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脉搏
——新世纪以来的历史画创作略观

 文/宛少军

　　新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十年来，主题性创作，特别是历史画创作成为主流，受到业界极大关注，成为近十年来最重要的艺术现象和文化现象。这个情形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油画创作状况有近似之处。

　　新中国建立后，革命历史画创作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从1951年开始，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军事博物馆等多家单位先后组织多位画家进行了好几次的革命历史画创作，涌现出一大批脍炙人口的革命历史画巨作，如董希文的《开国大典》、罗工柳的《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上》和《前仆后继》、詹建俊的《狼牙山五壮士》、蔡亮的《延安火炬》、侯一民的《刘少奇同志与安源矿工》，靳尚谊的《毛主席在十二月会议上》、全山石的《英勇不屈》等。在社会上和艺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力，代表了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油画所取得的最高艺术水平。革命历史画成为五六十年代最主要的时代特征。五六十年代，革命历史画创作从组织方式、指导思想到创作方式等在人们心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基本的经验、认知和表现模式。八九十年代，革命历史画创作相对弱化，国家基本上没有组织过有规模的历史画创作。

一

　　新世纪之后，历史画创作再次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在国家领导人和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下，相关部门相继启动了几个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工程，历史画创作由此成为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来，包括美术界在内的文化界和社会关注的焦点。

　　2009年9月22日，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主办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隆重开幕。“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于2005—2009年启动和实施，该工程无论从策划组织、选题规划、画家组织、创作指导、专家评审、财政支持等众多环节都创下了新中国之最，成为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国家组织和赞助的创作工程。创作题材聚焦于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今一百多年的中国近现代历史。“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共吸引了全国1000余位画家的参与，最后入选104件作品，经过严格评审共展出102件，其中油画作品共有 51幅，展现了中国当前历史画创作的最佳水平。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詹建俊、叶南的《黄河大合唱》，全山石、翁诞宪的《义勇军进行曲》，何红舟、黄发祥的《启航——中共一大会议》，许江、孙景刚、崔小冬、邬大勇的《1937.12.南京》，陈树东、李祥的《百万雄师过大江》，宋惠民、 陈建军等的《辽沈战役——攻克锦州》，丁一林的《科学的春天》，杨参军的《戊戌六君子祭》等。这些作品都是鸿篇巨制，匠心独运，充分发挥着油画艺术的本体特色。

　　2016年11月22日，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联合主办，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国家博物馆承办的“中华史诗美术大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盛大开幕。“中华史诗美术大展”全面展示了“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历时5年的创作成果。这是又一项重大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工程。“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于 2012—2016年启动并实施，题材历史跨度从1840年上溯五千余年的中华文明历史。主办单位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共策划了150个选题，这与“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可称为姊妹篇。经过多轮严谨慎重的评审遴选，最终确定入选作品146 件，其中油画作品42幅。这些作品选题广泛，涉及政治、军事、文化、科技、商业、对外交流等各个方面，仅从历史画题材的丰富性来看，“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达到了一个新的创作高度。其中如王宏剑的《楚汉相争——鸿门宴》，徐里、李晓伟、李豫闽的《范仲淹著<岳阳楼记>》，何红舟、黄发祥、尹骅的《满江红》，张红年的《马可·波罗纪游》，时卫平的《元代泉州港》，封治国的《明代书画家雅集图》，李晓林的《商帮兴起——晋商》，于小冬的《茶马古道》等。

　　除了国家组织的这两大历史题材创作工程之外，不少省市也组织了相应的地方主题性和历史画创作。此外，如“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等重大时间节点，有关部门也组织了不少相关题材的主题性和历史题材创作。2013年，由中国国家画院启动的“一带一路国际美术工程”也正在实施过程中，其中的历史画创作题材涉及到了丝绸之路的文明历史及沿线国家的历史与现实风貌，更为丰富。这些重大题材创作活动对于新世纪历史画创作的活跃和水平的提升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不少优秀历史画和主题性创作应运而生。

　　此外，在其他展览活动如全国美展中出现的，例如骆根兴的《西部年代》、陈坚的《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南京》等历史画创作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

　　不用说，新世纪开始后的历史画创作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第一，国家赞助，规模宏大。在国家层面，政府投入进行资助，有关职能部门积极领导，组织有力。比如，“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就是由中宣部、文化部、财政部主办，该工程获得国家财政项目资金支持。而“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由中国文联、财政部、文化部共同主办，中国美协承办，财政部出资投入该创作工程。国家财政的支持，有力地保障了美术创作工程的顺利实施。

