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书写中的“北京城墙”
文/黄悦
城墙，是人类城市建筑史上最为重要的里程碑之一，也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见证。站在历史和文化的双重视角来看，作为文化符号的北京城墙正是北京在其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独特的地缘文化景观，承载着人们对这个城市的想象和怀念。
从19世纪晚期开始，随着中国与西方在学术、文化和经贸等诸方面往来升温，大量外国学者进入中国，北京这座中华帝国的都城，理所当然地成为大量西方研究者首先关注到的中国城市。北京及北京史也相应成为这一代汉学家最早进入的研究领域之一。而城墙城门作为传统中国城市的标志性建筑遗存，关于城墙与城门的叙述和书写构成了这一时期侨居汉学家北京研究和“北京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30年代前后，正是外国人大量进入北京的时期，跨文化书写成为一个普遍且重要的文化现象。对这些生活在北京的外国人来说，城墙，是北京生活的基本界限，也是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因此，在当时各类外国人对北京的书写中，城墙构成了一个稳定而富有魅力的符号。作为空间符号、文化意象、集体记忆的“北京城墙”，在跨文化书写中具有什么样的文化内涵，对后来的北京城市形象甚至发展理念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本文将以瑞典艺术学者喜仁龙为例重点加以探析。
喜仁龙（Osvald Sirén，1879-1966），又译为“喜龙仁”，瑞典著名的艺术史家，也是20世纪前期西方最重要的中国美术史专家之一。他先后于1918、1921-1923、1929-1930、1934-1935、1954、1956多次来到中国考察，对中国艺术特别是城市建筑，做出了详细的研究和记录。在对华北地区的古建筑和艺术进行考察时，最初吸引喜仁龙目光的是北京的城门之美。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他的眼光逐渐超越了美感和形式，将北京的城墙与城门视为通往历史的敲门砖，在这位专门研究欧洲艺术的学者眼中，“北京城墙”的背后是一种与空间形式密切相关的传统城市理念。他带着欧洲浪漫主义的视角将城墙称为“完美而衰落”的历史古迹，这种洞悉源流、饱蘸深情的书写，显然已经突破了艺术史的冷静与客观，成为了思想史的注脚，值得进行深入剖析。
《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作为进入中国建筑领域的处女作，集中体现了他对北京文化的跨文化书写。此书的素材来自于1922年喜仁龙逗留北京时对北京城墙与城门进行的全面记录，调查与研究。与《北京皇城写真全图》以图片为主的形式不同，《北京的城墙与城门》是一部以文字叙述为主的著作，但仍然附有53张喜仁龙手绘的建筑图纸和128张城墙与城门的历史照片。
一 虚实交织：北京城墙的事实与想象
在实地考察测绘的基础上，喜仁龙细致研究了以往的外国人对北京城墙的描述，纠正了他们的著述中不准确的数据。他不仅对这一时期的北京城墙进行了细致的考查，甚至对每一段城墙的建造修葺历史进行了考证。但与其他单纯着眼于考古实证的研究者不同的是，他深刻了解了中国城墙的象征内涵并且能站在跨文化的角度做出对比性的分析。
喜仁龙发现：“中国人历来十分重视都城的平面格局以及不同朝向和城门的象征意义。他们认为，城市被设计为方形并且朝向四个方位，并不只是出于实际用途。天象星座的位置是其依据，建设一座强大的城市不能不服从天道。”“北城墙属黄，这在中国传统里代表土的颜色；西城墙属白，代表金；东城墙属红，代表火；而南城墙属蓝，代表水。土、金、火、水是城市防御中有力的四种元素，同时也有人认为，它们之间势均力敌，任何反叛的军队都会受到另一方的牵制。”
哈德门有时也被称作“景门”，光明与荣盛之门；上至天子，下至百姓，谁都可以进出这座城门。在其西面的顺治门则恰好相反，它被视为幸和衰落之门，也就是“死门”，即“死亡之门”，至今还可以看到大多数的葬礼仪仗从这座城门经过。德胜门，根据字面意思，即品德高尚之意，也被称为“修门”（修饰之门）；而安定门则是“生门”（丰裕之门），皇帝每年都要从这里经过一次，去往地坛祭祀，以祈求一年的好收成。
从实地到文献，喜仁龙深刻理解了北京城墙在帝制时代的象征性，但他更明白的一点是，“我们没有必要去深究中国的传统象征，因为它的意义对于西方人来说太模糊、太抽象了；但需要知道的是，中国人从来不会单纯出于艺术或实用的目的去设计建筑物，无论是屋宅、寺庙还是整座城市。在中国人看来，它们有着更深层次的目的和更为重要的作用，虽然天子的忠实臣民从来没有充分理解这一切。”[ 1]
二 桃源想象：内外之间的文化重构
北京城的传统空间规划就分为内城和外城，从清代开始，这种内外之别就等同于满汉之别，是文化认同和社会地位的刚性划分，到了清末民初，这种内外之分在北京居民心目中依然延续，但喜仁龙带着欧洲人的眼光看北京，对这种传统空间观念中的内外之别做出了新的阐释。如果说城墙与城门隔开了北京城的内外，那么象征秩序和文明的内城与象征自然诗意的城外，就构成了一组充满张力的全新组合。不同于以往的内外之别是基于统治者的身份认同与偏见，这个来自异文化的观察者，在城墙内外看到的是对于现代化城市和自然田园梦想二元对立。更有趣的是，站在现代化转折点上的喜仁龙更推崇的显然是城墙之外的“世外桃源”。
