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妙手 大兴可期
文/叶 晓
题记:“卓彼云汉,为章于天。”——《诗经·大雅·棫朴》
评书名家单田芳先生在讲书的时候,经常说到这样一句俗语:“大笔写大字,大人办大事。”这个话通俗易懂。大凡故事中,凤毛麟角之人占比很高,所以这词儿常用得上,不过日常生活中、普罗大众里,就不常见到“大笔写大字”的人物了。我们绝大多数老百姓,皆是肉身凡胎,终日眼光所及之处,无非衣食住行,读书劳动,看病打针。普通人追求的幸福,总跳不开这些。普通人就是我们,我们就是普通人。
身为普通人,总有这样那样的烦恼。每个人的烦恼都不尽相同,同一个地方的人也许有相同的烦恼,不同地方的人也许正处于烦恼的两端——这厢旱了,那厢涝了。解除烦恼,就是奔向幸福的手段,必由之路。
身为一名普通的北京人,也有这样那样的烦恼。有些是咱北京人共有的。比如,堵车这件事,相信每个人都有切肤之痛。可如果拿这种烦恼跟身处三线城市的乡友们发牢骚,难免有点对“夏虫”“语冰”的无力感。的确,不在其中,难解其痛。
一
上大学时,由于学校位于郊区,所以我们逛街购物就很奔波劳累,先坐“3”字头的公交车进城,再倒城里的公交车或地铁,殊为不便。那时梦想着毕业后如果能住到城里,在城里上班,每天路过一趟天安门广场,那该多幸福啊。后来我真的住到了城里,每天开着车路过天安门去上班,很满足,很幸福!可是,大多数人跟我一样,把幸福感维系在城市化带来的便利和集中上,没去想更远的事——大家都挤在一起了,很可能谁也走不动。这种状况在北京奥运会之前开始出现苗头,很快愈演愈烈,北京的城市交通成了老大难问题。
我每天的通勤时间从一个小时逐渐上升,后来竟然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程度——上班八小时,路上就得三个半小时。后来我为了躲过晚高峰,经常主动加班。
堵车成了常态,过去出门半天儿,能办好几件事,后来这一晌也就办一件事。聚餐约会,迟到的人多半会无奈地解释道:“我跟哪儿哪儿堵着呢……”
堵的是路,也是心。
有一次去东三环的客户那里开会,约的时间是上午九点。住在天通苑(北五环外)的制片需要开车顺路接上住在北四环亚运村一带的导演,跟我们在客户楼下会合。为了不迟到,我们的制片大哥早上六点半就出发了,七点过一点儿接上导演,然后在早高峰车流中挣扎了一个半小时,赶到目的地时,他们也仅剩下15分钟匆匆往嘴里填几个包子,疲惫不堪地开始开会。
还有一次几个同学自驾去新疆,两辆车,约好在出了八达岭隧道之后的第一个服务区集合。带队的同学反复叮嘱我一定要早上六点之前就出发,争取在早高峰之前出城。没想到坐我车的一个半大孩子闹肚子,耽搁了十几分钟,我们在六点二十左右开上了五环路。就是这十几分钟的偏差,导致我们迷失在早高峰车流中,好不容易开到官厅服务区,先到的同学已苦等了一个半小时。
城市太大了,也会闹病,叫“大城市病”。交通拥堵,就是“大城市病”的一种。你我都是普通人,享受着信息和资源高度集中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不知不觉就被困在了过于集中的网里,大家一起闹了病。这真不是一个一个的普通人能想得到,能避免得了的。
车多,人也多,焦虑蔓延。所以我们习以为常的交通习惯也有些病态。“中国式过马路”总被诟病,可真的仅仅是我们普通人的素质不够高造成的吗?我看不尽然。在新加坡和拉斯维加斯街头,我也见到个别路口有“中国式过马路”的现象。我们还是太拥挤了,当每个人的空间被挤压到极限,时间被消磨殆尽的时候,每个人都会焦虑,都会难堪,都会难过,我们每个普通人的幸福感就会降低。
关于“大城市病”的预警、反思和城市规划的改良思潮,早有萌芽。早在1982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就提出了“首都圈”这个概念,1996年的《北京市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以“2 7”的模式提出了“首都经济圈”概念,2004年,在吴良镛院士主持下又出台了一个“大北京”规划——不可谓言之不预。但说真心话,在史无前例的经济突飞猛进的局面下,即使专家也无法预料到北京的“大城市病”会来得这么快,爆发得这么典型,遑论你和我这样的普通人了。我们在“城市化”的美好前景下奋不顾身地,陆续涌向北京,追寻着各自的幸福,然后购车“摇号”来了,开车“限号”来了,我们一起“发病”了。
