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京派到新京派

文/孙郁

　　20世纪90年代，我曾写过一篇“新京派”的文章，觉得在学界与文坛，复活了20世纪30年代旧京派的某些传统。那时候的端木蕻良、汪曾祺、张中行、季羡林、启功、王世襄、宗璞为代表的一批知识人，延续了他们在民国时期记忆的颜色，给知识匮乏的文界带来了博雅之气。而新一代的学者、作家不久呈现了许多相近的风格，陈平原、扬之水、止庵、李长声、李敬泽、靳飞都贡献了诸多古朴的文字。新京派不是以团体方式出现的，既非时髦中人，也非隐逸的存在，体现出的是一个敞开的舞台中的图景。随着时光的演进，这支松散的队伍正在不断扩大之中，近年来，格非、李洱等人也汇入其间，审美风貌变得与先前略有不同了（1）。

　　京派是一个较庞杂的概念，涉及到文学、教育、文化遗产研究的方方面面。京派研究与海派研究、左翼研究一直存在着一个对应性的关系。新中国初期，京派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文学史对于京派的描绘十分简单。京派文学是京派文化的一部分，它在1949年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衰落，与革命语境建立是同时发生的。

　　一般说来，京派文人都有自己的专业，从事教育、出版事业者多多。他们远离政治中心，以学术的眼光看世，对于急剧变化的中国的判断缺少敏锐性，但学理上都能自成一家，对于文学教育、思想培育颇多创见。最有影响的是“苦雨斋”群落的学人，现代大学的许多学科的建立，以及域外学术思想的引进，多与这个群落的知识人有关。这些学识和思想对于后来中国的文化建设，都有不小的意义。“苦雨斋”是周作人书房的名字，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周氏为核心，形成了一个特殊文人群体，他们既迥异于鲁迅为旗帜的左翼知识分子，也不同于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团体。这个团体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想，催生出诸多新的学说，在文学创作方面则出现了废名、沈从文这样的作家。但因为战争的缘故，学术不能畅达，自身被外力左右，便在历史大潮里被卷入漩涡中。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后，周作人落水，失去了读书人的气节。他的附逆也导致了其学术思想传播的中断，其周围曾活跃的文化人的失落，也是吊诡的历史所呈现的悖论的一部分。

沈从文

　　对京派学人与作家的写作，一直存有争议。不过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形成了这样的状态：在公开场合，对于沈从文、废名、俞平伯等人是批评的，而私人语境里，却有较为公正的描述。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重点在左翼作家的描述，对于自由主义的文人的介绍篇幅有限。1954年，王瑶在《从俞平伯先生对〈红楼梦〉的研究谈到考据》一文，流露出对于京派学人的批评立场，虽然表面是批评胡适的考据学趣味，但看得出来内中另有隐含。那个时期许多学者的观点与王瑶接近，在周扬、胡风、李何林等人的著述里，也能看到类似的眼光。显然的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初期，京派的资源似乎不能唤起人们对于精神创新的热情。

　　但在革命文学内部，欣赏京派的人一直存在。阿英、唐弢、黄裳、邓云乡等人的文章，显然有京派的痕迹。而孙犁这样的作家，读书的选择与趣味与北平时期的文人接近，也被人视为“革命文学里的京派”（2）。孙犁对于周作人向无好感，但那读书趣味还是有所接近。这个矛盾的现象在文坛常能够看到。比如唐弢在文学史里不能陈述的内容，却在他的《书话》里得以有趣地阐述。这《书话》的风格，与“苦雨斋”的语境略有相似之处。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不同的态度，说明了学者们与京派学人的复杂联系。

　　那么多人欣赏京派，并非个体的趣味问题，而是涉及到文学教育的敏感点，有时候不得不面对文化的基本原理。当年的京派学人对于文学教育提出的设想，都有原创的意味。比较文学、民俗学、性心理学、女性研究、儿童研究等如何渗透到文学领域，其经验都有参考价值。左翼文化人没有触及过的思想史与艺术史的话题，在北平知识界是被聚焦过的。当文学被学理化处理的时候，京派学人形成的思想，一直被后来的读书人所重复。

