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个百年努力胜出
文/王光明
蓦然回首，五四开始成为主流的中国新文学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记得它刚满十年之际，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胡适负责编选最初十年的理论批评成果，取名为“建设理论集”，期待建设现代中国的文学理论。如今过了十个的十年，中国的新文学早已今非昔比，大学与研究机构的有识之士联合举办文艺批评高峰论坛，提出“重建文艺批评中国话语体系”，不仅是情理之事，也可以说是当务之急：国家进入新时代，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理所当然要站在时代的前沿，向世界发出中国的声音。
回望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在晚清以来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中，一直是现代意识形态和现代价值观念最积极的推动者，而它自身，也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完成了历史性蜕变：从诗话文话的评点理论批评走向了现代文艺理论体系的自觉构建，有了一些出色的成果，造就了一些优秀的文艺理论批评家。当然，不可否认，由于当时中国是被动加入世界的现代化进程，既要面对救亡图存的历史压力，又要寻找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发动社会革命和制度重建。因此，在很长一个时期，现代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更多被时代的实用理性（或者说应用性）所牵引。拿来的东西多，自己的声音少。整整一个世纪，先是良莠不分一股脑儿地“拿来”，接着是跟着苏联走，后来又追着西方的现代主义跑，一直未能把建立现代中国文艺理论批评体系的工作提上议事日程。这时候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除了自己的时代色彩的意识形态，既少见现代中国学者提出的理论批评概念，也少见形成自洽的论述体系，因而基本上没有自己的中国特色。加上当时没有正常的文化交流，世界也听不见中国学者的声音，好长一段时间，欧美学界似乎只知道哈佛大学东亚系的几个学者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而这几个学者，学的是西方人的理论，受的是西方大学的训练，虽然也带来崭新的视野与观感，但由于理论前提与方法都是别人的，其有效性就难免要打上折扣，或许成为理论批评领域“第二次发明的自行车”也未可知。
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第一个百年，我们是被西方的坚船利炮逼着进入现代的快车道的。别人已经捷足先登，我们不得不跟着跑，或者说追着别人跑，学习、跟风或许在所难免。然而现在头一个百年已经过去，不再是学着跑、跟着跑的时代了。我们是不是追上了别人，甚至是不是一定要追赶别人？我不敢妄言，但经过一百多年的修为，对现代跑道和跑法，我们现在应该还是熟悉和了解的。我给研究生讲“百年新诗的主要问题”，就跟喜欢诗歌、研究诗歌的年轻人说，当年被胡适命名，被朱自清定义为“学习新语言，寻找新世界”的中国新诗，实际上是传统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寻求现代性的诗歌运动，与其说“新诗”是一个被改变词性（在传统中“新诗”指“新写的诗”）的现代名词，不如说它是一个动宾词，即“革新诗歌”的意思，而且，它所寻求的现代性，也不完全是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性，更不是现代主义。经过一百多年的图变求新，中国诗歌已经由学习西方的现代性，认为现代性就是价值和目标，到了把现代性作为一个问题，自觉地反思与实践，探索自己的现代性方案了。到了这个阶段，所谓的“新诗”，就与它转型之初学别人、追别人不一样了。不只是简单求新求异，割断历史，以显示自己与传统的不同，而是希望成为价值的体现，在不断延伸的时间中发光。因此，后现代时代的诗歌立场与寻求现代性初期有重大的调整，不是与古典对抗，而是正视差异、关联与互相牵扯的境况，寻求活力与胜过的可能性。所以，在与传统的关系上，已经不是新与旧、“活”与“死”的势不两立，而是发现彼此的关联、互相通约的因素，在互勘互见中展望未来。而在与西方的关系上，也由过去的“拿来主义”阶段过渡到平等相向、互通互动的阶段。
因为一个世纪的现代转型，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有了百年试验与积累，我们在另一个百年重新出发的时候，真的已经到了与世界文学平等对话，发出中国声音的时代。我们完全可以有这种文化自信。2017年秋我出席“中美诗学对话”，有三种现象是比较有感触的。
