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由北京市文联组织编写的《文联故事》即将付梓出版。该书力图通过发生在百余位文艺家身上一个个精彩的故事、一幕幕难忘的回忆、一个个感人的瞬间，见证北京文艺70年的辉煌与成就，记录北京文艺70年的光荣与梦想。为此，我们开设《文联故事》专栏，从质朴的文字中倾听人民的心声、感应时代的脉动、领会艺术家崇德尚艺的精神。
情思未减少年时——记王蒙
每年夏天，王蒙都会抽出一些时间在北戴河度过。在大海中搏击风浪，是王蒙最大的爱好。
王蒙曾经这样说道：“我游泳不沉底，耐力还挺强，也会碰到风浪大的时候，也习惯了。至于人生当中，有顺利的时候，有受挫折的时候，被误解的时候，也有获得很多知音的时候，在各种状态有不同的好处。”
乐观豁达的性格和阳光的人生态度，陪伴着王蒙经历了无数风雨雪霜和起起落落。
“我参加了从推翻旧中国，到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一段，这一段虽然天真幼稚，但是却也是激情，刻骨铭心的欢乐、阳光、期待。”
1949年10月1日，在开国大典欢庆的人群中，就有入党刚满一年的王蒙，那一年，他只有15岁。作为腰鼓队的一员，王蒙亲身经历了那震撼人心的时刻，他在回忆中说，“这种局面，这种气势，是我一辈子都没有见过的”。
火红的年代，百业待兴，激情洋溢。
1950年，17岁的王蒙从中央团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共青团北京市委第三区工作。他隐约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他希望能用文学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挽留住。1953年，王蒙创作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们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中的语句，成为当时很多年轻人脍炙人口的箴言。
1961年，27岁的王蒙被分配至北京师范学校任教。令人感到意外的是，1963年，已近而立之年的王蒙，却主动申请离开北京，踏上了西行列车。
随着列车西行，窗外的风景越来越荒凉，然而，王蒙的心情却一点也不灰暗，一路上写了很多诗，雄心壮志溢于言表。
日月推移时差多，
寒温日貌益千隔。
似曾相识天山雪，
几度寻它梦巍峨。
王蒙说：“我不是灰溜溜地过去的，我这口气还是提着。”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在新疆这一待就是16年。
1965年4月，王蒙来到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县的巴彦岱公社。那双在18岁就写出《青春万岁》的手，在巴彦岱却拿起新疆特有的一种铁质农具坎土曼，投入到热火朝天的劳动中。
王蒙租住在当地农民阿卜都拉合曼家。一开始，他住在一间仅4平方米的厢房，没过多久，在门楣的缝隙里，竟然有两只燕子飞来做窝。老乡们都说，老王真是一个好人，燕子竟然都在他的门廊做窝。
就像两只燕子选择了王蒙，村里的老乡也都慢慢地接纳了他，阿卜都拉合曼老爹邀请王蒙搬到他们住的屋子里。就这样，他在阿卜都拉合曼夫妇家里“同吃同住同劳动”，一住就是6年。
对于阿卜都拉合曼老爹和赫里其罕大娘，王蒙怀着深厚的感情。后来王蒙在小说《虚掩的土屋小院》里写道：“在我成人以后，甚至与我的生身父母，也没有这种整整6年共同生活的机会……我一想到阿卜都拉合曼老爹和赫里其罕老妈妈来，就有一种说不出的爱心、责任感、踏实和清明之感。我觉得他们给了我太多的东西，使我终生受用不尽。”
在巴彦岱，王蒙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方向，很快融入了新疆少数民族的习俗和生活。他常参加老乡们的聚会，听他们讲各种家长里短，乃至私密、逸闻、传说、笑话，很快就成了他们中的一员。
在学习了一段维吾尔语之后，王蒙担任了村里的汉语翻译。因为表现突出，他最终还成了第二生产队的副队长。
王蒙在回忆录中写道：“你要说当时有什么困惑，痛苦，抑郁，都有，但它有一种平衡，但是有一种知识，学问，生活。有一条我觉得这个说法——生活是文学的源泉，太对了。文学并不能产生文学，您把古今中外的文学都背下来不代表您有文学的创作。有人问你在新疆那么多年，你都干什么啊？我说我读了维吾尔语博士后啊，3年预科，5年本科，2年硕士，3年博士，3年博士后。”
然而，由于当时的大环境所致，在新疆的十多年间，王蒙没有发表过一篇小说，重返文坛似乎变得遥不可及。但潜藏在心底的热情，又迫使王蒙时不时拿起纸与笔，用一串串充满热情的文字，把自己在新疆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点点滴滴地记录了下来。
或许，当年的王蒙只是想写给自己看，所以这些手稿在漫长的岁月中不知所踪、销声匿迹。直到2012年，一次偶然的机会，王蒙的儿子王山发现了这些珍贵的手稿。尘封了将近40载之后，王蒙反映新疆生活的《这边风景》结集出版，并于2015年8月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
2014年，一部名为《巴彦岱》的新疆题材影片，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首映礼，电影主人公的原型正是王蒙。王蒙在回忆巴彦岱的生活时说道：“巴彦岱就像寒冷的冬季里一碗热热的奶茶，一件厚厚的裕袢，我舍不得离开你们，你们对我恩重如山。”
1976年，如期而至。大悲大喜，成为这一年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在回忆录中，王蒙写道：“都说1976年把4个人抓起来是第二次解放，对于我来说，其意义甚至超过了第一次解放。我热泪盈眶，我作诗填词，我见人就喜，逢人便说，太好了！太好了！真真是又一次解放。”
1978年初，王蒙终于按捺不住，给《人民文学》编辑部寄去一篇文稿。一个多月后，王蒙正在和爱人一起包饺子，外面下着小雨，突然收到了《人民文学》1978年5月刊的杂志，王蒙的作品《队长、书记、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赫然在目。阔别文坛十多年的王蒙，终于回到了文学的世界！
尽管经历了跌跌撞撞的生活，王蒙仍然没有失去他的“相信”。他在自传中写道：50年代的青年亲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造就了我的基本性格：“不是‘我们不信’，而是‘我们相信’，这是我光明的基调。”
年近90岁的王蒙，仍然在文学和人生的土地上深耕。他似乎要将自己全部的智慧，告诉年轻的一代，包括文学的、包括人生的。他虽然曾经宣称“明年我将衰老”，但这位传奇的独特的老人，并不准备真的衰老，情思未减少年时，他仍然在谱写着自己的青春万岁。
作者：王知非
参考资料
[1]王蒙：《半生多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
[2]王蒙：《中国天机》，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
[3]王蒙：《你好，新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
王蒙（1934年10月生），男，中共党员。研究员职称。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常务副主席，北京作家协会第一届副主席。1953年开始写作，著有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中短篇小说集《深的湖》、散文随笔集《行板如歌》、诗集《旋转的秋千》、评论集《漫话小说创作》、古典文学研究专著《红楼启示录》、演讲集《王蒙说》等。作品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等多种奖项。1987年获日本创价协会和平奖，同年获意大利蒙德罗国际文学奖，2019年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