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民间文艺的发展与成就

毛巧晖

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民间文艺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多维度、多向度地展现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丰富性。从根本来说，北京民间文艺中蕴含着中华民族共有的历史记忆，烙刻着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基因，是文化认同的具体表现形式，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练表达。

　　一、北京民间文艺的丰富样态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北部，西拥太行，背靠燕山，东临渤海，内连中原，山水相间的地理环境使得该地气候四季分明。随着朝代更迭和文化流动，北京地区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北京民间文艺也在文化交流、交往、交融中形成共享的文化意识与文化认同机制。

　　19世纪末20世纪初，意大利外交官韦大列和美国传教士何德兰从不同的文化视角出发，进行歌谣搜集整理工作，分别著有《北京的歌谣》和《孺子歌图》，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北京歌谣的关注。在歌谣中，我们可以看到北京市井生活最有烟火气的一面——模仿街头各种叫卖，嘲讽生活邋遢的人家，说笑挑剔的丈母娘，述说喜得贵子的欢欣，这些都是老北京生活的真实写照。近代《北京风俗杂咏》一书汇集有关北京风俗杂咏诗，这些诗是原琉璃厂通学斋孙殿起从他所经手贩卖的书籍中辑录而来，记述了清朝以来北京的风土人情、四时节令、名胜古迹和民间技艺等。20世纪30年代末期，中国民俗学家金受申开始在《立言画刊》上开设“北京通”专栏，介绍“曲艺”“童戏”“手工业”“评书”“香会”等民间文艺，其中“北京民间神话举动”数期，介绍了“供痘神娘娘”“白马先锋”“舍豆结缘”“灶王神诞”“龙王游街”“城隍出巡”“乡庙社赛”等民俗。“北京香会”数期，介绍“大执事——中幡”“香会——武会”“秧歌会”“香会参驾”等等。金受申谈及记录“一地之风土人情”之初衷，是由于“时至今日，思想剧变，旧俗均将有新‘沽价’，其不为士大夫所承认，逐渐摒除于文化圈外者，若不以文记之，百十年后，将为人所不能尽知了”。他希冀“北京通”一栏所记录的“北京过去现在风俗”，或可为后人所借镜。

　　作为民众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诗性元素”，北京民间文艺所涵盖的范围十分广泛，它覆盖了民众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民间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谚语之外，还有民俗仪式、民间曲艺、民间手工艺等。

　　以传说为例，北京风物传说作为多地域、多民族文化交融、互通、共生的文化“印迹”，以建城传说、河湖传说、王府传说、技艺传说等最具代表性和地域特征，不仅书写了皇宫王府中的旗人社会风俗，还刻画了庙会、饮食、商贸以及年节习俗、行业百态、市井人情等。此外，“曹雪芹的传说”“杨家将的传说”“刘墉的传说”等民众耳熟能详的民间传说也在北京及周边地域流传。再如以景泰蓝（珐琅）、漆器、玉器和牙雕为代表的北京特种工艺，在当下的遗产化框架中逐渐走向“专业化”和“组织化”，如“靛庄景泰蓝制作技艺”以银胎银丝或银胎金丝的制作风格区别“京珐”传统的铜胎铜丝，产品种类也从传统器物拓展到具有代表性的珐琅表盘制作技艺。

　　二、北京民间文艺的发展特征

　　北京民间文艺形式多样，内涵丰富，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叙事特色。在倡扬文化自信新时代氛围中，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北京民间文艺通过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而再造经典，对北京民间文艺的传承与传播，对当代文化建设有着极为重要的实践价值和典范意义。

　　一方面，诸多民间文艺从不同向度和维度书写普通人的日常，真实再现了民众日常生活的情感世界。如随着“墓石”的发现，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流传着的“曹雪芹系列传说”《曹家井》《三家坟》《文房四宝地》与北京香山、寿安山、金山一带的《看病》《民间验方救乡邻》《庙会上》等传说呈现为某种结构上的相似性，它们或讲述曹家轶事，或讲述曹雪芹救助百姓，扶弱济困的故事，给民众带来强烈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另一方面，北京民间文艺覆盖着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扎根现实，其艺术的演绎和变迁映射出不同历史语境下的社会风貌与人民精神，在北京民间文艺的发展中，我们能够生动感受到北京这座城市强有力的脉搏跳动。如拜师于西城区毛猴大师姜守煜的北京通州毛猴手艺人张凤霞创作的《京都往事之茶馆系列》不仅再现了毛猴生动活泼的形象，还通过场景重塑展现了北京街头的“众生相”；北京兔儿爷技法传承人胡鹏飞吸收诸多戏剧元素，创作了脸部圆润、面带笑意的新兔儿爷形象，他携着兔儿爷泥塑及相关文创设计参加了第19届文博会，其打造的城市新国潮IP“元卯人”融合了新时代的文化特征，由此吸引更为国际化、年轻化的受众群体。

