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今年下半年召开，在这一极其重要的历史节点，北京作协紧紧围绕迎接党的二十大主题主线，认真谋划，精心组织，特开辟“喜迎二十大奋进新征程”专题作品精选，这些作品由多位著名作家执笔，以北京为视域背景，记录时代脉动，传达人民心声，并从当下的地点、人物、文物切入，深入历史“现场”，以普世的层面和视角，用动人的情感和温度，既将历史和现实进行了密切关联，延展出了党史的时代价值，又着力反映了党史内在的精神要义。以丰富的角度和多重的维度，回顾党的伟大历程，展现党在各个时期的高光时刻，歌颂党领导中华民族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和历史经验，将伟业铭刻史册，镌丰碑昭示未来。特辑于此，以飨读者。

跫音

文/李舫

　　北京，东城。

　　横平竖直的北京旧城，有一条东西向的长街——五四大街。这条大街的中心，有一个朴素的门牌，上面刻着“五四大街29号”。在这个门牌的后面，是一个不大的院落，古朴的铁门后面，静静地矗立着一座红砖砌筑、红瓦铺顶的老式建筑。春来暑往，斗转星移，这座“工”字形的建筑已逾一个世纪。

　　1918年初，李大钊在这里创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的学生们正是从这里出发，一路行进到天安门，点燃了五四运动的熊熊火焰。

　　1918年，毛泽东在这里的第二阅览室担任图书管助理员。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邓中夏、高君宇等19人在北京大学红楼秘密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又称“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学红楼一层东南角的李大钊办公室，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秘密成立北京共产党小组。

　　因与北京大学的历史渊源，因深沉宁静的红色外貌，这座建筑从建成至今，一直被人们称作——

　　北大红楼。

一

　　1917年，农历丁巳。

　　这一年，刚刚回到中国履新北京大学校长职的蔡元培刚满50岁。五十而知天命，蔡元培却不知道他要面对的，到底意味着什么。

　　作为北京大学的第四任校长，等待他的是一个烂摊子。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将北京大学腐蚀得乌烟瘴气，教员因循守旧，学生无心向学，人心日渐堕落，校园毫无生气。立志改革的蔡元培，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改革主张，他要从一所大学开始，用教育和启蒙的温和方式重新掀起一场意义更加深远的革命。

　　北京大学的前身为京师大学堂，创办于1898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京师大学堂被迫停办。1902年大学堂恢复办学，采用分馆制，设有仕学馆和师范馆，后又陆续增添进士馆、译学馆及医学实业馆。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改名之初，校内封建官僚习气依然如故，学生多是仕宦子弟，他们来此读书，无非是为日后的官运仕途谋取身价和资格。

　　此时的北京大学，春冰未泮，春寒料峭。

　　1月9日，蔡元培冒着严寒，发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他试图用教育完成救国宏愿，“吾人苟切实从教育入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

　　蔡元培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友。值此之际，他莅任的第一要务便是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改造北大，致力于把北大办成以文理科为重点的综合大学。蔡元培从改革文科入手，扩充文理两科，文理两科的负责人便是文科学长、理科学长。这一年，他着手的第一件事，就是正式致函教育部聘请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

　　此时，蔡元培致力的理想教育是一种人格教育，因此他必须改革北大旧有的教育体系，尤其是文科教育。在他看来，文科学长不但必须是“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还必须具有革新的思想，勇于“整顿”的革命的精神。当时，陈独秀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以《新青年》为阵地，把一篇篇笔锋犀利的文章化为投枪，向旧礼教、旧道德、旧文化展开毫不留情的抨击。作为“一员闯将”，陈独秀“是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