　　20世纪50年代后期，围绕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的争论以及后来发生的批判运动，看似是左翼内部的交锋，其实是左翼话语下的京派美学引起的摩擦。钱谷融以高尔基、鲁迅的作品和思想印证文学的人道主义的合理性，背后乃“苦雨斋”“人的文学”的同义思考，只是引用的资源不同罢了。这是20世纪30年代人性论问题论争的延续，钱谷融的学术精神并非与左翼的对立，而是对于20世纪30年代以来流行的阶级观点的修正。在钱谷融看来，文学不都是简单观念的工具，它有着超越性功能，而这一功能，曾经是被长期弱化的。

　　京派的思想资源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才被公开引用。当文学重新活跃起来的时候，钱谷融的文学观念被再次提及，且获得不小的赞许，他的思想背后的元素也被一点点扩展起来。人们最早从文学教育入手，恢复文化的生态，于是温和的左翼思想及京派的许多理念便有了交织。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思想启蒙运动，许多人的思想借用了当年的被遗弃的遗产，对于民国间形成的教育思想、审美意识重新打捞，刺激了教育与文学的转向。人道主义问题与人性的话题的重提，是思想解放的一个结果。京派的思想资源里有古希腊哲学的影子，也多新康德主义的元素，英国经验哲学的痕迹也深藏其间。这些资源被重新引用的时候，文学理论已经获得了更为开阔的发展空间。

　　这个时候钱理群、吴福辉、凌宇、陈平原等人的学术研究，开始把目光投向被遮蔽的京派文人。随着废名、沈从文、朱光潜、顾隧等人的创作被人们关注，左翼之外的存在成为人们不能回避的对象。钱理群在硕士论文里对于周氏兄弟的论述之中，是兼顾左翼传统和京派传统的。他后来在《周作人及其同代人的知识结构》《周作人与俞平伯、废名》等文里，绕不开的是“力求和平和冲淡之中，总要泛上苦涩与沉重”（3）。这些新学人的观念与前辈的不同之处在于，试图在复杂的语境里还原历史的真相，并以丰富性的学术语汇，理解五四之后文化的变迁。王瑶、李何林、唐弢当年的文学研究，多的是左翼立场。而他们的学生们却开始在多样性的语境里，立体地审视昨天发生的一切。

　　显然，没有思想的解放运动，就不会有研究的转化。在经历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风暴之后，人们回望历史时发现，健全的社会是有一种多样的文化生态的。诊疗历史的伤痕，应从不同的文化资源里寻觅参照。这种诊疗伴随着西方学术思想的引进，还有对于遗失的历史旧迹的打捞。舒芜、黄裳、张中行、邓云乡等人的学术活动，都丰富了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而那时候关于人道主义与个性精神的讨论，与这些学人的精神思考是有诸多相近的追求的。

　　但重新肯定京派也带来一些新的话题，20世纪90年代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交锋，京派资源成为被借用的对象。自由主义在表达自己的思想的时候，从周作人、朱光潜等人的思想库里找到思想的支持。在相关的论述里，涉及了现代史敏感的话题，告别革命与肯定革命的不同思路，将“苦雨斋”式的超功利主义思想变成了新的意图伦理的一部分。这导致了认知的窄化，随之而来对于京派研究的批评也常可以见到。