　　北京民间文艺蕴含着各民族共生、共有及共享的文化符号，伴随着频繁的族群互动，包蕴其中的集体记忆、地方叙事与个体认知相互交织，寄寓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许，凝聚着各民族民众的文化共识。通州区、朝阳区流行着高跷、跑跷、龙灯、小车、旱船、竹马、狮子舞、十不闲、五虎棍、少林、中幡、杠箱、太平鼓、花钹大鼓等，种类颇丰，具有多民族、多地域文化交融的特点。以皇木厂竹马会为例，其表演时用竹子或藤子做成骨架，蒙上彩布装饰成八匹马、两头骆驼，表演时，演员将马和骆驼的骨架挎在腰上，边扭边唱。关于骆驼出现的原因，有一说认为其与满洲贵族用骆驼搬运生活用品的出行习俗相关。此外，还有回族的“风筝哈”、满族的“面人郎”“泥人唐”“花脸金”等传统技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在要求不断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北京民间文艺作为多民族共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激发和培育民众的文化认同感与自信心。如北京风物传说将与民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三山五园”的记忆转化为文化的“内驱力”，充分开掘地方意象，增强了国家、群体乃至个人的文化认同；里二泗小车会、北大化小车会、枣林庄民族小车会中关于“漕桥”“庙会”“拜娘娘”“上京城”等戏码的编排体现了运河文化的深远影响，道具“小车”上喻示吉祥如意的符号的选择与使用，亦凸显了民间花会表演中对幸福美好生活的期许。

　　三、北京民间文艺的突出成就

　　北京民间文艺具有多民族、多地域互融共生的文化特征，其中蕴含着民族的共同记忆与文化基因，彰显了中华民族多元统一、包容开放的文化精神。20世纪80年代，随着全国范围内民间艺术遗产的挖掘与保护，北京民间文艺涵盖的众多民间艺术形式得以搜集、整理及传承，并随着“非遗”话语的引入，陆续被列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伴随着“非遗”理念的本土化实践，北京民间文艺中的美学品格和文化精神得以挖掘和凸显，在相关叙事及实践活动中，逐渐向着“资源化”“生活化”发展。其中丰富的“生活化”特质，不仅体现了文化空间的赋能和身体功能的衍生，还凝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美学意涵，于细微处体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第一，近年来，北京民间文艺的传承与发展为民众提供了独特的情感体验。如张凤霞在毛猴创作中不仅注重毛猴的“京味儿”特色，也积极融入张家湾的地域文化，呈现社会情境中普通人的生命价值和生活感受。在她的创作构想当中，毛猴并非只为陈列在展柜当中、专供特定人群赏鉴的艺术品，而必须与创作者的生命体验相关联，也要积极介入普通个体的现实生活，正如她编写的顺口溜：“辛夷蝉蜕是朋友，合在一起做毛猴。活灵活现京味儿足，宜情宜趣乐多多。”那一个个被记录下的事件瞬间，使民众感受到一种散发着勃勃生机的文化精神。

　　第二，北京民间文艺作为北京城市建设的重要文化资源，围绕其传承与发展能够激发民众情感，实现文化共同体的凝聚。如在“张家湾民俗文化节”“通州运河文化庙会”“张家湾端午文化周”“北京地坛文化节”“北京民俗文化节”等新型民俗节庆中，北京民间文艺以一种真实、具象、立体、相对全面的形象展现。通过与之相关的各类艺术表演与展现为沉浸其中的人们提供一个真实可感的传承场域。如民间花会按照“节目时间”的表演和与时俱进的表演内容实现了北京民间文艺的活态发展。

　　第三，北京民间文艺中的技艺传承十分注重制作过程中“自我表达感”的实现，在“开放性”与“群众性”中重新焕发传统技艺的生机与活力。近年来，随着“非遗 ”旅游模式的开发，那些“大隐隐于市”的非遗手艺人屡屡“出圈”，一时成为推动地方文旅产业发展的“主力”，他们也在对民间技艺的传承中不断寻求更契合于当下传播语境的年轻化表达，如各类展览的举办和“文创”新国潮的设计。相较于传统技艺的亦步亦趋，这些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自由穿梭的非遗手艺人将“灵魂”赋予自己手中的作品，带给观众情感上的共鸣和思想上的共振。传统技艺传承中的“她”力量，“Z世代”传承人、“新匠人”层出不穷，他们在坚持守正创新的基础上，尽力做到“以情动心”，打破传统路径依赖，寻求文化意涵的多样性表达和技术赋能。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就要求北京民间文艺在未来发展中，找准时代脉搏，在激发自我创造力的同时，推动北京民间文艺的自我“活化”及内部“新生”，彰显其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瑰宝的独特价值与艺术魅力，弘扬其“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