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北京文学”的空间和文学经典化
——以《北京文学》创刊70周年经典丛书中篇小说卷为中心
文/孟繁华
这个单元讨论时间北京，非常重要，也非常有新意。我讲的是空间北京。空间和时间有关系，而且是互为前提的。“空间北京”的想法受到的启发是2014年北师大召开的“讲述中国与对话世界：莫言与中国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那是莫言获诺奖两年后。这是大学正常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但是，当我看到法国汉学家杜特莱，日本汉学家藤井省三、吉田富夫，意大利汉学家李莎，德国汉学家郝穆天，荷兰汉学家马苏菲，韩国汉学家朴宰雨以及国内诸多著名批评家和现当代文学研究者齐聚会议时，我突然意识到，莫言获得“诺奖”是一个庞大的国际团队一起努力的结果。如果没有国际团队的共同努力，莫言获奖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庞大团队还包括没有莅临会议的葛浩文、马悦然、陈安娜等著名汉学家。因此，当莫言获奖时，极度兴奋的不仅是中国文学界，同时还有这个国际团队的所有成员。这时我们也就理解了陈安娜在莫言获奖时的心情：2012年10月11日19时30分，陈安娜在瑞典文学院发布莫言获奖的消息后，仅在新浪微博上发了两个表情，一个太阳和一只蛋糕，对莫言的获奖表示祝贺并晒美好心情。这条微博被网友大量转发，许多中国网友向她表示感谢。当晚，陈安娜又发表微博表示：“谢谢大家!请别忘记，莫言有很多译者，文学院也看了不同语言的版本：英文、法文、德文等。大家都一起高兴！”这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时刻。莫言获奖不仅极大提升了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总体格局中的地位，同时，这一消息也告知我们：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国际化语境业已形成。这个语境的形成，除了文学的通约性以外，与冷战结束后新的国际环境大有关系。试想，如果在索尔仁尼琴或帕斯捷尔纳克的时代，西方汉学家如此积极地译介莫言，莫言的命运将会如何？冷战结束后，中国文学悄然地进入了世界的“文学联合国”。在这样一个联合国，大家不仅相互沟通交流文学信息，相互了解和借鉴文学观念和艺术方法，还要共同处理国际文学事务。这个“文学共同体”的形成，是一个不断相互认同也不断相互妥协的过程。比如文学弱势地区对本土性的强调和文学强势地区对文学普遍价值坚守的承诺，其中有相通的方面，因为本土性不构成对人类普遍价值的对立和挑战；但在强调文学本土性的表述里，显然潜隐着某种没有言说的意识形态诉求。但是，在“文学联合国”共同掌控和管理文学事务的时代，任何一种“单边要求”或对地缘、地域的特殊强调，都是难以成立的。这是文学面临的全新的国际语境决定的。这种文学的国际语境，就是我们今天切实的文学大环境。这个环境告知我们的是：当下中国文学处在我们正在经历的变化之中。或者说，当中国的文学空间拓展了之后，我们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文学成果，它更新了我们的文学观念，拓展了我们的文学视野，我们了解和感受到了不同的文学气息和多种可能性。
“文学大北京”的观念，是北京市文联、北京作协重要的观念。这个观念带动了北京文学的大发展、大繁荣。不同地域的作家，都可以成为北京的签约作家、专业作家。他们为北京文学带来了新的经验、新的题材和气象。他们的经验正在融汇到北京的文学和文化之中。一个具体的实践行为，是《北京文学》创刊70周年之际，《北京文学》编辑部“为了尽可能客观、准确、全面反映《北京文学》创刊70年不同时期作品的风貌”，编选了“《北京文学》创刊70周年经典丛书”，共四卷六册，其中有中篇小说两卷，可见中篇小说在编选者心中的权重。编选的中篇共12位作家的12部作品，不仅是《北京文学》视野里的经典，同时也可以看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的中篇小说的重要收获。
北京是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当然也无可非议地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镇。北京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这个伟大的传统一直深刻地影响着近百年的北京作家，他们内心强烈的国家民族关怀，对社会公共事务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态度，使北京的文学气象宏大而高远。丰厚的文学人才资源在北京构筑起了独特的文学气氛：所谓“文坛”，在北京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在这个专业领域内，竞争构成了一种危机也同时构成了一种真正的动力，特别是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这是为数不多的随处可以畅谈文学的城市，这是北京的优越和骄傲。