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建新的哲理现实主义电影
文/桂琳
黄建新20世纪90年代的都市三部曲《站直啰，别趴下》《背靠背，脸对脸》和《红灯停，绿灯行》等作品，到今天来看，不仅是他创作的高潮时期作品，也成为中国当代电影中的高峰和经典之作。现实主义电影一直是中国电影中十分重要和珍贵的电影财富，黄建新这批电影的重要贡献是提供了一种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新形式：即哲理现实主义电影。可以大致将这种哲理现实主义电影分为三个层次：
从哲理现实主义电影的形式层来说，是将荒诞喜剧与现实主义电影的形式进行结合。荒诞喜剧“是一种夸张而深刻的、具有哲理内涵的严肃喜剧片”，一方面智慧含量高，创作难度大，对创作者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创新的可能，因为荒诞喜剧能够帮助创作者超越现实生活表象，进入到生活真相和人性深层展开探索。如果创作者的能力超群，有可能产生高口碑佳作，甚至影史经典，如《奇爱博士》《楚门的世界》《冰血暴》等。但荒诞喜剧也容易呈现出一种超现实和象征性的美学特征，真实的社会面貌反而有可能在其中无法展现。现实主义电影则更多强调对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对人物形象的生动刻画，对社会议题的敏锐感知。这两者的结合则会形成一种形式上的叠加。如以《背靠背，脸对脸》中文化馆所在的那座古庙来说，黄建新导演对文化馆所在的空间选择是十分在意的，所以当他寻找到这座曾经作为文化馆的古庙时，立刻觉得自己的这部电影有了。因为作为文化馆的古庙从影像的形式来看正是荒诞喜剧与现实主义电影叠加后的最佳形式表达：具有象征意味的现实影像。
从哲理现实主义电影的内容层来说，是将现实关怀与哲理思考进行结合。如果将黄建新导演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三部曲与20世纪90年代的都市三部曲对比来看，我们就能将这个问题看得比较清楚。先锋三部曲中的哲理性更强一些，所以我们能够在其中看到大量抽象的象征形式。而到了都市三部曲中，现实生活内容与哲理思考是相互交融在一起的。这些电影对20世纪90年代丰富的时代内容有充分的表达。但黄建新导演并没有停留在仅仅展示和再现现实生活这个层面，而是又努力突破生活表象，向着生活真相的深层层面进行挖掘，对生活内容进行哲理化处理。
比如这三部电影都采取一种假定性的封闭空间的场景设计，并将这个封闭空间作为一个试验场，尽可能把中国社会各阶层各色人等放到其中辨别其成色，展示其实质，通过观察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作用来展现现代化进程在90年代的复杂性。《站直啰，别趴下》中的拥挤、闭塞的单元楼，三家人分别代表三个不同阶层，个体户，知识分子，干部；《背靠背，脸对脸》中文化馆作为一个封闭空间，为了竞争一个馆长的位置，以王双立为中心，传统与现代，庙堂与民间的种种角逐依次展开。《红灯停，绿灯行》则把人物放在了一个更狭窄的空间中——汽车，各色人等因为不同的目的聚在一起，在学车的过程中构成了一种碰撞和对话。电影由此就成为一种哲学似的思想实验。
十分美妙的是，这批作品在现实关怀与哲理思索之间形成一种很好的平衡关系，并没有让任何一方居于主导地位，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如《背靠背，脸对脸》中，既有围绕着王双立的代理馆长始终无法成为正馆长的荒诞感进行思考，也有对当时的时代内容和真实人际关系的书写，王双立的家庭生活处理就十分有生活质感，夹在妻子与父亲中间的王双立只能左右平衡，但一家人总归是一家人，其中的温情处理也十分感人。
从哲理现实主义电影的内蕴层来说，则是一种知识分子作者电影。都市三部曲是典型的作者电影，导演黄建新的个人思考和艺术追求决定了这些电影的整体品质和基本特征。而黄建新导演身上最独特的一点就是他始终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在进行电影创作。这让他的电影与这个时期一些同样关注城市题材，后来被称为第六代导演的王小帅、贾樟柯等人的电影有着本质的区别。第六代导演的城市电影实际上采取的都是内聚焦视角，强调的是个体作为城市参与者的自我行动和自我思索。而黄建新的城市电影中知识分子的宏大叙事和深度思考，试图从表象中去探求一些深层的思索，试图在90年代纷繁莫测的社会现象中找到某种贯穿其中的逻辑线索的努力是非常显著的。
知识分子电影这个角度是最能表达出黄建新在中国当代导演中的特殊位置。齐格蒙•鲍曼在《立法者与阐释者》中解释什么是知识分子，“超越对自身所属专业或所属艺术门类的局部性关怀，参与到对真理、判断和时代之趣味等这样一些全球性问题的探讨中来。是否决定参与到这种特定的实践模式中，永远是判断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尺度。”按鲍曼的说法，黄建新实际上是通过电影来参与到对中国当代的一些关键问题的思考的一名知识分子，并且这种思考从80年代中后期一直贯穿到整个90年代，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视角用电影与时代进行着对话。更难能可贵的是，在90年代复杂的电影生态环境中，黄建新依然没有放弃这种思考，在官方话语、商业话语的挟裹下，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依然在电影中清晰地呈现出来。
戴锦华对黄建新的评价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将黄建新的作品序列视作变革时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黄建新的作品序列,始终呈现出一个积极入世的精英知识分子的姿态与立场。他所关注、所长于的,是为时代‘鼓与呼’；是始终如一地站在社会进步与批判立场上,呈现并且试图引导变革的时代。黄建新的作品尽管是极具特色的,但却从来不是个人化的。”我非常同意戴锦华对黄建新的这个评价。只有认清了黄建新身上的这种精英知识分子的独特性，才能抓住他电影的灵魂。
黄建新对自己电影的定位也是强调了其中的知识分子特性，思考知识分子的处境也是他一直关心的重要问题，他在访谈中曾经说过，“其实知识分子在某个时期都会有一个危机，这个危机是生活的，信念的。实际上，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跟上中国急速发展的变化速度。”可以说，黄建新是用电影在进行一种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追寻之路。这种知识分子的责任感还有一点不能忽视的就是显示出黄建新对中国传统儒家士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到“五四”精神的自觉继承，这也是一代又一代有责任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始终坚守的东西。这也真正决定了黄建新的哲理现实主义电影的高度所在。
这批哲理现实主义电影是黄建新为中国当代电影创作提供的一份重要财富。中国后来的一些导演的作者电影都是更多在电影形式的创新上下功夫，但却没有能够从电影的精神内蕴上去锤炼自己的电影作品，这也使得中国当代电影到目前为止也并没有产生能够超越黄建新这批哲理现实主义电影的现实题材作者电影。所以从知识分子作者电影角度对于黄建新电影创作的进一步的研究和挖掘，对今天的中国电影创作来说仍然是十分有意义和价值的工作。
桂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市文联签约评论家，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UEA）艺术与人文系访问学者，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新媒体文艺评论委员会委员。研究兴趣为文艺美学、影视理论等。出版专著3部，译著2部，在各类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50多篇。在《光明日报》《文汇报》等主流媒体发表文艺评论文章30多篇。其中，评论文章《从长安到洛阳：马伯庸配方的复刻与消耗》获第七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优秀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