　　我以为，京派的特点是审美的现代性与启蒙的现代性的统一，这种资源迎合了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的思潮。实际上，李泽厚的康德研究纠正了黑格尔的本质主义思想，将主体性问题引入思想界。而在审美方面，重新发现废名、沈从文，契合了这种思潮。从根本上而言，京派文学属于新康德主义传统的一部分，它在民俗与语言方面对于人的命运与社会问题的揭示，补充了李泽厚的主体性理论（4）。而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的表述，整合了五四以来人文主义的精神元素，其审美判断与朱光潜、沈从文、林徽因都有相近之处。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的出现是历史链条的一次衔接，或者说，左翼精神与京派思想，已经不再是对立的两面，它们交叉的部分成了新的审美的生长点。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京派的出现推动了京派文学的研究。学术界的代表人物有张中行、徐梵澄、舒芜、陈平原、止庵等。文学界代表是汪曾祺、端木蕻良、宗璞一大批人。张中行《顺生论》一书关于生命哲学的认识，许多从“苦雨斋”主人那里来，他的大量著述在延续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徐梵澄的古典学理念，打破了一般的学科界限，显得比“苦雨斋”群落更有气象。止庵对于“苦雨斋”文化遗产的解释，则有学院派所没有的情趣。陈平原的文学研究理念是为学术而学术的，但也强调人间情怀。显然，这里有章太炎、周作人、胡适等人的影子。而在汪曾祺、端木蕻良、宗璞那里，文学从说教的口号中剥离出来，民国作家的儒雅和驳杂之趣流溢在词语之间。在精神的基本构架上，《受戒》《曹雪芹》《南渡记》为代表的写作方向，与当年“苦雨斋”的知识人的状态，颇多接近之处。

　　有着左翼背景的端木蕻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写作中，成绩不可小视。对于读者来说，新京派作家恢复了民国京派的某些传统。端木蕻良在《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发表了许多文章，在浓浓的书卷气里，含着生命之迹刻骨的体味。他那时候正在写长篇小说《曹雪芹》，笔触里带出时光深处的云水，流动中波光百态。汪曾祺对于端木蕻良是颇为欣赏的，以为自己的文字不及他精妙。这自然是谦虚之语，不过也说明端木蕻良在那时候北京作家心目中的位置。

　　曾经也受过左翼影响的宗璞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的写作里，精神跨越了早期精神的藩篱，父辈的西南联大的经验和己身所历所感，使她衔接了更为多元的思想传统。其小说多了旧式京派没有的时代感和历史感，而精神趣味则留有废名、汪曾祺相似的痕迹。长篇系列小说《野葫芦引》延续了帝都文人古老的遗绪，但感时忧国的一面也历历可见。《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接引葫芦》写得百曲回环，千云暗月。古老文化的精善秀雅之气缭绕其间，而忧患之音流淌，看出知识人的一种情怀。宗璞在清华读书时喜欢上了哈代，毕业论文也是研究哈代的。她的知识背景里俄国的因素似乎不及英美文学的影子浓，调子自然也与京派的喜好相似。哈代的审美中的荒原感是强烈的，这大约影响了宗璞的写作，以致她对于废墟、野地的意象有一种天然的感觉。《野葫芦引》在大规模的历史叙述里呈现的心绪，是苍凉的，这多少与民国期间的京派已经略有不同。

　　其实，有着老北大传统的张中行的写作，何尝不是如此？晚年的张中行一直为普及老北大的学术思想默默笔耕。他在总结五四以来的传统时，对于鲁迅精神与胡适传统同等对待，而那些描述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废名的文字，也有很深的学理支撑。张中行既是京派的作家，也是京派的研究者。他以为民国作家中，“苦雨斋”群落是不该忽视的传统。《负暄琐话》《负暄续话》所展示的古都文人的命运，让人想起古代笔记，有人从中读出《世说新语》的味道，也是有道理的。张中行的知识谱系，不是俄苏的，哲学上喜欢康德和罗素，诗文则在六朝与宋明之间，对于自己的老师周作人的古希腊研究与民俗研究亦存心得。北大的传统对于他来说，一是在知识论层面可以究天人之际，而在审美论方面则遵循个性，凝视内心的深处。在谈及周作人时，他说：

　　只想举我印象最深的一种，是评古典之文，推崇几乎可以说不见经传的《颜氏家训》，而看不起苏东坡誉为“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文，因为这位文公之文思想肤浅，装腔作势。轻视唐宋八家，是大举，茅鹿门、姚惜抱之流不用说，就是今日在大学课堂讲文学史的，也将为诧为奇文吧？其实，只要我们撇开传统，平心静气想想，就会发现，周氏的看法并不错。不管传统，不管流俗，述自己所见，而能有道理，至少是言之成理，是有见识。这类见识，限于“近取诸身”，使我受到的教益不少。不是夸张而是实事求是，我多年来读，所取，写，所从，如果说还不是盲人骑瞎马，这指引之灯，大多是由周氏那里借来的。（5）

