同感的那根琴弦。但是，无论王谢堂前，还是寻常百姓家，一年一度来去的燕子，应该都不是北京雨燕，而是家燕。它们都叫燕，远看长得也像，但在动物学分类中，我们熟悉的家燕是雀形目燕科，而北京雨燕属于夜鹰目雨燕科，家燕和麻雀是亲戚，北京雨燕和夜鹰是亲戚，它和家燕反而没什么关系。顺便说一句，夜鹰和我们熟知的老鹰也没什么关系，所以夜鹰不是鹰，雨燕也不是燕。在寻常百姓家的屋檐下飞进飞出的燕子如果真的是昔日王谢堂前的燕子，那么，它肯定是家燕，绝不是雨燕。北京雨燕必须栖息在高峻之处，这样才有足够的高度让它飞起来，如果是寻常的屋檐，它来不及飞起就会栽到地上，这也是它们喜欢中轴线上那些高大城楼的原因。
曹雪芹扎糊绘制的那些燕子，究竟是家燕还是雨燕？这个问题是无解的。那些风筝的图案并不是写实的，而是拟人的、符号化的，赋予了各种各样的吉祥寓意。雪芹固然不知家燕和北京雨燕在动物学上的科目区别，但他是北京人，童年来到北京，在这里长大，他大概从来没有进入过我们现在称为故宫的地方，没有走进过天安门、午门。但是，正阳门和他家附近崇文门的天空上，每年晚春和初夏盘旋着的雨燕，必定是他眼中、心中的基本风景。那个时代的北京人，抬头就会看见那些燕子，然后低头走路。但有一个人，一定曾经长久注视那些燕子，那些盘旋在人间和天上的分界线上的青鸟，他就是曹雪芹，他是望着天上的人，是往天上放飞了一只又一只飞燕风筝的人，他的命里有天空、有永远高飞而不落地的鸟。
——那就是北京雨燕。然后，这样的一个作家会有一种奇异的尺度感，他把此时此地的一切都放入永恒大荒，无尽的时间和无尽的空间。他获得一种魔法般的能力，他写得越具象，也就越抽象，他写得越实，也就越虚。雪芹的前生是一只北京雨燕，他在未来再活一遍会是一个星际穿越的宇航员。说到底，他是既在而又不在的，天空或太虚或空无吸引着他，让他永久地处于对此时此刻的告别之中，是无限眷恋的，但本质上是决绝的，他痴迷于不断超越中的飞翔。
这样一个北京雨燕式的作家，会本能地拒绝在地性。比如曹雪芹，他和很多很多当代中国作家不同，他从未想过指认和确证他所在的地方。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谈过，曹雪芹成长于北京，《红楼梦》是北京故事，但是，在《红楼梦》中，他从未确切地描述过这座城市，我们可以推导出贾府和大观园的空间分布图，但在这部书中，你对整座城市的地理空间毫无概念，似乎是，这个人让大观园飘浮在空中，让飘浮在空中的大观园映照和指涉着广大世界、茫茫人间。
所以，如果让我为我理想中的作家选一个吉祥物、选一个LOGO，我选北京雨燕。但是，任何比喻都是有限的、矛盾的，比如水，上善若水，这水就是好水，以柔克刚、化育万物；水性杨花，这就不是好话，这水就是放荡的水。钱锺书把这叫做“比喻之两柄”，他在《管锥篇》中引用希腊斯多噶派哲人的话：“万物各有二柄”，好比阴阳二极，而人会抓住其中一个把柄来作比喻，抓哪一头取决于人想说什么。北京雨燕作为比喻，也有另外一头的把柄：它不能落地。它在民间有一个诨号，叫“无脚鸟”，它和家燕不同，家燕的脚是三趾前、一趾后，在地面上蹦蹦跳跳，后趾一蹬就起飞；但北京雨燕完全为飞行而生，根本没有计划落地，它的四趾全部朝前，只适合抓住高处的树枝或梁木，所以有脚等于无脚，落到地上既不能走也不能飞，被风雨或伤病打落在地，那就是死亡。
这让我想起另一个飞行家，说来大名鼎鼎，就是齐天大圣、行者悟空。孙行者法号悟空，名字不是白起的，它从石头缝里蹦出来，向着天空而去，他的事迹也是一部“石头记”，是在石头中、在山的重压下、在无限的沉重中向着无限的轻、无限的远、无限的空无。一个觔斗十万八千里，大地管不住他，人间的权力和琐碎管不住他。就是这样一只猴子，戴上了金箍，跟着唐僧去取经，九九八十一难还差一难，终于望见了西天灵山。《西游记》第九十八回，唐僧师徒在玉真观歇脚，第二天启程上灵山，金顶大仙要给他们指路，悟空嘴快，说：“不必你送，老孙认得路。”大仙道：“你认得的是云路，当从本路行。”悟空笑道：“这个讲得是，老孙虽走了几遭，只是云来云去，实不曾踏着此地。”
