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由北京市文联组织编写的《文联故事》即将付梓出版。该书力图通过发生在百余位文艺家身上一个个精彩的故事、一幕幕难忘的回忆、一个个感人的瞬间，见证北京文艺70年的辉煌与成就，记录北京文艺70年的光荣与梦想。为此，我们开设《文联故事》专栏，从质朴的文字中倾听人民的心声、感应时代的脉动、领会艺术家崇德尚艺的精神。

老舍与《茶馆》

　　1956年8月的一天，在北京人艺的一个小剧场里，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等人正在听老舍朗读《一家代表》的剧本，剧本的第一幕就吸引了曹禺的注意，这是一场发生在茶馆里的戏，非常生动且精彩。随着老舍的朗读，曹禺发现后面几幕稍弱了一些。经过商议，曹禺他们几个认为不妨以茶馆的戏为基础，发展成一个多幕剧，通过茶馆反映整个社会的变迁。

　　老舍对于这个提议，当下有些为难和犹豫。从1949年底回国之后，老舍的创作始终与当时的政治时势保持紧跟的姿态，而他听到曹禺他们的意见之后，第一反应是“配合不上了”。但是在会上，老舍还是满心欢喜地接受了这个提议，他说道：“这个意见好！3个月后给你们交剧本。”

　　回到家中的老舍开始根据意见修改剧本，受到当时公式化、概念化的影响，他创作的过程并不是很顺利。在与作家康濯和刘白羽的一次闲聊中，老舍提到了自己的剧本，说自己当时在美国的时候就考虑写一个北京的茶馆，写一个时代。他描述了第一幕的情节，大家一听直叫好，第二幕写了民国国民党时代，老舍发愁怎么写下去，因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茶馆体验少了，写不出那么生动丰富的画面。大家一致劝他可以放弃这一幕，老舍如醍醐灌顶，回家很快完成了这部作品——《茶馆》。

　　这部作品发表之后，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在第一时间排演出来，直到1957年12月，《文艺报》编辑部专门召开了一个有焦菊隐、陈白尘、夏淳、林默涵等人参加的座谈会，座谈会上充分肯定了这个剧本。之后，北京人艺正式决定由焦菊隐和夏淳共同担任导演，开始排练此剧。

　　对于这个作品的艺术价值，焦菊隐从一开始就有充分的认识。他曾在手稿中将《茶馆》的第一幕称为是“一篇不朽的剧作”，称赞老舍“在短短10分钟戏中，同时刻画了几十个浮出纸面的活生生的人物”。在这样有先见的认识之下，1958年3月29日，《茶馆》首次在首都剧场正式公演。

　　《茶馆》首演的效果非常好，当时无论是专家还是观众都是好评如潮。当时人艺的院长曹禺看完连连赞叹：“那是经典啊。”可是，《茶馆》这部作品的命运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这部戏演出了49场之后，也就是在1958年7月10日那一天，文化部的一位领导来看戏，事后召开了院扩大党委会，在会上却批评了剧院的领导，认为“在组织创作和演出中‘不是政治挂帅，而是专家挂帅’‘不大注意政治，不大注意内容，有点过多地追求形式’”总之，这样一出好戏就被停演了。

　　接着，剧院就忙着安排了几出“政治挂帅”的戏，如《烈火红心》《青002春的火焰》《难忘的岁月》等。老舍先生也在8月间又拿出了他的新作《红大院》。后来听说《茶馆》改一改还可以演，大家感到一阵惊喜，明白这出戏又有救了。

　　《茶馆》要改，怎么改？老舍先生是不会做了，于是这个艰巨的任务就落在了童超、英若诚和于是之的身上。那时剧院正忙于研究国庆10周年献礼的剧目，《茶馆》复排的事情就被拖了下来，并且一拖再拖。直到1963年年初，复排《茶馆》才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这年的4月7日，《茶馆》终于再一次上演了。报纸上不做任何报道，也没有任何宣传，《茶馆》就在没有一条消息的情况下，默默地演过来。许多同行都替人艺担着心。演出前，连排两次——彩排一次及一次首演，老舍先生都去了，但他没去后台，也没有跟演员们说一句话。当时不仅演的人担心，一些热心的朋友也替他们捏把汗。这一次《茶馆》共上演了53场，《茶馆》的春天又来了。

　　1978年，老舍恢复“人民艺术家”称号。《茶馆》再次掀起狂潮，而这次的轰动比之前来得还要大。自1980年起，《茶馆》先后出访德国、法国、瑞士、日本、加拿大、新加坡等国，所到之处无不引起强烈的反响，许多观众穿着中式服装走进剧场以表敬意。

　　参考资料：

　　[1] 傅谨：《20世纪戏剧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2] 李曼宜：《我和于是之这一生》，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

　　[3] 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王知非）

　　老舍（1899年2月—1966年8月），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另有笔名絮青等，男，满族。曾任北京市文联第一、二、三届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中国文联副主席。1926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二马》《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中篇小说《我这一辈子》，短篇小说集《赶集》《樱海集》，剧本《龙须沟》《茶馆》等。1951年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