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讲话”对文学媒介的改造
文/张慧瑜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学不仅成为社会、政治革命的中介，也成为依托现代印刷和出版系统的大众媒介，是当时最为大众化的现代出版物。如果说五四时代形成了文学以文化的方式参与政治、社会革命的传统，那么根据地以来、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文学这一大众媒介下沉到基层，文艺工作者以更主动的方式参与农村根据地的社会革命和文化建设。这种特殊的文学实践与延安“讲话”对文学媒介的改造有关。

　　1942年5月2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杨家岭召开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讲话由两部分组成，分别是毛泽东5月2日讲的引言和5月23日讲的结论。延安“讲话”从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谈起，主要面向国统区来延安的文艺工作者，谈了解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学习问题以及文艺为群众、如何为群众的问题，还有党与文艺的关系、文艺与时代、生活的关系以及文艺批评的标准等文艺生产与评价的问题。毛泽东从地理空间和受众的变化来谈“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在上海时期，革命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而“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根据地也有学生，但这些学生和旧式学生也不相同，他们不是过去的干部，就是未来的干部。各种干部，部队的战士，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他们识了字，就要看书、看报，不识字的，也要看戏、看画、唱歌、听音乐，他们就是我们文艺作品的接受者”。从文学阅读者/受众的变化提出文艺工作者要创作与工农兵有关的文艺作品，这就涉及到文艺工作者下基层、深入生活等问题。延安“讲话”给文学创作提出两个问题，一是作家/书写者与群众/被书写对象的伦理问题，二是用典型论来进行现实主义文学创作。

　　首先是，书写者（自我）与被书写对象（他者）的伦理问题。这种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不是彼此平等的，写作者是有主体性的、具有自主意识的主体，被写作对象则是客体化的他者、是被动的客体。这种自我与他者、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关系来源于现代启蒙运动和科学的理性精神，这种现代精神一方面带来对未知、对世界的科学研究和理性化规训，包括个人、自由、平等、民主等一系列基本的现代价值观，另一方面也建立了以西方（欧洲）、现代为自我，以欧洲之外、非现代的空间为他者的等级关系，前者是文明的、理性化的，后者是落后的、愚昧的、未开化的所在。延安“讲话”改变了这种文学书写者与被书写对象的权力关系，批判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之间文明/落后、干净/不干净的二元等级关系。在这种背景之下，自我与他者不再是不言自明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一种主体间性和互为主体的状态。如何了解工农兵的生活，毛泽东提出的方法是改造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情感”，“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成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这种“思想情感”的改造，既是从一个阶级变成另一个阶级的“变身记”，也是与社会学/人类学所强调的民族志、分享人类学类似，是自我与他者互为主体的主体间性，这就使得文学创作带有社会学、人类学的“科学性”和“社会性”。

　　二是，延安“讲话”提倡一种以典型论为特征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这种文学创作领域的典型性一方面来自于恩格斯所总结的“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等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另一方面与党报党刊中用抓典型、塑造典型作为主题报道有关。这种典型性的文学创作有这样几种特征，一是，树立典型既是对是典型人物和事例进行表彰和表扬，也是为了政策宣传，让群众更好地理解党的政策，典型和形象都使得以文字为载体的文学媒介视觉化和图像化，便于理解和传播。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是当时最具有大众效应的传播媒介，现实主义文学成为重要的宣传手段；二是典型来自于基层和地方经验，把这种地方经验抽象化为一种具有典型性的样板，通过典型案例的推广变成一种地方治理经验的传播。

　　可以说，这种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一种带有治理功能的文学写作方式；三是寻找典型、树立典型，往往需要新闻记者、作家“身体力行”，到基层了解真实情况，对于记者而言是下基层，对于作家来说是深入生活，这既是一种与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类似的田野调查和民族志式的工作，也来自于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的传统，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实地调研精神的体现。因此，在现实主义文学中关于如何写形象、写人物、塑造典型等问题的讨论，都不只是文学内部的技术问题，也与现实主义文学参与新闻宣传、成为重要的传播媒介有着密切关系。

　　（张慧瑜: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本文节选于《从宣传角度理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