　　北大文科原先只有四门：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中国史学、英语。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没多久就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增设了德语、俄语、法语三门，并针对哲学、英文、中文分别设立了研究所。在文科的课程设置上，陈独秀也不拘一格，他曾经力排众议而开设了“元曲”科目，将“鄙俗”之学搬入高雅之堂，这是我国大学讲坛第一次开设“元曲”科目。除此之外，陈独秀还积极邀请各类人才到北大执教，如胡适、李大钊、刘半农等，一时间，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大都聚集于北大文科。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翌年，该杂志改名为《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陈独秀受聘为北大文科学长后，《新青年》编辑部随之移至北京，由一人主编改为同人刊物，并成立编委会，北京大学由此成为当时中国思想界最活跃的阵地。这个时期，胡适、陈独秀前后在《新青年》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与《文学革命论》，一同扛起了中国文学语言改革的大旗。此后，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周作人等人相继唱和，汇聚成一股势不可移的新文化运动的潮流。

　　1918年12月，陈独秀、李大钊创办针砭时政的战斗性刊物《每周评论》，编辑部就设在北大红楼文科学长办公室。《每周评论》与《新青年》相互配合，协同作战。《每周评论》猛烈抨击封建军阀统治，揭露日本在中国东北和山东攫取权益的侵略行径，号召人民奋起抗争，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又一个宣传阵地。

　　陈独秀执掌北大文科，随情任性，雷厉风行，锋芒毕露。正因为如此，陈独秀也结怨甚众。他的特立独行、唯我独尊，也令他举步维艰。在众人的压力之下，蔡元培不得不主持召开文理两科教授会主任会议，宣布废除学长制，成立由各科教授会主任组成的教务处，由教务长替代学长。实际上，陈独秀是被体面地卸下文科学长一职，体面下课。

　　犹如夜空中的焰火一般，陈独秀在北大红楼的两年，灿烂绽放，璀璨高升，旋即下落，化为灰烬。他将光明留给了周遭，却伴着余烬黯然离开，踽踽独行。

二

　　1918年仲秋，一个满口湘音的青年，背着一个简单的包袱走进了北京大学的校门。

　　他，就是后来影响了整个中国甚至整个世界的毛泽东。

　　五年多前的春天，毛泽东被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录取，在那里度过了五年半的光阴。在这所学校里，对他影响至深的有杨昌济、徐特立、袁仲谦、黎锦熙、王季范、方维夏等，其中尤以杨昌济的影响最大。杨昌济对这位勤奋善思的农家子弟很感兴趣，他在日记里这样记述对毛泽东的最初印象：“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才，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他期待毛泽东像曾国藩、梁启超一样出类拔萃、济世救困。而对毛泽东来说，杨昌济是他最敬服的老师之一，其教授的伦理学也是他最喜欢的课程，他甚至把杨昌济翻译的《西洋伦理学史》全部抄录下来。

　　剧烈动荡的社会呼唤“大造”之才，而毛泽东也正关注着变幻的政治风云。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编印《明耻篇》小册子，毛泽东在封面上写下“：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他还在挽学友的诗中写道：“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列嶂青且茜，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对民族危难的沉重忧患，以雪国耻、救国亡为己任的情怀抱负，跃然纸上。

　　尽管那时的毛泽东年轻英俊，已经是新民学会的领导人之一，在湖南小有名气，但在北大这块精英聚集之地，还只是一个来自外地的普通青年，默默无闻。后来他以一种略带自嘲的语气回忆这段经历：“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尽管如此，毛泽东并没有灰心，他参加了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利用在北大旁听的机会如饥似渴地学习。

　　这一年8月15日，25岁的毛泽东为新民学会赴法勤工俭学的事，由长沙乘火车到北京，这是他第一次走出湖南的长途之旅。可是，他没有去法国，而是选择留在北京。日后，毛泽东在接受埃德加·斯诺采访时说到其中的原因：“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此时的毛泽东，思想信仰仍未确定：“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

　　此时，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恩师杨昌济已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赴法勤工俭学的信息就是杨昌济传回家乡的。那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法国到中国招募华工，北大校长蔡元培等人借机筹建了华法教育会，组织中国学生开展赴法勤工俭学活动，杨昌济及时把这个消息传回湖南。这时的湖南政局混乱，政权更迭频繁，教育已经摧残殆尽，学生已至无学可求的境地，杨昌济让他的学生们积极准备赴法留学，选择勤工俭学这样一条新路。毛泽东选择留在中国，经杨昌济介绍，他被安排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