　　较之于张中行的怀旧心绪，汪曾祺对于“苦雨斋”资源的借用显得意味深长。一是文章观念的沿袭，对于六朝、晚明的文章观念有诸多心得，许多趣味是与周氏兄弟重叠的。其中一再提倡文白相间的新文体，恰是废名、俞平伯等人坚持的观念。二是对民俗学的看重，小说与散文间的方言、习俗、信仰的描述，呈现了丰富的人间图景。这似乎也呼应当年歌谣调查的遗绪。三是对于儿童学的看重，在风俗里体现童心之美。游戏里的无意义的意义，乃是中国士大夫文学里稀缺的元素，这些对于功利主义文学都是一种消解。四是重新认可非正宗的儒家的价值，从更高的层面肯定原始儒学的朗健、平和之风。在复杂的文化之中，不再选择偏激主义的思潮，而是以中和之音，表述内心的宁静之美。这四个层面的精神借用，不但使民国时期京派的传统得以重新审视，重要的是成了新京派作家克服精神痼疾的一剂良药。新京派作家的写作深化了对于“苦雨斋”传统的认识，而且那些沉睡的灵思在今人的现实忧患里被重新召唤出来。

　　与他同时注重京派传统的还有许多学者，其中季羡林、金克木、王世襄等的回忆文字和学术随笔，把精神路向引向文化的静观之路。为学术而学术的某些意识在他们那里得到肯定。此后，陈平原、杨子水、李长声等人的学术兴趣也在此基础上延伸出来，他们的阅读爱好与辞章理念，仿佛当年北平文人思想的一种回响。

　　重新发现“苦雨斋”的文化价值，使文学史写作的空间有所拓展。对此倾注心血的有舒芜、钱理群、张铁荣、黄开发、高恒文等。1991年，舒芜完成了《周作人的是非功过》，主要是讨论了周氏“在中国新文化史、新文学史和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是非功过”（6）。舒芜在面对研究对象时，感到了无力感：“周作人和外国文学，特别是和古希腊文学、日本文学的关系，他对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鉴赏和评论，外国文学对他的文艺思想、文艺写作的影响，这是很值得研究的大问题，我只是在第一篇里作了概观，没有另写专论，自揣无此学力”（7）。舒芜在研究周氏的同时，在《读书》等杂志发表大量随笔，大有“苦雨斋”的意味，与张中行等人的文章，都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文坛的奇观。《读书》杂志在彼时所流行的文风，其实多属于京派的一种。比如黄裳、谷林、李长声、吴方等人的文字，无不透着博识和浑厚之气。而这些，在20世纪30年代“苦雨斋”群落里，是一直被看重的。

　　这种风气可说是学界转向的表现。新世纪以来，高等教育中对于通识教育的重视，使古典学、国学研究成为热点，其间文学教育中对于心理学、人类学、考古学资源的借用，使人们重新发现京派的逻辑起点的意义。我们知道，像古希腊研究，民俗学研究、儿童研究、性心理学研究、东亚研究等建立，都与当年“苦雨斋”群落的知识人有关。他们那时候的思路是有通识教育的意味的。尤其对于我们今天所云的古典学的提倡，可能会避开流行文化的认同，从人类的源头寻找精神的可能性。徐梵澄在译介《薄伽梵歌》《五十奥义书》及研究古希腊文化的著述所形成的辞章观念，对于今天的汉语书写都意义非凡。从古典学之发生看新文学的流派，也丰富了我们对于文学史的认识。

　　应该看到的是，对于京派研究有推动作用的，还有来自非学院派的作家与民间思想者。止庵、刘绪源、李长声、靳飞等，不仅是京派的研究者，也是新京派作家中的一员。他们对于“苦雨斋”知识谱系的书写，对于林徽因、朱光潜的史料梳理以及翻译思想的重读，都贡献了自己鲜活的思想。这些非学院派的作者，以良好的直觉把握了北平学人与作家的精神个性，对于相关思想的讨论每每走在学术的前沿。非学院派学者对于今天学院派的单一思路和缺少温度的研究提出过批评，且以自己的劳作使京派的审美空间得以放大。学院派话语出现问题的时候，民间思想者的写作是一种补充。从目前的现状来看，民间思想者对于今天的许多学院中人构成了挑战。这种民间形态虽然弱小，但他们的存在给了我们诸多内省的参照。