　　第二，各方学术力量大力支持。历史画的选题得到相关领域专家的积极支持。比如，“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百余个重大选题是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专家拟定，并经中办和中宣部批复同意后正式公布实施。“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组委会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史学家初步推荐创作主题，经创作指导委员会共同审核论证，并申请中宣部审核最终确定150个重点选题。相关领域的专家，特别是历史学家的参与，通过集体的智慧，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历史画创作中涉及到历史题材的选择、历史的真实等问题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第三，对历史画创作进行了深入的学术研讨。由于创作工程规模的宏大和严肃，在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实施过程中，有关部门组织召开了多次的学术研讨会，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和艺术家对主题性创作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更加深化了人们对于历史画时代命题之价值和意义的理解和确认。比如，如何处理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之间的关系？如何把握历史的表现与艺术家个人的风格创作问题？如何理解历史画中的崇高性、精神性与艺术家个人感情和趣味的关系，等等。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是此前在历史画组织与创作过程中所没有过的，这些讨论从理论上有力地引导了艺术家的历史画创作。这些问题也是在新世纪的文化环境下对于历史画创作提出的新问题、新思考和新认识，反映出历史画创作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张晓凌主编的《历史记忆与民族史诗：中外重大题材美术创作研究》一书，组织了多位学者研究与总结了中外美术重大题材美术创作的历史经验，进一步提升了当代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理论研究水平和认识高度。

　　第四，参与画家人数众多，艺术表现形式多样化。新世纪的历史画创作采用草图竞标和特邀的形式，前后吸引了千余名各画展的优秀艺术家参与其中，每一位获得创作认可的画家都为此感到无上荣誉。在创作过程中，组织方充分尊重和发挥艺术家的个性，形成了多样化的艺术表现形式。与五六十年相比，形式语言更具丰富性和拓展性。在这些历史画创作中，既有传统的写实，也有写意性、表现性，还有超现实主义的重构等，艺术家在充分尊重历史真实的同时，也注意艺术的真实及个人风格的表现，努力吸收各种姊妹艺术的营养，包括现代艺术各种有益的元素，极尽所能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个性，使作品得到更完美的呈现。比如，在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所组织的革命历史画创作中，以杨参军、井士剑为主导的创作团队，完成了油画《遵义曙光》和《飞渡泸定桥》两幅历史画创作，“这两幅作品的创作不仅仅传承了中国红色经典作品的优良传统，同时注入了时代的创新特征，运用了表现性和写意性的绘画方法来创作出属于这个时代的、具有创新精神的艺术作品”。[1]在语言风格和表现形式上，新世纪的历史画创作毫无疑问展示出显见的多样化，为今后历史画创作积累了诸多有益的经验。

　　第五，重新认识了历史画创作在中国当代艺术生态中的价值和意义。历史画作为美术创作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在中西方的艺术历史中已经得到充分证明，而且在中国当代的美术创作中，仍然具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这一点在多次的研讨会中得到很多专家学者的肯定。比如，在关于“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所召开的研讨会中，黄宗贤认为，21世纪90年代以来，主题创作特别是历史性的主题创作彻底被弱化了，彰显感情欲望的大众艺术占据了主流，这与市场经济、消费主义的兴起有巨大关系，当下中国的美术应该承认多元文化价值，但也要认同历史文脉，这是实现中国梦的需要，也是艺术本身的需要。艺术一定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尚辉也谈道：“当下美术创作则因过度强调艺术创作的个人微叙事而缺乏严肃、真诚、崇高的历史书写情怀，消费主义土壤里培养出的个人书写代替不了家国叙事，代替不了国家历史的宏大叙事。从这个角度讲，‘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本身对当下艺术创作生态就具有引导和平衡作用”[2]。

　　（作者为中国油画学会副秘书长、中国国家画院一级美术师）

　　本文有删节

　　注释：

　　[1] 井士剑：《对不断被揭示的历史性与时代的注释——浅谈历史画创作的新境遇》，《美术》2016年第12期，第75页。

　　[2]梅树雪、袁艳娜：《弥补中国历史画创作缺失的遗憾——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作品研讨会综述》，《美术》2016年第12期，第111-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