　　毛泽东来到北大工作，不是简单地北漂谋生，而是继续探求救国救民、匡扶正义的真理。正是由于杨昌济的介绍和推荐，《新青年》为毛泽东开启了另一个认识中国与世界的窗口。陈独秀所说的“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对他的触动极深，循着新文化运动的思路，他在努力地探索，为此阅读了许多哲学和伦理学方面的著作，而他兴趣最大的是伦理学，他认为“：伦理学是规定人生目的及达到人生目的的方法之科学”。之所以如此认识，是因为他觉得“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而要改变这种状态，就必须“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由于“蔡（元培）校长帮忙的缘故”，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安排毛泽东干打扫图书馆、整理图书等轻便工作。有了这份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我每月可以领到一大笔钱——八块大洋”，这让他在北京的生活得以稳定下来。在北京大学，毛泽东得以近距离接触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陶孟和、胡适、邵飘萍、梁漱溟、周作人等，发现了一个他从前所不知道的世界。也是在这里，这个南方青年懂得了中国之大、南北之遥：“在公园里，在故宫的庭院里，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还结着坚冰的时候，我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我看到杨柳倒垂在北海上，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北海冬树挂珠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激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1919年3月，毛泽东因母亲病重辞去北京大学的职务回到家乡。尽管在北大不到半年时光，毛泽东却读了大量的书，接触了许许多多的人和事，特别是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最早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先驱，这对他未来的选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北大走出来的毛泽东，浸润了北大的精气神，已然成为一位胸有利器、心怀世界的有为之士。1945年7月1日，抗战胜利在即，傅斯年作为6名国民参政员之一乘飞机访问延安。毛泽东单独安排时间，与傅斯年彻夜长谈。同当年北大相比，时间和场景都有了转换，可毛泽东依然不失他乡遇故知的情怀和礼贤学人的雅量。谈话中，自然谈到北大学生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谈到傅斯年等五四运动风云人物。听到谈及自己，傅斯年谦逊地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就在这个朝气蓬勃、挥斥方遒的年纪，毛泽东写下了这句诗。正是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面对中国近代以来的贫弱局面，毛泽东自信将来掌握中国历史命运的重大使命会由他们这一代有志青年去承担。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深刻反思：“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他大声宣称：“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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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清明时节，细雨纷纷。

　　雍容的红砖红瓦红墙红楼，掩映在道路两旁绿意盎然的行道树里。

　　1919年，30岁的李大钊意气风发。他快步走在沙滩北街，灰色的长袍在他身后飘起。一夜喜雨，落英缤纷，雨后的空气清新甘甜，他忍不住停下脚步，深深地呼吸。李大钊遥望湛蓝的高天，他的脸上洋溢着憧憬和幸福。

　　12年前，18岁的李大钊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政治经济。新世纪以降，西风渐近，6年的学习让李大钊茅塞顿开。1913年的冬天，李大钊怀着忧国忧民的情怀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正是因为在早稻田打下了西方经济学的良好基础，使得李大钊成为中国第一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高级知识分子。

　　1915年1月18日，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各国无暇东顾的时机，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觐见袁世凯，递交了“二十一条”要求的文件，并要求政府“绝对保密，尽速答复”。此后日本帝国主义以威胁利诱的手段，历时五个月交涉，迫使袁世凯政府同意，企图把中国的领土、政治、军事及财政等都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的21个无理要求，这便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李大钊闻之，拍案而起，积极参加留日学生总会的爱国斗争，他起草的《警告全国父老书》的通电迅速传遍全国，他也因此成为举国闻名的爱国志士。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出生于河北乐亭的李大钊是其中的典型代表。1916年春，尚在日本留学的李大钊寄语祖国：“春日载阳，东风解冻。远从瀛岛，反顾祖邦……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西风尽，春归来，日本的春天已经来临，祖国的春天又在哪里？再造青春之中华的理想充溢心中，李大钊将无限的心事、无限的遐想、无限的祝福一气呵成写进洋洋万言的《青春》。