　　不过，对于京派文学的研究，以及新京派的写作，其实一直伴随着各种争论，这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认知差异的延续。围绕人性论与民族主义等，学界的争执常可以看到。王培元就对于周作人的精神多有微词，以为思想存在诸多暗区。袁良骏、解志熙等一直警惕对于左翼文学当代消解的倾向。2008年，《苦雨斋文丛》问世的时候，孙玉石就对于某些京派研究提出批评，以为在京派热的背后，不能忽略左翼的价值。无疑，这些都属于正当的批评，多还在学理的层面。不过，这里存在着一个道德话语与超意识形态话语的问题，也与人们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位不同有关。知识的赏鉴与审美的游戏性，并非都无意义。倒是启功这样的学者对于京派文人的积习有一种宽容的态度。王世襄当年的写作状态，就被个别人认为是一种堕落。启功《玩物而不丧志》一文中则为之辩护，以为在知识的广度与深度方面，王氏非常人可及。王世襄不是“玩物”，而是“研物”，不是“丧志”而是“立志”。将知识论与审美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士大夫的书写中并非没有，而王世襄的审美里有现代性的东西（8）。另一些学者如董炳月、黄开发等，对于京派的遗产，都曾以辩证的眼光视之，能够在对比中思考现代文学的生成与发展，态度则是十分温和的。

　　新京派的出现让人看出它的弹性空间的意义，不仅仅有北京本土的作家，也多是外省来的青年。最为有趣的是，先锋派的一些作家也汇入这个队伍，像格非、李洱的写作，越发带有知识论与审美论的呼应，细细察看他们的文本，慢慢地与前人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不过，他们不是历经沧桑的学人的顿悟性写作，而是经由文学研究，由先锋派向京派传统过渡。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他们向京派致意，并非水到渠成的内转，而是一种有意识的嫁接。所以后来的新京派的势力增强，与其说是地域性现象，不如说是学术思想对于作家的启示的结果。

　　格非与李洱都是阅读翻译作品而成长出来的。他们的最初写作带有某些翻译腔，主旨是现代主义和非理性的，本土的经验并不多见。但后来都意识到自身的问题，开始向传统靠拢。格非的《望春风》已经弱化了先锋的笔意，某些意象更接近废名与汪曾祺的风格。乡土里的温情代替了海派的新感觉，画面多了凝重之感。李洱的《应物兄》在内在结构里有知识论的涵养，古今中外的学识像珍珠般串联在作品里，思想性的表述覆盖了早先先锋派的影子。格非与李洱的文学批评文章与小说皆能为之，对于域外小说的研究的心得引人注目。他们都欣赏周氏兄弟与钱钟书、杨绛，心仪汪曾祺的美学世界。从他们的文字书写中，依稀看出对前人对自己的影响力。

　　格非、李洱等人对于知识的看重，有时候不亚于对于个体的生命体验的信任。他们怀疑单一视角的叙述，像“苦雨斋”主人一样，在多维的知识结构里建立自己的审美世界。有时候，对于自己的感受是怀疑的，于是在文本里试图呈现出迷离而无序的知识之网，在无常中把握实在。李洱在一篇谈论张大春的文章中就说：

　　耿占春和张大春都引用了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备忘录》的一段话：“现代小说是一种百科全书，一种求知方法，尤其是世界上各种事体、人物和事物之间的一种关系网”。张大春说，这种小说“毕雄辩、低吟、谚语、谎言于一炉而冶之，如一部‘开放式的百科全书’”。我想，这种小说部分地偏离以讲述“个人经验”为主旨的“说书传统”，为的是激活并重建小说与现实和历史的联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类型的小说，当然因为小说家对已有的历史范畴和观念产生了怀疑，对“说书传统”在当代复杂的语境中的作用产生了怀疑。我想，最重要的因素还可能是，它要表明小说家对单一的话语世界的不满和拒绝。小说家在寻求对话，寻求这个世界赖以存在的各个要素之间对话。（9）