2016年,我去日本关西地区游玩。从大阪关西机场落地后到京都预订好的酒店,全程都乘坐公共交通,无缝接驳。那几天走在典雅精致的鸭川河畔和时尚活泼的心斋桥上,我常常想,关西地区的交通网络怎么能如此便利?大阪、京都、奈良等城市间通过发达的交通网络连接起来,又保留了各自鲜明的特色和功能定位,形成了所谓的“一小时交通圈”。进一步认识到,超大规模城市的确有其承载极限,合理控制城市规模,以“都市圈”的模式发展中等规模城市,似乎很有道理,能有效缓解“城市病”。回国之后,我特意百度了一下“大阪都市圈”,对照大阪模式,反观北京是否具备形成类似都市圈的条件。对照之下,我意外地发现,其实我们北京早已有所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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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末的望京、回龙观开始,到后来的天通苑、常营、未来城、长阳等卫星城镇的布局和发展,事实上已经走出了一步。更进一步地,环京周边的养老、地产、文化旅游等吸引北京人流的产业早就蓬勃发展了,或是市场自发、资本助力的,或有系统规划、政府引导的,已经呈现出人口分散、产业外迁的趋势。交通规划上,也在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的指导思想下,建成了密集的地铁交通网。通过这些公共线路,以及持续高速发展的城市道路、快速通道等,织成了一张网,把这些新形成的“卫星城”与主城区连接到了一起。从机场出来,也能够实现不出站换乘,到达数十公里之外的地方。看来,不是每个人都跟我一样蒙昧和迟钝,在我生活的这座城里,总有那么一些人不普通,他们“写大字,办大事”。因为一直生活在这里,反而对身边发生的变化不够敏感,这可能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共性。
感念之余,我才后知后觉地了解到,党中央和国务院早在两年前已明确了今后首都定位和发展的总体框架,这就是“京津冀协同发展”——面向未来打造新的首都经济圈,实现京津冀优势互补……这是一盘大棋,不知不觉中已经谋篇布局、大干快上了。这个战略规划,强调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从观念上突破了原先的区域局限。
2016年底,火爆多年的“动批”真的迁走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新闻每天都在说。告别了拥挤不堪的“动批”,看着通州工地的新闻画面,我真切地感觉到,这个城市在变。
二
生活在北京的人们,这些年不得不面对的另一个困扰,就是“霾”。表面上看起来,北京的霾是21世纪之后才爆发出来的,但科学告诉我们,这其实是长期积累形成,由量变到质变而爆发的。北方大的气候环境和北京“太师椅”形状的地势特点,本身就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这是其一。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中描写过北京冬季的风沙天:“天在日落的时候已变成很厚很低很黄,一阵阵深黄色的‘沙云’在上面流动,发出使人颤抖的冷气。”瞧瞧,这由来已久的先天条件,叫咱们上哪儿说理去呢?再加上数十年长期粗放发展、重工业环绕等多重因素层层加码,日积月累,就形成了北京“著名”的霾。
那是个夏天,我从河南开车走大广高速返京,在目力所及的最远端,北方有一团巨大的黑云,呈半球状,笼罩在高速路的尽头——天啊,那就是我的北京?这座巨大的城市,像一个怪物,正在吞噬数千辆车子呢。一个城市,生了病,使人害怕。看着我即将开进去的那团黑云,我的心里惊惧、悔怕,可我并没有掉头离开的念头。为什么呢?因为那里有我的家,我的事业,我的生活。也许正是千千万万个同我一样的人把家安放在这里,他们同我一样,是制造这团黑云的罪魁祸首,也是这团黑云的直接受害者。我们别无选择——我们或许应该有选择。
关于雾霾,有一条段子是这样调侃的:雾霾,我只吸北京的。相比于冀霾的厚重、晋霾的激烈,我更喜欢京霾的醇厚、真实和独一无二的乡土气息!——您看,霾这个怪物的受害者可不仅仅是咱北京,整个京津冀乃至更大的北方区域都受影响呢!