　　这篇文章发表在1916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1号上。陈独秀被文章回环绕梁的韵律、荡气回肠的气魄和精辟透彻的说理深深打动，特别将它安排在第二篇。文章“江流不转之精神，毅然独立之气魄”，骤然传遍大江南北，对中国旧文化、旧思想、旧政治产生了极大的冲击，激起无数热血青年满腔救国豪情。

　　1916年，李大钊回到中国，积极投身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宣传民主、科学精神。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既有清新自然的白话诗歌,也有全面系统的述理长文，最早在《新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这一先进科学思潮，向中国人民介绍了什么是“十月革命”，什么是“布尔什维主义”。

　　1918年底，在章士钊的介绍下，雄心勃勃的李大钊进入北京大学，受聘担任图书馆主任。这里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精神，让李大钊如鱼得水。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前身是清末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此前这里缺乏远大规划，管理相当混乱。上任伊始，李大钊便着手进行改革，北大图书馆很快从旧式藏书楼转变成现代化大学图书馆，迅速跻身国际先进图书馆行列。

　　这是1919年的清明时节，一个月后，这里将爆发举世震惊的五四运动。李大钊快步走进红楼大门，腋下夹着新刊出的《新青年》。他三步并作两步走上二楼，冲进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办公室，红色木质地板在他的脚下“吱呀吱呀”地响着，似乎在回应着他的兴奋。阔大的办公室里，窗纱在风中高高飘荡，灯光有些暗淡，蔡元培的桌上摆放着一盘青菜、一碗米饭加上一碗清汤。蔡元培正埋首书堆间，在文件和书页上认真地批录。这位校长的工作可以用日理万机来形容，他忙碌了一个通宵加上一个早晨，家人只好将他的早餐送到办公室。

　　兴奋不已的李大钊冲着一脸懵懂的蔡元培大声宣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正是在这里，李大钊在北大秘密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把经过五四运动锻炼的优秀青年组织起来，进一步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

　　研究会一开始是在秘密状态下成立的，主要活动包括搜集和翻译马克思主义书籍，分组分专题进行研究，举行定期讲演会、讨论会和不定期的辩论会等。校长蔡元培大力支持研究会的活动，从北大借了两间屋子给研究会做活动场所，一间做办公室，一间做图书室。他们给图书室名副其实地取名为“亢慕义斋”——“亢慕义”即英文“Communism”（共产主义）的音译。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得以在北京大学及北京各高等学校的青年学生中迅速传播，而其中的一个重要影响，便是为北京党组织的建立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到1922年初，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从最初的19人增至60多人，后来一度发展到200多人。

　　1920年春，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同时在北京和上海从事建党的筹备工作。同年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在北京，红楼李大钊办公室的外间会议室，正是当时筹备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联络处。

　　1920年10月，下南洋募捐的张国焘风尘仆仆地回到北京。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在北京大学红楼东南角的李大钊办公室，秘密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这是北京历史上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当时，李大钊每月从自己的薪俸中捐出80元，作为小组活动经费。同年11月，北京共产党小组举行会议，决定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被推选为书记。12月2日，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成立，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明确以社会主义为研究对象的学术社团，李大钊的名字列于八位发起人之首。

　　从1918年来到北京大学，到1925年8月离开北京大学，李大钊在这里工作了七年多。在此期间，李大钊开设了唯物史观课程，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课程引进了北大。从此，他在这里播下了革命的种子，生机勃勃地在中国大地上展开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革命运动。

四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一部沉重而悲壮的中国近代史负荷着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榨下的无穷无尽的苦难，也载录着他们一次又一次起自血泊的英勇抗争，腐败的封建王朝和帝国主义相互勾结，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国破家亡，民族垂危，中国向何处去？谁能救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面对混沌的天宇发出悲怆的呐喊。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战败宣告结束，作为协约国的中国也沉浸在欢庆之中，德国强加在中国身上的耻辱标志克林德碑被推倒了，祈求着公理的亿万中国人民，将美好意愿诉诸公理。可是，公理真的战胜了强权吗？1919年1月18日，协约国首脑聚首巴黎召开和会，不顾中国人民的再三呼号，于4月30日悍然决议将中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四万万中国同胞的忍耐在1919年5月终于走到了尽头。