这段话我以为是《西游记》的一处根本所在。小时候读《西游记》，总有一个大疑惑，既然目的就是取经，孙悟空那么能飞，而且自带导航熟门熟路，一个觔斗飞过去，把经书拎回来交给师父不就得了吗？悟空快递，使命必达，何必费那么大劲呢？看到第九十八回，作者才作出了回答，飞在天上、走“云路”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人之为人的问题是，他必须走“本路”，他无法直接抵达终极，人总是要死的，但日子还得一天一天过，人是在向死而去的一天一天里，在“本路”、在地上的路获得他活着的意义。所以，“云路”上取的经不是真经，在大地上用双脚一步一步走过去，在人世的苦、人生的难中走过去，这才是道成肉身，才算得了真经。
孙悟空，这伟大的行者，他的本性是飞，他也终于学会了落地，学会了在地上一步一步走，走过万里长路而成佛。现在，话说到这儿，我心里马上就有了一个像行者那样的作家，他就是杜甫。
年轻时的杜甫是凤凰，心高万仞，壮志凌云，在传世最早的那首《望岳》中，他写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那时是开元二十四年，杜甫二十四岁，壮游山东、河北，“放荡齐赵间，裘马尽清狂”，遥望泰山，他的目光随飞鸟而上，他的心凌绝顶而小天下。这时的杜甫，笔下是骏马、是鹰，是千里万里的风：
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
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
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
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
（《房兵曹胡马》）
这样的速度和激情，这样的一往无前、万里横行，这样杀人如草不闻声的豪气，不是杜甫了，是李白了，这样的诗完全可以编到李太白集里。在人生的这个时节，杜甫在天宝三载认识了李白，那一年李白四十四，杜甫三十三。第二年，他们同游齐赵，杜甫写下了《赠李白》：“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这完全就是李白的句子。浦起龙《读杜心解》评论这首《赠李白》和另一首《画鹰》：“自是年少气盛时，都为自己写照。”杜甫写的是李白，也是自己，杜甫此时的自己，其实就是李白。
李白这个人，真是“太白”啊，他光芒四射，从路人直到天子，很少有人不被他的光芒所震慑。我相信，这个人走到哪里，都是中心都是焦点，他是诗界的“克里斯玛”人格，是诗界的皇帝和神，他生前就活在世人的仰望中，如果今晚无人，他就提一壶酒仰望自己热爱自己。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乱。
醒时相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月下独酌》其一）
这首诗写尽了他的一生，这样一个人，他永远是少年，希腊神话里的美少年那喀索斯看着水上的影子自恋，比起李白他真是弱爆了，李白是以天地为镜，只照见自己，对影而戏、对影而歌。他和杜甫同样经历了安史之乱，天崩地裂狼狈不堪，但在李白的诗里你看不出来，白衣胜雪，归来仍是少年，他根本不会被人世的离乱与浑浊所改变。
李白