那是个冬天,我接到从南方飞过来的客户老总,一起前往央视,车开到长安街上东单路口时,客户突然发出了一阵感叹:“我的妈呀,这就是你们北京的雾霾天啊!”其时我手扶着方向盘,正伸着脖子想努力看清楚红绿灯呢,只好报以自嘲的苦笑。——千真万确,当时的我,身为北京人的自豪感荡然无存。自那次以后,逢车限号时我不再抱着侥幸心理把车开出去了,不是为省那可能被罚的一两百块,而是真的过意不去啊。有时去距离较近的地方或者车辆密集的中心地带时,我也首选公交出行了,有时骑车。为了咱北京的空气质量,为了咱北京人的脸面,就算是辛苦点儿,心里却坦然,敞亮!这感觉不错。
北京“治霾”,治理空气污染,不独是北京一家的事,也不可能立竿见影。但是聚沙成塔、集腋成裘,除了咱北京人积极响应绿色出行号召,自觉减少污染源之外,那些我们普通人看不见的大手笔正在起作用。从首钢搬迁开始,工业外移,到周边协同联动,京津冀共同打造联防联控联治的体系,如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沿海防护林工程、京津保生态过渡带等重点工程,虽然在我们普通人的视线之外,但却逐渐显出成效,惠及每一个普通人。三地共同植树造林、修复海岸线、恢复滨海湿地……资料显示:2014年至2019年,京津冀三地空气质量进一步改善,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均呈下降趋势,其中北京市从2014年的85.9微克 / 立方米降至2019年的42微克/立方米,降幅51%,京津冀区域降幅46%。2020年,京津冀三地平均优良天数达到70%以上!数据是有力的证明,我们的切身感受也是。这两年,坊间闲谈中总听得到这样的话,雾霾天少了!这是每个普通人的真实感受!蓝天多了,空气透亮了,心也畅快了。几年前已出现蓝天白云的好天气,朋友圈里都是奔走相告、竞相刷屏,这两年好天气越来越多,大家似乎习以为常,反倒不怎么晒朋友圈了。平心而论,这就是变化。
有一次跟三河的一家企业高层开会,对方董事长说起他的南美之行,不住嘴地夸赞地球的那半边负氧离子浓度有多高,以至他长途飞行之后毫无倦意,每天精神亢奋,犹如“醉氧”。其实我知道,那不是醉氧的感觉,而是干净的感觉,醉的是心。我有类似的感受。在飞行十几个小时之后,我下了飞机就开车,当天把旧金山一半的打卡景点都逛遍了,也不觉得疲劳,之后连续十几天自驾畅游,不觉得累,也根本不需要倒时差。当时我以为是旅游的新鲜劲儿导致身体亢奋,感觉不到疲劳,可后来到新疆自驾,同样是精神头儿倍儿大,没有疲劳感,于是我确定那不是心理因素导致的畅快——而是干净、纯净的空气质量,是一口呼吸直达肺腑的通透,是董事长说的,负氧离子,让人心醉。时至今日,我们北京,我们京津冀还远达不到那种使人醉心的空气质量,也就是说,我们的负氧离子指标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但变化已发生,未来可期。
三
2007年,我在燕郊买了一套房,原打算用来给父母养老居住。可老人家经过多轮在北京的短居尝试之后,仍然接受不了这里的空气和水,适应不了这里的干燥和拥挤,我只好放弃了原来的设想。
燕郊是个好地方。燕郊距 CBD核心区国贸不到 30公里,距天安门不到 40公里,从距离上看具有极大的区位优势,住在这里到国贸上班理论上应该非常便利。但事实上,以燕郊为代表的北三县地区到北京城区任何地方至今还没有一条通勤轨道交通设施,交通出行严重依赖公路交通,并且出路少,非常不便。唯一的原因是,燕郊不属于北京,不在北京市政规划和建设的职权范围内。当年我母亲问过我,从燕郊那处房子到我家有没有地铁,除了开车,坐公交车的话挤不挤,要多久?显然我没法给老人以满意的答复。即使燕郊如此近,即使已经有数十万名年轻人选择了在这里安家,他们每天上班的通勤之路依然不如北京城里的其他郊区居民点来得便利,比如北苑,比如亦庄。