　　1919年5月3日下午，北京大学的学生们知晓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外交失败的消息，当晚他们在法科礼堂召开大会，约请北京十几所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热血在沸腾，地火在燃烧。北京大学，莘莘学子在觉醒。

　　“青岛完了，山东完了，中国完了！”许德珩悲叹。

　　“巴黎和会就是列强的分赃会议！”邓中夏愤懑。

　　“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罗家伦呐喊。

　　“孙中山的革命仅仅是将大清的牌匾换作了中华门，不能算是彻底的革命，我们要开始彻底的革命！”热血青年在思考。

　　5月4日，来自北京大学等十几所大学的3000多名学生，从北大红楼出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抗议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把山东从德国手上转让给日本的强权统治，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并在示威游行中火烧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宅，痛打章宗祥。

　　这一天，鲁迅在日记中用一个字来描述北京的天气——“昙”。“五月四日是个无风的晴天，却总觉得头上是一天的风云。”北京大学学生杨振声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昙”，意为乌云密布。这一天，怀着满心的乌云，学生们从北大红楼出发，一路到天安门、东交民巷、赵家楼，一路怀着愤怒带着激情不停地呐喊，乌云密布的中国，喑哑的天空终于发出了响亮的声音。

　　初心在萌芽，信念在激荡。中国的四面八方，有志之士不约而同聚集在一起，思考中国究竟往何处去，宣传新文化、新思潮的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在北京，陈独秀钦佩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希望马上成立马克思研究会，李大钊提出进一步组织发动工人；在天津，周恩来、邓颖超、马骏、郭隆真、刘清扬等一批先进青年由于共同的觉悟、共同的使命组建觉悟社；在济南，第一师范学生组成励新学会；在湖北，董必武创办武汉中学；在湖南，毛泽东等发起“驱张运动”，率代表团赴京请愿；在上海，毛泽东终于找到陈独秀，夜读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稿，憧憬着中国革命的未来，坚信农民将是革命的主力军；在北京，李大钊与毛泽东促膝长谈，悟到经济基础问题的肯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前提。

　　源于德国小城特里尔的种子，在觉醒者的心灵中孕育成长。红色的激流汇入黄色的土地，掀起汹涌壮阔的狂澜，汇聚成光耀中华的绚丽日出。

　　五四运动的爆发，直接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并由此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

五

　　1920年2月，由于李大钊在危急关头的鼎力相助，陈独秀离开北京，从天津前往上海。不久，陈独秀、李大钊努力联系到共产国际，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一个极速在中国组建红色政党的战略，在中国付诸实施。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建立。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11月，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而后，广东共产主义小组、山东共产主义小组以及共产党旅日小组、旅法小组相继成立。

　　上海兴业路一栋普通的小楼，如今已经成为众多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朝圣地”。穿越一个世纪的风雨和沧桑，这栋普通的小楼，越发显现出一种纯粹的宁静和美丽。100年前的1921年7月23日，一群年轻人聚集在这里，革命的星火，燃烧出一片崭新的天地。来自长沙、武汉、上海、济南、北京等地的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李达、李汉俊、王尽美、邓恩铭等13名代表聚会在上海这座小楼里，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嘉兴南湖一条简陋的游船，今天已经成为浙江的红色地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途受到密探骚扰，改在浙江嘉兴南湖一条游船上继续举行。正是在这条小小的游船上，与会者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布成立。穿越一个世纪的洗礼和磨砺，这条简陋的游船，静静地停泊在南湖岸边，任风吹雨打，坚若磐石。

　　“我们喊个口号吧！”兴奋的何叔衡提议。

　　“马克思主义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民族万岁！”

　　铮铮誓言，震撼寰宇。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进行的，当时鲜为人知，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但它确实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仅是一个由50多名党员组成的很小的党，但它却像春雷，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空震响；像火种，在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心头点燃。大浪淘沙，星火燎原，从此，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革命就从这一叶小舟启航。

