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沫与《青春之歌》
《青春之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有青年人的共同记忆，自出版起，关于这部小说的讨论就没有休止过，当时杨沫常常收到读者来信，信中时常问起她，小说中的人物是否真的存在，住在哪儿，现如今在做什么，这些问题，都让杨沫无从回答，但是这部小说的创作确实结合她的个人经历，带有鲜明的自传体性质，因此才会如此生动真实。
《青春之歌》是从1950年开始酝酿的，那个时候的杨沫因为生病一直在休养。靠在床上，她时常想起自己十几年的生活，那些在回忆中的战友、老百姓，包括她自己年轻时候的经历和生活一直在她脑海中浮现。因此她萌生了一个想法，创作一部小说，将这些人物，还有自己的人生经历都写进去，因此《青春之歌》就这样从一个想法落在了杨沫的笔下。
在构思这部小说的时候，杨沫首先确定的是故事的发展要按照女主人公林道静的成长经历来变化。作品将以“九·一八”到“一二·九”这一历史时期为背景，塑造了林道静这一觉醒、成长的革命青年形象，将林道静的人生经历融入中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宏大叙事中。林道静从个人反抗融入集体斗争、从幼稚走向成熟、从软弱变为坚强的成长过程，呈现的正是杨沫以及与她有过共同经历的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
1951年9月，经过一年多的酝酿，杨沫开始动笔写作，小说初名为《千锤百炼》，后改为《烧不尽的野火》，最终在出版时定名为《青春之歌》。在漫长的写作过程中，烈士们的奉献精神支撑杨沫战胜了病痛的折磨。“我相信，我那些年纪轻轻就为革命献了身的同志，会支持我写，鼓舞我写。他们那么深挚地活在我的心里。为了他们，我愿用泪水做墨水，在白纸上滴滴地印上他们鲜红的血渍……”经过六七次重写、修改，小说初稿终于在1955 年4月底全部完成。
《青春之歌》的出版充满波折。由于小说主要描写知识分子生活，与写工农兵的文学主潮有些游离，中国青年出版社拿到初稿后举棋不定，要求杨沫自己找名作家写审读意见，如果被专家肯定，小说就可以马上出版。杨沫通过妹妹、著名演员白杨介绍，请中国文联秘书长阳翰笙审读，阳翰笙抽不出时间，就把稿子转给中央戏剧学院教授、鲁迅研究专家欧阳凡海。欧阳凡海写来6000字的长信，提出非常细致的修改意见，由于分析缺点比较多，中国青年出版社不再主动与杨沫联系。在出版无望的情况下，杨沫想起过去的老同事秦兆阳，请他把书稿介绍给作家出版社。由于秦兆阳时任《人民文学》副主编，说话有分量，作家出版社决定尽快出版，但因为外部社会因素、纸张严重紧缺等原因，小说的出版一再延宕，中国青年出版社也想趁机拿回小说的出版权。几经周折，《青春之歌》终于在1958年1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令杨沫没有想到的是，小说出版后很快成为畅销书，短短半年时间就发行39万册，至1959年6月共印刷13次，发行121万册。到1990年止，累计发行500万册。短短几个月时间，杨沫从默默无闻的普通干部变成在报纸上经常出现的知名人物。
《青春之歌》缘何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杨沫把最真挚的革命情感与追求入党的神圣感注入作品，使《青春之歌》焕发出绚丽的光彩，满足了读者的阅读期待，这是小说畅销的根本原因。
1959年下半年，杨沫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对小说进行系统修改，补写了林道静在农村的七章，约8万字，增加、修改林道静和北大学生运动的三章，此后又对小说进行整体修改、调整，并于1960年正式推出《青春之歌》再版本。这次修改主要围绕林道静的形象展开，而卢嘉川、林红在修改本中几乎没有什么改变，这两个伟大的党员形象“是我20多年来在斗争生活中观察、体验所凝聚出来的真实人物”，杨沫对他们倾注了所有的爱，“在创造卢嘉川、林红这些视死如归的共产党员形象的过程中，我自己的精神境界就仿佛升华了，就仿佛飞扬到崇高的境界中。他们今天已经成了我心目中的导师和朋友，因为这样，我才感到很难把他们的形象再加改动”。
杨沫曾说：“与其说《青春之歌》是我一个人写的，不如说它是集体智慧、集体力量的创造更合适，也不如说它是党的光辉历史的自身闪现更合适。”也可以说，《青春之歌》的写作与反复修改的过程，是杨沫及同时代知识分子的成长经历、精神结构、理想信仰、痛苦欢乐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知识分子思想历程相互契合、相互对话的结果。
作者：王知非
参考资料：
[1] 武新军：《青春之歌，回荡在几代中国人的青春记忆里》，《光明日报》，2019年6月28日。
[2] 老鬼：《母亲杨沫》，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版。
杨沫，（1914年8月—1995年12月），本名杨成业，女，中共党员。文学创作一级。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分会筹备委员会副主席；北京市文联第四届副主席、第五届主席；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第四届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二、三届理事，第四届主席团委员。1934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青春之歌》，散文集《自白——我的日记》（三集）、《不是日记的日记》、《大河与浪花》，中短篇小说集《杨沫小说选》，短篇小说集《红红的山丹花》，电影文学剧本《青春之歌》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