最近,新的消息传来:燕郊要通地铁啦!连接城区东大桥至平谷新城的地铁 22号线在燕郊规划的三个站点开始动工兴建。这意味着,我可以圆满地回答母亲14年前提出的问题啦。从此以后,北京地铁不再只服务于北京区域了,而跨出了自家“一亩三分地”。
说到养老安置,城里人多半都有个“田园梦”,到郊区去,到村里去,是很多人的念想。但仅有郊区和农村的低容积率、乡土气息和种菜养鸡可不能满足真正的养老生活,医疗设施和条件才是真正的“痛点”。
听闻全国的医疗资源严重集聚在北上广三城,高达 80%以上,那么就自然而然形成了一个怪象——全国人民都来北京看病。大医院都在城里,好医院都在大城市里,这就像喷泉,中心涝周边旱。北京的医院里,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人潮涌动、摩肩接踵,且其中过半都操着外地口音。不仅如此,城区的郊区的医疗资源都有很大的落差。我操办央视模特大赛的时候,为拍摄模特敬老环节,曾到访过位于北七家的一家条件不错的养老院。那家敬老院场地开阔,设施齐备,老人们吃得好,玩儿的花样也多,听院长介绍说在这里养老的不乏有地位的专家、有名气的学者。当我随口问到老人们看病保健的问题时,得到的回答却出乎意料:老人们看病拿药,必须得坐两个小时的班车,到三环里的安贞医院去才行。只是因为,大医院都在城里呢。
大学同学石头,在出城40公里的地方租了个农家小院,花了好几个月装修改造,弄得风雅精致别有洞天,兴冲冲邀我们去做客。我却问了一句煞风景的话:生病了怎么办?
人难免生病,老人早晚都会生病,生病了,得到医院,这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眼光所在啊。多年以来,我与父母亲相隔千里,一旦老人生病或出意外,我们远水难救近火——这种可能性一直是心头之患。我一直关注着身边的事,挂念着京郊或者环京地带的政策变化,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妥妥当当地安置父母的养老问题,以及若干年后自己的养老问题。养老的焦点之一,就是医疗条件。
以前的燕郊除了交通配套不便之外,医疗和养老照护服务曾经也是难以解决的问题。除了燕郊所在的京东北三县,天津、廊坊、固安、涞水和涿州都是风景宜人的养老胜地——还有张家口、承德——只要配备了便利的医疗和养老照护配套,形成特色产业,解决的恐怕不仅是北京的城市病问题,不仅是环京经济驱动力的问题,甚至能给其他老龄化国家提供样板呢。
我们普通人,看得到切身利益,想得到个人进退,却很难舍弃眼前利益,做出长远的布局来。举个例子——
大学同学里有一个四人爬山小分队,我是其中一分子。去年11月的一天,我们四人去爬妙峰山。由于走过几次,所以这次没有拿出户外旅行软件“六只脚”来核对路线,而是由我根据记忆来带路。我带着他们,沿着河道走,沿着大路走,沿着石板走,走着走着,就来到一处陡坡前,没路了。这陡坡高达30米,坡度接近80度,还满是碎石和松软的沙土,根本不可能爬上去。在踌躇、尝试和争吵了半个多小时之后,我们四个人不得不带着满身的泥土原路返回,借助工具找到了之前错过的小路口。待我们沿正确的路线爬到那处陡坡上方,站到高处时才豁然开朗——那地形和路线就活生生摆在我们眼睛底下呢!可当我们在谷底自以为是地苦苦跋涉时,是真看不到、看不清的。
所谓眼界,必然取决于你所站立的高度。所谓格局,也必然取决于你所秉持的目标。身为北京人,我们又如何能够理所当然地要求把所有的医疗资源都放在自己身边呢?既形成了这种局面,我们又如何妥善地安置我们的亲人和未来的我们自己呢?