　　作始也简，将毕也钜。

　　谁也不会想到，风雨如磐的暗夜里，一次秘密的会议如一道闪电照亮民族复兴的征程，共产主义运动迅速席卷大江南北，声势日益浩大。谁也不会想到，在烽火连绵的旧时代，一个坚定的信念、一种人民至上的主义，彻底改造了古老的中国，彻底改变了人的命运，彻底改写了人类社会的政治版图。

　　谁也不会想到，朴素的初心，凝聚了非凡的力量，让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从嘉兴南湖红船上寻找光明的摆渡人，到驾驭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领航者，中国共产党激励与召唤着亿万人民生死与共、始终相随，让这个曾经四分五裂、一穷二白的国度，于危难中振作，在绝望中重生，已然可见复兴的曙光。

六

　　“走，去北大红楼！”

　　一声声热切的呼唤，将新潮的年轻人拉进了久违的峥嵘岁月。沸腾的热血、激荡的青春、昂扬的斗志、坚定的信念，光影淋漓间，一个又一个场景还原了20世纪20年代初的风云变幻。

　　皇城根遗址公园西边、五四大街路北、北京大学的旧址——北京大学红楼在烟雨中傲然矗立。

　　北大红楼始建于1916年，落成于1918年。恰是在北大红楼落成之际，巴黎和会上的中国外交陷于失败。从1918年11月的“公理战胜强权”庆典，到次年1月的巴黎和会，短短两个月时间，当时的中国充分诠释了“自古弱国无外交”的定律。以北京大学师生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真实地懂得了所谓的“公理战胜强权”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

　　北大红楼通体红砖砌筑，红瓦铺顶，砖木结构。北大红楼落成之际，便是五四运动爆发之时，这是时代的必然，也是人民的选择。北大红楼是中国近代史上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在北京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进步思想的重要场所。不难理解，面对巴黎和会屈辱的局面，何以五四运动的浪潮从这座看似静谧的红楼开始，随即迅速波及天津、上海、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等大中城市，最后遍及整个中国。

　　北京大学诞生于中华民族风雨飘摇的时代，直接孕育于甲午战争的烟火和戊戌维新的热血之中，可以说北大是带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而诞生的。当年光绪帝所下《明定国是诏》中对于设立京师大学堂的目的说得很清楚：就是“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在当时的中国，“时艰”就是指外侮内乱，虽然大清皇室把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也作为“时艰”的考量范围，但对于当时的仁人志士来说，这个“时艰”主要就是指国家不独立、民族不富强、人民不幸福。

　　尽管北大在初创的一段时期经历了曲折，没有完全按照“共济时艰”的目的去发展，但在总体上它开始引领着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朝着新的方向发展。辛亥革命后，北大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日益浓厚，尤其是新文化运动的爆发，更是以北大为基地，深刻地凸显了北大人对于中华民族的使命精神。

　　100年前，先驱们在红楼敲响了钟声，唤醒了一个时代。今天，穿过熙熙攘攘的五四大街回望，红楼无声，红楼如故。然而透过红色的建筑外表，仿佛还能看到五四运动中青年学生流下的鲜血，看到风起云涌的革命年代高高飘扬的红旗，看到井冈山上正在燎燃的星火，看到红军战士帽子上的五角星……这栋建筑曾经激荡起的历史风云，依旧清晰而鲜活。

　　遥想当年，这里是走在时代潮流最前沿的莘莘学子和新潮教授的“打卡”地。当年人们不会想到，走进这扇深沉朴素的大门的，是时代浪潮上的弄潮儿——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是新思潮、新时尚、革命主义和前卫主义的代表。他们的名字，将永远被刻在历史的长卷里。

　　亿万万人家国，一百余年拼搏。

　　时光荏苒，岁月匆匆，一个世纪往矣，革命者从未改变前行的脚步。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醒悟——了解中国，必须了解中国共产党；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明白——读懂中国共产党，才能读懂中国。100年过去，时间的闸门从未关闭，而南湖上那条普通的游船，依然坚定地载着这个有着9500多万名党员的大党、有着14亿多人口的大国，乘风破浪，驶向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