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说不好”比“不说”好
文/石一枫
学术意义上批评，类似于哲学上的“批判”，指的大概是对作品的细读和研究，而非单一地指出作品的不足之处。当然，当下说作品不好的批评变得少了，但是回看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中国古代诗话中，我们能够记住的文学批评往往是“说好话”。比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再如刘勰、钟嵘、袁枚等等诗评家，留下来的论述基本上也是“说好话”更多。回望说这些话的具体历史情景，他们对诗文觉得好的地方会叫好，对觉得不好的地方可能也会提出批评，但是批评的言论未见得流传至今，抑或他们对觉得不好的地方保持了沉默。无论在何种时代，顶尖的诗人都是少之又少的，更多的是不入流的诗人，对于钟嵘、袁枚来说，他们可能不屑于对不入流的诗人提出批评。
从创作者的角度来说，“说好”谁都高兴，但我觉得“说不好”起码比“不说”好，“不说”可能是最悲哀的一件事，相当于是差到无话可说，这可能是最大的批评。作者写的东西连让人讨厌的资格都没有，这是莫大的悲哀，当然这也同创作者的个人能力水平、具体作品有关系。
历史上的大作家基本上都被说过不好，比如说鲁迅，当时很多人说鲁迅不好，然后鲁迅再回击，张爱玲、老舍也被人说过不好，“说不好”是一件正常的事。如果连“说不好”都不能接受，好像创作者的心胸也太狭窄了。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比起被人“说不好”，我更怕的是压根人家就“不说”——相当于没写，这对创作者来说是最大的打击。
细读作品是创作者对批评家的第一期待。从读者角度来看，作品是否值得细读往往是同作者的创作能力有关，作品写得好，能让读者兴致勃勃地读进去，读者自然会细读，但是如果读一篇作品给人折磨的感觉，那自然很难要求读者去细细欣赏，这不是读者的问题，而是创作者自身能力欠缺。对于文学作品，业界有一句话是“闻闻味就差不多了”，类似于菜炒的太差，那只能闻闻味。这个道理对于批评家来说也是同样的，创作者不能要求批评家一定本着职业道德去认真地细读每一篇作品，有时也要从自身找原因。
从事文学批评的工作者大概都是喜欢读书的人，甚至是职业读者。往往看到让人振奋、兴奋的作品，想不细读都不行。我们看《红楼梦》的时候，成天琢磨里面人物的关系，不光是琢磨宝、黛、钗的关系，连贾宝玉房里几个丫鬟谁跟谁好，谁跟谁不好都会研究，叫小红的丫鬟怎么从贾宝玉那攀高枝去了王熙凤那儿？琢磨到这么细的地步，那就说明人家作品好。总而言之，创作者一方面期望批评家细读文本，另一个方面也要对自身有高要求，要做到自己的作品值得细读。
再创作是创作者对批评家更进一步的期待。我个人觉得，批评其实就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如果把批评仅仅理解为创作的附庸、对创作的评判，实质上是把批评看得太浅、太小了。相较于对作品简单地做出评判，批评家的再创作是更重要的。对作品做评判有什么好说的？评判的标准是明确的，学院派有自己的标准，纯粹的大众阅读也有自己的标准，无非是标准高低不同而已。“人物刻画生动”“故事情节离奇”“思想立意深刻”……这些司空见惯的评判话术，无论是创作者还是读者都会感到审美乏味。创作者更希望看到的是，批评家从自己的作品中得出了一个新想法，生发出一种连他自己都从未想到的新东西。这些新东西往往也能反过来激起创作者的兴奋，让创作者也能够“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
一部好作品往往能够激发批评家的再创造。还是说到曹雪芹，他可能绝对想不到如今红学家能从《红楼梦》中联想到政治问题、文化问题、历史问题……如今大家想到的东西，一定比创作《红楼梦》的曹雪芹本人想到的更多。
文学归根结底贵在原创，作家有对生活的原创性认识，然后可以激发出更多批评家的原创性的认识和观念，作家和批评家一起认识生活、认识社会、认识时代。在这个良性的再创造过程中，大家一起不断地丰富、不断地创造，最终收获的东西比原来的作品要大得多，这样才是成功的。
人们对一位作家的作品永远都千篇一律地说好，这不是作家的能耐，而是做人的能耐。但对作家来说，最大的光荣是什么呢？我认为应该还是激起了同代思想者的再创造。批评家、思想者、读者们读完作品想到的东西，是作家原来没想到的，这部作品才有了另外一重生命力，作品的生命会不断地成长。
我们今天再回头去看很多作品，有时候一部作品在当时被遗忘了、被忽视了，但是很长时间以后，它又被想了起来，人们对它有了新的认识。说到底，文学批评是智力的互动，是人类智慧的不断衍生，再创造是创作和批评的理想关系。
（本文为作者在北京市文联“以批评精神促进文艺创作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
石一枫
石一枫，1979年生于北京，199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著有长篇小说《漂洋过海来送你》《入魂枪》《心灵外史》《借命而生》《逍遥仙儿》等，小说集《世间已无陈金芳》《特别能战斗》等。曾获鲁迅文学奖、冯牧文学奖、十月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小说选刊中篇小说奖等，作品入选中国好书年度好书，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榜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