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座谈会之所以召开，总体来说是为了“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具体来说则是为了解决在当时形势下“文化战线”（“文化的军队”）和“军事战线”（“拿枪的军队”）存在的尚未“结合”的问题。延安文艺座谈会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毛泽东提出了文艺界使命任务，也就自然地提出了实现这一使命任务“应该解决”的五个具体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对这五个问题的具体阐述，是1942年5月2日毛泽东所讲“引言”的主要内容。
“引言”中五个问题的提出，有着极强的逻辑性，这种逻辑是根据出现的问题以及问题如何解决的顺序排列的。五个问题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来划分，一是立场和态度问题，二是为谁工作和工作内容问题，三是理论学习与理论运用问题。立场和态度是为谁工作和工作内容的理论基础和前提，理论学习与运用是解决以上所有问题的思想武器和理论指南。五个问题浑然一体，自成体系，都以解决和实现两条战线的“结合”为最终目标。
“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的提出很重要。任何工作都首先要有立场，没有立场就很难再谈别的东西，对于文艺工作而言尤其这样。立场问题既是一个原则问题，更是一个情感问题，理论上讲得明白，说得清楚，并不意味着行动上一定跟得上。
是歌颂或是暴露，针对“三种人”提出不同的态度，是毛泽东鲜明的阶级立场的具体体现。这种态度因立场而更加鲜明，因立场而更加丰富，为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指出了鲜明而具体的创作方向。可以说，这种有“倾向性”的态度，不仅对于延安时期的文艺工作而言是极其宝贵的，而且对于今天的文艺工作而言，这种态度同样是没有过时并且依然是十分重要的。歌颂进步，揭露倒退，歌颂人民，暴露丑恶，从来都应该是文艺工作的神圣追求，是文艺工作者自身德艺修养的具体体现，是对文艺本质的深刻认识和理解的体现。
对“工作对象”，即对作品接受者的重视，在延安文艺讲话中是毛泽东基于对文艺的“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等功能的充分认知而提出来的。毛泽东在“结论”中提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其中“为群众”的问题实际也就是“给谁看”的问题，这是《讲话》重点要解决的两个中心问题之一，由此可见明确工作对象的重要意义。延安时期，“给谁看”有其特定的时代依据，“通过文艺做工作”在当时是极其紧迫而又十分具体的，然而这又是易于被忽视的工作。对于有些创作者而言，写作都是自己的事，站在什么立场写，是歌颂还是暴露，“给谁看”“为谁写”，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在写”。将创作完全视为个人的事情，这种看法就是在今天，也是值得注意和批判的。作品的好坏虽然与创作者的创作直接相关，但这只是从创作角度而言，作品的好坏还要从作品的实际接受效果来看，接受效果不好，同样可以证明作品是不好的，甚至是坏的。毛泽东在“结论”中提出的判断作品好坏的“动机与效果的统一”的原则，就是针对这一狭隘的创作意识提出来的。总之，作家心中一定要有读者，并且这个读者要有大致明确的人群对象。毛泽东对于“工作对象”的阐释，始终围绕“在根据地的接受者”，即“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来谈，为充分发挥文艺的化人育人作用、实现文艺创作价值提供了范例。
对于文艺创作而言，如果我们把“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看成是进入文艺创作之前的思想认识上准备，那么“工作问题”，即“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则进入到了对作品素材的积累和获取阶段，是直接的艺术方面的问题，是进入文艺创作后首先要做的事情。
在毛泽东看来，熟悉对象，熟悉工农兵和干部，就是要打破知识分子与工农兵之间的情感壁垒，熟悉“工农兵和干部”是工作问题，更是情感问题。要明白工农兵和干部也会有缺点，甚至会有种种落后的东西，但尽管如此，我们对他们只能是耐心地帮助教育，不能“错误地讥笑他们”“敌视他们”，而要写他们团结奋斗的东西，要写他们的“改造过程”。总之，要从正面去写他们，去认识他们，这就是立场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提出的这一工作问题，对于今天的文艺工作而言，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长期以来，文艺工作远离生活，远离现实还比较严重，对人民群众“不熟”“不懂”普遍存在，文艺创作不愿意熟悉创作对象仍然突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仍然流于口头或形式。要塑造“熟悉的陌生人”，首先要“熟悉”这些“陌生人”，这就是毛泽东要谈的“工作问题”的真正含义，也是留给当下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启示所在。
如何从根本上提高大家对于“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这些问题的理论认识，并能在实际工作中，激发解决这些问题的主动性，登高望远，懂得运用系统化思维，并做到活学活用、举一反三，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较好地或高质量地掌握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毛泽东在最后一个问题即“学习问题”时，为我们提供了答案。
“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的问题，涉及创作者思想水平和创作本领两方面的提高。而毛泽东之所以在最后来谈这一问题，一是因为对于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而言，“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并将之运用于对社会生活的分析认识，是安身立命之本，是延安文艺与其他文艺尤其是资产阶级文艺的重要不同和区别之处；二是因为当时在根据地的文艺队伍中，很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仍然是模糊的，以至于“发生了各种糊涂观念”，对于这两方面的“学习”无疑有利清除这些糊涂认识，避免在创作道路上走向歧路，陷入迷途。马克思主义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也就掌握了打开世界的钥匙；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将这一原理运用到具体实践中，做到二者的有机结合和统一，就能在面对问题时抓住事物本质，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
（丁国旗：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研究员。本文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