一是中国文学和文化的译著已经越来越多。我们参观俄克拉荷马大学的文学翻译馆，看了包括庞德1915年翻译出版的《神州集》(Cathay)、韦利1917年出版的《汉诗一百七十首》(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以及从《诗经》到北岛、多多的诗和莫言、王安忆小说的英文译本。这些英译中国文学作品，改变了自己对中国文学传播的一些感受。在1980年代，我也曾埋怨，西方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在政治，而不在文学，实际上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真的不能说西方对中国文学是隔膜的了。以前《人民文学》的主编、诗人韩作荣说中国诗歌在国外的影响不小，我还将信将疑，现在耳濡目染，已经相信他说的是实情。
二是看到一些有国际影响的国际文学奖都有中国作家的身影。我去的俄克拉荷马大学所在州盛产石油，基金会实力是比较雄厚的，所资助的《今日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Today)是有90多年历史世界文学杂志，2010年又增办了副刊《今日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Today)。该大学与《今日世界文学》杂志共同主办的“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The Neustadt International Prize for Literature)是享有很高声望的国际文学奖，有“小诺贝尔”之称，自1969年以来每两年颁发一次，每次一人，目前已有二十几届。其中获奖与被提名的作家有27人后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可见这个奖的影响力。在获得与被提名此奖的作家中，中国诗人多多曾于2010年成为当届的唯一得主，而先后被提名的中国作家则有巴金、戴厚英、北岛、莫言和残雪等。该大学另一个“纽曼华语文学奖(Newman Prize for Chinese Literature)是专门面对当代汉语文学的，自2010年设立以来已经举办五届，得奖者分别是莫言、韩少功、王安忆，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作家杨牧、朱天文。这两个奖有他们的价值尺度，不一定能反映当代中国作家的文学成就，但它一方面体现了世界对中国文学的关注，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北美人眼里的当代中国文学，现在超越了台湾、香港的狭隘视域，已经有了比较全面的观感；而且，在美国有影响力的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也不局限于从台大外文系赴美留学后在美国大学任教的教授了。
三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当代意义得到更多的关注。当今的美国社会，已经进入后工业后现代阶段，反思现代性是比较流行的思想文化思潮。而在这种思潮中，东方文化和东方智慧也是他们借助的一种思想武器。说来有趣，上世纪60年代“垮掉派”流行的时候，不少美国诗人喜欢上了中国唐代的寒山诗；如今反思现代性的问题，美国思想文化界的一些学者在谈论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德勒兹、福柯、利奥塔的同时，也热心谈论中国的老子、庄子和佛教。在“美中诗学对话”会上，就有学者提出，庞德向美国社会介绍中国文化虽然有很大功劳，但庞德介绍的主要是儒家文化，而美国社会现在更需要道家文化和佛教。他认为老子、庄子和佛教中的“虚无主义”是反思现代性和为人道主义危机解困的重要思想资源。我半开玩笑跟他们说，老子、庄子和佛教的精髓是辩证法，所谓“无”，实际上是相对“有”而言的，就像人生不要只知道获取，也要懂得放下，这样才能让身心得到解放一样。他们也非常同意。在后现代语境中，西方的价值观和理论越来越难以主导世界，而中国经过几十年的飞速发展和改革开放，已经赢得越来越多的注目者和聆听者。实际上，改革开放这几十年，中国在打开国门看世界的同时，世界也重新发现了中国。
因此，现代转型一百多年之后重新出发的现代中国的理论批评，可以认为，中国跟世界的关系，已经不是追随世界潮流和“拿来”关系了，也不是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了，已经是平等的、对话的、相向互动的关系了。对于世界，中国渐渐学会了鉴别与选择；而面对中国，世界也不敢小觑，开始凝视注视，张耳静听。所以说，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既要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也要体现我们的大国的风范和中国情怀。一方面，它理所当然必须是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能体现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传统，能反映被伟大东方文明所滋养的民族的感知方式和思想风貌；另一方面，它也一定是世界格局中的文学理论批评，能够体现经过一百多年现代转型后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我们对世界文明成果的吸纳转化。换句话说，它不再是闭关锁国、封闭时代无知无畏的理论批评，不是为了与世界抗衡，而是能够在多样的世界和多元的理论批评中胜出。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