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开放的国内国际环境，使《北京文学》有了一种得天独厚的文学实践条件，各种文学信息在北京汇集，不同身份的文学家以文学的名义在北京相会，国内外的文学消息和文学家的彼此往来，使北京文坛具有了不同于其他地方的视野和气氛。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北京的文学创作和批评，都因其对社会和现实世界的敏锐感知和宽广视野，因其不同凡响的万千气象而备受瞩目。它引领着中国文学的发展，它制造潮流也反击潮流，它产生大师也颠覆大师，它造就文化英雄也批判文化英雄……北京是当代中国影响最大的文学发动机和实验场，从某种意义上说，北京就是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缩影。通过这些中篇小说，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北京文学地理的走势与变化。
入选的作家如余华、迟子建、蒋韵、刘震云、谈歌、李佩甫、李唯等，并不是北京土著作家。但《北京文学》以其巨大的影响力吸引了这些作家并发表了重要作品。余华的《现实一种》是引起文坛注意的重要作品。陈晓明说，对于“文学怎么描写现实”“小说怎么表现真实”这类问题，余华在1988年通过《现实一种》做出了激进的回应，也可以说他做了一个极端的实验。这篇作品直到今天读来还很有力度，令人感到余华文字的那种刀刀见血的力道，以及背后透出来的那种残酷和令人绝望窒息的现实感；张燕玲认为迟子建的《零作坊》，讲述了关于屠宰场女主人翁史美痛楚而浪漫的故事，正是迟子建 “理想主义的抒情性”的一次变奏，作者以屠宰场心性浪漫的女主人所象征的理想主义，来反观残酷的现实存在，让翁史美分裂又自然的人格，在牲畜血腥与艰难人世生长出灵魂之花；孙郁评价蒋韵的《心爱的树》说，蒋韵感知世界的方式与同代人多有不同。她从畸形的生活里看到了被压抑的美，一切都没有答案。而对于沧桑岁月里温情的表述，是非左翼式的。我们于灰色世界的苦楚里，却感到了暖意的光泽；白烨认为刘震云的《单位》“不露声色 嘲尽世情”。在我看来，《单位》确有世情性，但更重要的是，刘震云在那个时代独领风骚，构建了“新写实”巨大的文学潮流；何平说谈歌《天下荒年》的思考，一定意义上是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起点，也是文学的一个重要时代主题。但小说对旧生活的拷问，显示了谈歌的文学视野和思想深度；何向阳评论李佩甫的《无边无际的早晨》，是与生俱来的乡愁。人类的黄金童年。接近真相的理论；李唯的创作数量并不多，但这部《1979年的爱情》，塑造了三个性格迥异的人物。那一波三折的爱情婚姻让人一言难尽，但艺术上却别有心裁绝处逢生。等等。真是群星璀璨，他们是这各种文学潮流的领袖人物和代表性作品。而刘恒、徐小斌、叶广芩、毕淑敏、邓友梅等或是北京人，或有北京生活经历，但并不是都写传统的“京味小说”。可能只有邓友梅的《那五》，写了地地道道的老北京。现在看来殊为难得。贺绍俊说《那五》有“超越时代的共名性”，所言不虚。至今那五的面孔仍然活在我们的记忆中，那个时代的风情画，也让我们记忆犹新。但刘恒、叶广芩、毕淑敏和徐小斌虽然没有写北京生活，但我认为他们的小说无可置疑地与北京有关：是北京的经历或阅历照亮了他们的生活积累，北京的地缘优势使他们获得了不一样的文学视野。刘恒的《伏羲伏羲》，并没有在“京味文学”的谱系中展开，但它对人性的开掘，对人欲望的觉醒与非人性的“伦理秩序”的挑战，是那个时代冲决一切思想牢笼的极端化和形象化的阐释。它的文学性是那个时代无以伦比的鲜红玫瑰；毕淑敏的《预约死亡》，表达的是生命伦理学、医疗现实以及临终关怀和安乐死等话题，在新冠肺炎肆虐的今天，仍有初次阅读的惊悚和震撼；叶广芩的《状元媒》在贺绍俊看来，捍卫人的尊严是其主题之一，叶广芩也将这一主题一直延伸到接下来的写作中，她特别赞赏那些处于危难或卑贱之中的人不畏权贵、不受诱惑，为捍卫自己的尊严所做的哪怕很细微的一个举动；而《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应该是徐小斌的成名作。小说几乎是一个“症候性”的事件，在理想主义与现代主义相互发现的时代，小说的“雅努斯”面孔令人耳目一新。这些优秀的中篇小说，犹如繁星般地镶嵌在《北京文学》的星空中。
文学选本是文学经典化的方式之一。当然，不同的选本一定要受到时代的限制，所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不仅指当代人在新的文学实践条件规约下，在新观念的支配下创作的新作品，同时也指不同时代对过去文学经典的再认识和再发现。这也正是文学经典的魅力所在，也就是经典文学的经典性。抑或说，即便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经典文学一直具有被再发现、再阐释的可能：过去我们曾经强调的经典作品某些方面的价值和创造性，遮蔽了它们具有的更丰富的内涵，或者说，因时代带来的不同局限、问题或困扰，我们总会以“片面”的方式强调经典的某个方面。这不仅可以理解，而且是难以超越的。因此，文学经典一直处在建构的过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确认和构建文学经典，应该是文学批评或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而《北京文学》编辑部编选的这套经典，其价值也正在这里。
（作者为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