李白才是真正的、纯粹的北京雨燕，比曹雪芹更纯粹。他毕生不落地，他是“无脚鸟”、他是“谪仙人”，他只活在他自己那空阔无边的尺度里。无情最是李太白，他的伟大，他让杜甫、让后来人身不能至、心向往之的高格，就在于他真是不累，真是不牵挂，真是在飞，他在人世、在红尘中如此一意孤行如此飞扬跋扈放浪轻狂。据说金庸有名言：人生就该是“大闹一场，悄然离去”，金庸如果真这么说了，他心中所想的必是李白，而绝不是杜甫。李白在心里和笔下兀自大闹，他走的一直是“云路”，他就是那个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他一生都在飞，喝醉了就高速醉驾，牛皮吹得更大，飞得更远更高。“决眦入归鸟”，杜甫眼巴巴地望着，李白就是杜甫眼里的那只鸟。杜甫一生都深情地遥望着怀想着李白，他那么爱李白，放不下李白，他爱的其实是他心中那个曾经的自己，那个青春勃发飞在“云路”上的自己。
但一定有一个时刻，生命里的关键时刻，也是中国诗歌和中国精神的一个关键时刻，杜甫忽然想明白了，他不是李白，他做不成李白，他注定要在这泥泞的人间踽踽独行，他的路就是人的“本路”，历经横逆、失败、劳苦，艰辛地为一餐饭、一瓢饮而奔忙，为夜雨中的一把春韭、为人和人的一点温情而感动，他如此卑微，“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他才是卑微到了泥土里。但也就是在泥土与泥泞中，在漫漫长路上，他才看得见“三吏”、看得见“三别”，在生命和生活的根部、底部，在寒冷、逼仄中，他的心贴向别人的心，他的妻子、他的孩子、他的朋友、路上那些陌生的受苦的人们。他终究不是仙人，他成为了负重前行的行者，背负起人世的沉重，成为了诗歌中的圣人。他的路太难了，李白写《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上青天对李白又有何难？背负青天朝下看，如雨燕如苍鹰，一篇《蜀道难》滚滚而下，东流到海。而杜甫，你读一读他生命中期以后、在安史之乱爆发后的诗吧，那些诗大多写在路上，是行者之歌跋涉者之歌，是荒野之歌漫漫“本路”之歌。哪里有什么“飞扬跋扈”，哪里有“所向无空阔”，而是一步一步、步步惊心，战栗着喘息着，流淌汗水和泪水，从极度劳顿的身体中提炼出来句子。“沉郁顿挫”，这是后世对杜甫诗风最通行的直观概括，怎么能不“顿挫”，那是一个行者一个登山者的顿挫喘息，那就是生命之累之艰难苦恨。
——杜甫之伟大就在于，他竟能把一切提炼为精悍的韵律、提炼为诗。他该有多么强韧的肺，多么炽热的心。他是中国文学中最伟大的行者，在他之前，只有屈原，但屈原更像是北京雨燕落在了地上，屈原的诗是雨燕落地后的悲歌绝唱。而杜甫，他是第一个走过并且写出“本路”的诗人，第一个直接面对累和喘息的诗人，第一个在累和喘息中为生命唱出意义的诗人。鲁迅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都与我有关”，杜甫走向远方、走进无数人，取经的行者心中觉悟，这经不是在天上写好了等他来取，这经就是他一步一步的行走在大地上写出来的。
杜甫晚年，写下《登高》，这时，杜甫五十六岁，快走不动了。留在世人眼中的杜甫形象从《望岳》开始，经过漫漫长路，最终定格于《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他站到了山顶上，但他不是飞上去的，他并无“一览众山小”的豪情，他艰难地独自登上去爬上去，万里作客、百年多病，在天地山川里，在绝对的无限中，他找到了回到了那个有限的苍老的自己。他从此为中国文学确立了一个根本的标高，他走了一路，白发浊酒，站在那里，最终，所有的中国人可能在旅途中、在路上看见他、看见自己。