最近几年,随着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的推进,产业规划越来越明晰,医疗资源逐渐向郊区和京外扩散共享,在燕郊,在昌平,在廊坊,在涞水,据说都兴起了不少以养老为主题的设施和服务机构。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到环京区域购房养老。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就选择了燕郊,把老岳父安置在那里。这两年我的心思也有点活泛了,重新考虑把父母接到自己身边近一点的地方……回头再审视交通、空气质量、医疗条件等,跟10年前比比,是不是有了积极的变化呢?
显然,这变化超出了我的预期。交通改善了,城际交通方便了,空气质量改善了,医疗资源分散了,一切都往积极的方向发展着……我们不用挤在一起忍受“大城市病”的折磨——我相信,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我们北京人,我们京津冀的兄弟伙伴们,幸福感不会打折扣!
四
还是大学同学,另一个,名叫琛姐的北京人,跟我一起在郊区培训。晚饭过后我们在室外溜达,不经意抬头看天,竟然发现了久违的星空。闪亮的星星一颗一颗,散布在深邃的穹幕上,偶尔还眨眨眼,似乎彼此发送着信号,于是我们就聊起了星星。
我说,小时候夏夜纳凉,我常躺在我父母学校操场的大草坪上,一边听着大人们闲话,一边数星星。那可真是浩瀚啊!我说,那星星多得数不过来,北斗七星、牛郎星、织女星,它们中间隔着一条白练一样的银河,而银河里,更有无数颗明亮的星星,闪着波光,就像一条发光的大河……
“且慢,”琛姐打断了我,“真的能看到银河吗?”
“当然!”我很疑惑,难道生活在北京的人看不到银河吗?倏然,我明白了,大城市上空集聚的颗粒物、尘埃等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罩子,它让我们看不到更多的星星了,很有可能看不到银河。在北京生活这么多年,连我都很少看到连片成形的星空呢,更别提看到美丽的银河了。看不到璀璨夺目的“星图”,自然也就体会不到那种震撼了。
回到房间后,我打开电脑,搜索星空图片,却发现换个视线方向也有收获。从下向上看,可见星空,从上往下看,还有另一种“星空”——从卫星上拍摄的地面灯光分布图。找到中国的灯光分布图,可以看到华北地区最亮的点有两个:一个是北京,一个是天津,相隔不远但未连成片。与京津地带相似亮度的还有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那两处灯光都是成片的。在这三个城市圈(经济圈)之外,星星点点、或明或暗的灯火点线相承、彼此辉映,形成了一幅令人激动的星图。这就是经济发展的星图,是人口密度和能耗的星图。我脑子里突然蹦出一句话:“卓彼云汉,为章于天。”此“云汉”却是人造的,多么伟大!
细看这“星图”,恍如棋局。有个好弈的老兄曾对我普及过围棋知识,我一知半解,不过浅显的道理还是明白一点儿——落子布局要讲究点位,子与子之间要有呼应、连接,而且不能紧挨着密密麻麻地占位,要留“气口”,不然就把自己挤死了。如果要做活一片,飞子就得跳出区域格局,站在全局的高度去审时度势。那么要解北京“大城市病”这一困,该如何落子呢?
