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真正的忠实性改编？
——评图米纳斯执导的话剧《战争与和平》

文/桂琳

　　图米纳斯曾谈过他创排厚重文学作品的习惯：排练前，他会将手放在这本书上，闭上眼睛，承诺自己要忠于原著。等戏排完后，他又会重复这个“仪式”，表明自己已经完成了与原作者的心灵交流，并且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但看完图米纳斯改编的托尔斯泰恢弘巨制《战争与和平》的观众心里也许会泛起嘀咕，图米纳斯真的做到了忠实性改编吗？

　　达德利·安德鲁在《改编》这篇经典文献中总结了改编的三种类型，分别是借用、交叉和转化的忠实性。借用是艺术史上最常见的改编模式，“艺术家不同程度地利用已经获得普遍成功地本文的材料、观念或形式”。比如我去年观看的鲍里斯·艾夫曼的芭蕾舞剧《安娜·卡列尼娜》同样是改编自托尔斯泰的巨作，但采取的手段无疑是借用。因为它只是利用了托尔斯泰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的某个观念，即安娜在爱情与理智之间的纠结、痛苦并最终毁灭自己，并将这一观念不断放大，而将托翁这部宏大作品中的其他丰富的内容完全忽略和去掉。但这种粗暴的借用对于当代芭蕾舞剧这种艺术形式来说又是极其成功的。首先，艾希曼选择的这一内容非常适合舞蹈这一形式，尤其是当代舞蹈形式。除了舞蹈动作之外，该剧的灯光音效，舞台布景等也极具现代感和冲击性。其次，艾希曼选择的这一内容超越了小说中描写的时代，反而具有一种普世性。但这样的改编肯定不能称之为忠实性改编。

　　安德鲁提出的交叉则是另一种改编模式，“这种模式把原作本文的独到特点保存到这样的程度，甚至在改编中有意不予同化。”比如以电影改编文学作品来说，就是电影记录下文学对它的对抗。他举例布列松的《乡村牧师日记》来说明，这种交叉改编的有趣之处是完成的影片就是电影所看到的小说。在电影中不仅允许原作有生命，并且有意让观众注意到电影特性之中的原作特性。这种交叉改编所造成的间离性经验，恰恰是现代主义美学所追求的。

　　第三种安德鲁则称之为转化的忠实性。但是改编中的忠实性其实是很困难的，甚至根本难以实现。因为改编作品与原作使用的艺术材料、表现手法完全不同，要求忠实性真的是强人所难。但有一种忠实性很困难，但如果能够做到的话又可以说实现了真正的忠实性，那就是改编作品对原作精神上的忠实性，就是要忠实于原作的气质、涵义、格调、思想、情感等更本质和内在的内容。

　　按照安德鲁的分析来看，图米纳斯执导的话剧《战争与和平》应该属于按照交叉原则进行改编却实现了对托尔斯泰原作在精神上的忠实性，这应该属于对改编者要求最高的一种改编方式，但似乎又是对托翁这样深邃作品最佳的一种改编方式。可以说也只有如图米纳斯这样既能够真正读懂托翁原作的精神内涵，又对自己所操作的话剧艺术有超强掌控力的艺术家才可以完成。

　　首先，从对原作精神上的忠实性来说，该作抓住了原作对战争与人关系的深刻思考，尤其是揭示了所有的战争都是荒诞和非正义的这个托翁在小说中的终极观点。少数掌权和高位者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发动战争，却让大量的普通人在战争中遭受痛苦和伤害。正是在这一主题下，虽然原作有一半的内容都是描写战争，但话剧实际上采取了一种遮蔽战争的改编方式。不仅只选取了一场战争戏，而且还是通过人物反思战争的形式呈现。

　　而安德烈和皮埃尔的三次对战争反思的对话，则不断推动这一对战争的反思。剩下的内容都是聚焦在战争中的普通生活场景，着重描写了战争对普通人的伤害。尤其是安德烈，皮埃尔和娜塔莎三位主要人物随着战争进行的变化成为了戏剧的聚焦点。安德烈从渴望通过战争建功立业到最终完全认清了战争的实质，但却在战争中死去。皮埃尔和娜塔莎两个原本对战争一无所知、无忧无虑的贵族青年，则在战争中成长、幸存并最终相守。演出结束时，两侧屏幕上显示字幕：在苦难中热爱生命，是世界上最困难也是最幸福的事。还有海报呈现的娜塔莎和索尼娅两位青春少女，都是在极力回避着战争，歌颂着生命。

　　其次，从交叉原则来看，该剧并没有采用话剧创作擅长的华丽布景，反而将布景造型极简化。舞台布景只有一面水泥色的巨大墙体，而且自始至终都没有转换。它到底寓意着什么？城墙？堡垒？纪念碑？抑或战争本身？可以说这个灰墙就是小说对话剧舞台的抵抗。剧中大量使用人物对白，独白，将托翁的小说语言毫不吝啬地放到舞台上。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有时也会产生一种间离的焦虑，似乎该剧并不希望观众被完全带入戏剧的沉浸感中。因为它逼着观众时时要将话剧与小说进行对比，让小说始终在舞台上占据重要的位置。而有限却克制的舞台道具、布景、音乐等都只是为了照亮小说原作。但细心的观众又会发现这些舞台技巧其实相当精到、细腻，它们又是以话剧独有的方式在照亮原作。

　　正是以这样独特的改编方式，图米纳斯以话剧的形式再次照亮了托翁的《战争与和平》，也让小说中对战争的强烈谴责，深刻的反战思想，对普通人的共情和热爱再次复活。正如安德烈所说的：如果人人都只为自己的信念而战，就不会有战争了。这也是图米纳斯从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读出的最重要的一句话。

桂琳

　　桂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市文联签约评论家，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UEA）艺术与人文系访问学者，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新媒体文艺评论委员会委员。研究兴趣为文艺美学、影视理论等。出版专著3部，译著2部，在各类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50多篇。在《光明日报》《文汇报》等主流媒体发表文艺评论文章30多篇。其中，评论文章《从长安到洛阳：马伯庸配方的复刻与消耗》获第七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