在北京城墙的独特空间结构中，形成了特别的“瓮城”。所谓瓮城，就是指由围合的城墙在城门周围所形成的半闭合式空间。
他最欣赏的是顺治门保留完整的瓮城，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瓮城的独特文意味：瓮城内的主要建筑当然还是关帝庙，一些算命先生在寺庙附近摆摊设点，“他们收取一小笔费用，为人们解决生活难题提供指引，这比寺庙起的作用大多了”。“在瓮城内的另一侧，有一些世俗且实用的小建筑，大部分的空间堆满了家用陶制品，有些彩釉在白色屋顶和绿树的映衬下显得流光溢彩。”“这种古雅的色彩与天然的植物交融在一起，使这座瓮城充满了无穷的魅力。”喜仁龙所描述的瓮城之美，显然是加上了一层外来者想象和艺术家滤镜。
在喜仁龙眼里，城墙和宫墙、院墙同构，分层保护着古老东方文化的隐私和秘密，这是中国文化上下同构的特征。但不同于这一时期的外来者对封闭的负面评价，喜仁龙对城墙的认识植根于对中国社会独特结构的理解。
直到20世纪前半叶，北京内城基本上仍然是以元大都为基础改建而来。元大都虽然是蒙古人统治下完成的工程，但完全按照营建都城的传统礼制。因此，“其街道胡同布局是从游牧转为定居时平均分配宅基地管理制度的产物，为后来的北京城留下了整齐划一的空间结构，这是一笔全世界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遗产。”[2]这种空间结构在外国人的眼里，首先体现为方正、低矮，北京内城和城墙之外代表自然与乡村的二元关系。如果说城墙之内是权力主导的秩序与文明，那么墙外，就是浪漫主义的自然景观，在喜仁龙的眼里，门洞就成了这两个境界的过渡地带：“从门洞向外望，视线穿过瓮城及箭楼的门洞，乡村的美丽风光映入眼帘；幽暗而深邃的券洞前，椿树和垂柳交织出绿色的幕布，阳光穿透，日影斑驳。这种和谐宁静的完美画面丝毫不被繁忙的交通干扰，很少有马车和人力车从这里经过。夏日里，偶尔有孤独的农夫用长长的扁担挑着两筐新鲜的蔬菜，晃晃悠悠地穿过门洞，增强了这处世外桃源的梦幻气息。”
三 民众视角：美感与生命力之源
段义孚指出，人类接触和感知外界的途径是催生恋地情结产生的重要因素。在朝夕相处中，喜仁龙独具慧眼地感受到了静止的城墙背后蕴含着的韵律与节奏。这样的视角与眼光，同样赋予了残败衰颓的城墙鲜活的生命力。“城门的美，不仅仅来源于树木、屋舍、桥梁等景观，而居民的生活、光影和氛围也同样令人陶醉，凡是在北京生活过的人，心中都会留下这些难以忘却的记忆。”[3]
在喜仁龙眼中，高大的城墙与城门，不仅是四时风光各不同的城市景观，同时也是一座城市社会生活和民众日常的陪伴与见证。“清晨的第一支车队或骡队就从这里开始了他们新的征程。渐渐地，城外的人推着手推车，或挑着上下晃动、装满农产品的扁担陆陆续续地向这里赶来。当太阳再升高一些，城门的交通和活动便开始变得拥挤杂乱。匆忙的挑夫、手推车和驴车之间，混杂着人力车和不断鸣笛却无济于事的汽车。集中于这些狭窄通道的人流的强大节奏，从来不会因为任何威胁的声音而被打乱。车马人流越来越大股而流速并没有加快；有时太多的手推车和人力车从对面涌来，可能导致交通暂时停滞。”[4]书中大量这样富有生活趣味和平民视角的书写，体现出喜仁龙“眼光向下”的追求与取向。城市与民众的情感联系，正是喜仁龙观察北京和书写城墙的又一把钥匙。
城墙和民众间的情感依恋构成了人地关系中最为朴素的情感联系，也是北京民众对于他们所生活的城市和朝夕相伴的城墙独特的“恋地情结”。喜仁龙以敏锐的学术眼光关注并放大了这一点，他所体现出的正是一种跨越文化身份的恋地情结。以他者视角观察和记录北京城墙的喜仁龙，将自己真挚的情感寄予在这座东方古都，同时，他又热衷于发现和描写这座古都和身处其中的人民复杂而隐秘的情感联系。这是两种不同意义上的“恋地情结”产生的奇妙叠加。这样的立场和关照，一方面使得喜仁龙和他的记录与研究迥异于晚近中国大量汉学家在关注中国时浓厚的东方学立场和殖民主义，而是以开放积极的态度，感受普通中国民众应有的情感体验，另一方面，也使得他塑造出的城墙形象，在学术考察和访古探幽的立场之外，更具有一份浓厚的“在地性”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喜仁龙的书写跨越了文化传统带来的视野局限，拥有了超越东西方学术传统与审美趣味的恒久魅力。喜仁龙笔下的城墙，是他者视野下的“文化之墙”“历史之墙”和“景观之墙”，也同样是那个时代北京民众的情感依托和生活日常。
（作者为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副院长）
本文有删节
注释：
[1]【瑞典】喜仁龙：《北京的城墙与城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8页。
[2]前揭书，第177页。
[3]【瑞典】喜仁龙：《北京的城墙与城门》，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10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