我原以为只有新建的大兴机场是一手妙棋。在2019年之前,她还没有被正式命名,坊间一般呼为“新机场”或戏谑为“武大郎(廊)”机场——取机场毗邻的天津武清、北京大兴、河北廊坊各一字组成。不要小看这个戏谑称谓,它是从概念上把“首都”的机场扩展到了“首都圈”即京津冀的机场概念,服务对象和规划辐射理念有了质的改变。这一手已经跳出行政区域格局,站在新的高度上了(当然,还是“大兴”这个名字好,既正式又寓意美好)。新机场落成试运营演练期间,我曾受邀去参观,那里给我的最直观的印象是空间感和设计感爆棚。借助讲解和图示,我发现,原来大兴机场整体造型颇似一只振翅欲飞的凤凰,坐北朝南,气势雄伟,美不胜收!
四年前开始立项动工的雄安可一直不在我的视线之内。2018年有个做房地产的中学同学来京,途经雄安停留参观了一下,到京后对我们赞不绝口,说雄安是“未来之城”。我仍不以为意——远在百公里之外的一座新城,与我的生活如何相关呢?
2020年12月27日,中午,我从考场走出来,接到了那位好下围棋的老兄的电话和微信。他电话里说,京雄高铁通车了!他乘坐的C2702次复兴号列车,上午10点18分从雄安站出发,只用不足50分钟就到达了北京西站!“不足50分钟”,这句话突然提醒了我,从大阪关西机场乘坐特快电车到达京都站,还要80分钟呢!这就意味着雄安与我之间的距离,比京都与大阪之间的距离更近!看着老兄发给我的视频里,复兴号动车组飞驰的车窗外,良田千顷、天地一色,快速闪过,我发了好半天呆。比之关西,比之东京都,比之纽约、伦敦、芝加哥,比之湾区和洛杉矶都市圈,我们京津冀是不是也有资格喊出“一小时交通圈”这个名号了呢?
建设雄安是个标志性的事件。雄安位于首都“一小时交通圈”这个事实,刷新了我的认知。我赶紧去查,原来早在我的认知之上,北京的交通改善不仅仅着眼于城区疏解,而且着眼于构建京津冀一体化的交通体系,站在整个大北方的区域高度和全国性、世界级的眼界上进行规划和统筹。这就厉害了。
这么来看,雄安这一子,算不算一手“超大飞”?
包括雄安在内,“一小时交通圈”里还有天津、石家庄、保定、唐山。不仅有京雄高铁,还有京张、京滨、京唐等城际列车等,再加上高速路网,“轨道上的京津冀”已然成型。
自2014年的2月26日开始,京津冀一体化在产业协同发展、生态环境联合治理、公共服务一体化等各个方面都往前迈进了好大一步。如果不是那位围棋老兄提醒了我,我还真没意识到,近些年交通状况的改善、空气质量的好转,以至环京养老资源的优化,莫不是与这桩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息息相关啊!
走在公园里、水岸边,看着水中跃动的鱼儿,浮潜于倒映的白云中。抬头看看,远处城际铁路呼啸而去,银白色的客机像铁鸟一样拔地而起,半空中的风筝笑吟吟地看着你,手抓风筝线的孩子们奔跑着、欢呼着……能不感动?这几年在党的百年征程中看起来微不足道,可就是这点滴积累、披荆斩棘,提升了普通人的幸福指数,在百年画册中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蓦然回首,有此巨变,展望未来,自然锦绣可期。
有朋友说,天蓝了,水清了,空气透亮了,地铁站多了,得益于我们普通人看不见的京津冀一体化推进。站在全局的高度,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区位一体,紧紧抓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关键理念,京津冀协同发展就到了新的高度,拥有了新的可能。按照高大上的说法,这叫“顶层设计”。
在这个“顶层设计”中,雄安,一定是落子布局的最大妙手。有了这个妙招,这盘棋活了,凤凰展开翅膀,将欲一飞冲天。
这一手,够不够“为章于天”的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