杜甫
后来，到了北宋，王安石编《四家诗选》，选四个唐宋大诗人，杜甫第一，韩愈第二、欧阳修第三、李白第四。有人问他，为什么李白才第四？他说，“白豪放飘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变也。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 （《渔隐丛话》卷六引《遁斋闲览》）王安石是“拗相公”、是一头倔驴，非要给李杜排座次分高下，但他看李杜的分别真是目光如炬。王安石又曾说，李白词语迅快，无疏脱处。这说的就是李白的速度李白的“飞”，飞流直下三千尺，飞得快、飞得流畅，这当然很“爽”，有人喜欢“爽”，可乐加冰，有人却喜欢苦茶或咖啡，在“不爽”中领会五味杂陈。李白的诗是“爽诗”，相比之下，杜甫就是“不爽”。
现在，我们有了两个比喻，北京雨燕和行者。有的作家，比如李白和曹雪芹，他们是雨燕。有的作家，比如杜甫，他是行者。但是我刚才说过，比喻有用、也有限。任何比喻，总是聚焦和照亮了所比事物的某种特性，同时也忽略了另外一些特性。李白是纯粹的雨燕，他的持久魅力也正在这份常人没法模仿、不可企及的纯粹。而杜甫曾经是雨燕，后来落了地，他竟在地上长出了脚，一步一步走过去，这何其难啊，李白和王维那样绝顶的心智都做不到。但是，现在让我们重读一遍《登高》，杜甫身体里的那只雨燕真的飞走了吗？没有，还在，他翱翔于天之高、地之阔、江河万古，然后，他缓缓地落下，落到此时此刻、此人此心。我刚才也是越说越爽，强调杜甫作为行者的艰难苦累，但艰难苦累并不能使一个人成为诗人，我们的幸运在于，这个人是杜甫，他也是雨燕，哪里有“所向无空阔”，杜甫的生命中竟然真的一直有，在绝对的重中依然能轻，在石头缝里望见了明月，他是悲、他是欢，他是穷途末路他是通达安泰，他能收能放能屈能伸能快能慢，由此，他才能把艰难苦累淬炼成诗。
当这么谈论杜甫时，我还掉过头去重新想到了曹雪芹。曹雪芹，我刚才说他是雨燕，但他其实同时也是行者。这个人作为作家的横绝古今，正在于他既飞在“云路”上、又走在“本路”上，他的路既是“本路”又是“云路”，这不仅体现于他的实则虚之虚则实之，而且，站在他戛然而止的地方，我们已经能够隐约看出他将要前去的方向：走着走着，世间的大路走成了小路，小路走成了荒野，茫茫人海走成了孑然一人，一切有变成了一切无，飞向无限的空。《红楼梦》没有写完，实在是一大恨事，因为此情此景，古代小说里没有，后来的小说里也没有。我甚至大逆不道地怀疑，《红楼》写不完，其实是真的写不下去了，“云路”和“本路”越走越合不到一起，雪芹之死是把自己活活难死。
当我这么谈论杜甫和曹雪芹时，我心里想的其实是苏东坡，还有……好吧，留给你们去想吧，记起你们见过的雨燕、你们遭遇的行者。这些伟大的灵魂，在往昔的日子、现在的日子里一直陪伴着我们，他们是我们的理想作家，我们信任他们，我们确信，天上地下的路，他们替我们走过，他们将一直陪伴着我们，指引着我们。
然后，明年，春风里，去正阳门下，抬起头，迎着蓝天，去辨认杜甫、苏东坡、曹雪芹，当然，还有李白。
2022年10月28日《北京文学之夜》演讲
据记录稿增补，11月28日改定
本文原刊于《万松浦》
李 敬 泽
李敬泽，批评家，散文家。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人民文学》主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评论集《为文学申辩》《致理想读者》《会议室与山丘》《跑步集》等，散文集《咏而归》《青鸟故事集》《会饮记》等，曾获鲁迅文学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