　　但也有的新京派作家警惕对于知识的泛用，他们虽然也研究学问，而在小说写作中规避现代主义的方式，也隐去知识论的趣味，而是回到古典式的写作中。典型的例子是止庵，他一方面从事京派研究，一方面也搞散文与小说的创作。所写的长篇小说《受命》，既有北京地域性的风景，在手法上也折射着海派的某些意境。止庵自己喜欢废名这类作家，但又把张爱玲的诗趣汇入文本，京海间的风气就那么自然地流入文体中。其实，过去的海派作家，也是多有吸收京派营养的。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说：《受命》是一部关于时间的书，有着较自觉的精神寻找。但时间里的命运，早有人以诗的方式展示过。自1980年代起，残雪等人就已经开始以历险的方式走进人性的深处，那里多是在变形与怪诞里，挑战流行的思维。格非、马原也有实验之作出现。止庵与先锋派不同的地方是，写意同时，不忘写实精神，思想可以跳跃，而辞章有安静的一面。他饱览域外书籍，文笔却是京派的遗风之一种。先锋派与浪漫派其实有相似的地方，写恶的存在，背景多是阴暗的，但止庵绕过这个传统，他笔下的街市，有人间烟火之味，自然风貌，亦多风景画的样子。有些地方，传达出生活的诱人之美。张爱玲小说就曾如此处理环境与人性的反差，虽厌恶旧屋檐下的男男女女，但每每写到服饰与花草，也不乏趣味。止庵处理记忆，显得有些克制，自然也抑制了灵动感的散出，本该奔放的地方却有点矜持。这是与流行写作的不同的地方，他或许觉得，这样可以防止滑入前人的套路里。京派作家有过这类笔法，周作人的文章也是点到为止，宗璞的小说喜欢裹在旧诗文的意境里，思想自有边界。周作人与宗璞最终指向静谧之所，止庵却在静谧中进入惊魂动魄的暗河里，在不动声色里，让我们获得一次反省生命与历史的机会。这样看来，说他改变了京派写作的路径，也是对的。（10）

　　除了小说家不凡的突围意识，一批学者型的作家的随笔，也在格式上多有创意，古代辞章与新文学的语义交织，别样的体味每每冒出。李敬泽的作品是古今互动，又能高蹈于空旷之所，考古之趣与诗文之趣散出，回旋中智性之光照出认知的盲区。陈福民《北纬四十度》，学术感与诗人感在田野调查之途里熠熠闪耀。这类随笔在时间上有辽远之意，而思想之火则穿过苍茫空间暖着我们木然的神经，让世人知道曾有的存在被淹没的甚多，只有行走于旷野，方能感到天地之气。靳飞在《张伯驹笔记》里，融书画之趣与梨园笔意于一体，又能在诗词文脉里调适思想，国故之音在高楼与广场缭绕，提醒我们不要迷失于现代性的狂欢中。这些人的写作都无边界之感，他们趣味广泛，审美方式又不定于一尊，学问的感性化，思想的诗化，都远离了那些浅薄的功利主义书写者。

　　从京派到新京派，看得出文化的起伏的轨迹，新京派延续了旧京派许多传统，但又增多了许多前人未有的元素。旧京派的个性主义带有消极性的意味，而新京派总体是积极的，多了儒家的责任感和批判意识。旧京派与左翼传统大多是对立的，他们不屑将文学作为观念的传声筒。但新京派的一些作家是吸收了左翼文学精神的，我们从端木蕻良、宗璞、汪曾祺的文章里，看到一种叙述智慧的弹性。汪曾祺对于赵树理，宗璞对于孙犁，李洱对于瞿秋白都有敬意。他们在更为开阔的视野里吸纳了前人的智慧，安宁的，不谙世事的绅士的笔法，在今天被一种现实情怀所代替。旧京派的悲剧意识多在人与文化的冲突里，像沈从文的小说带有城乡的对比色，而新京派某些小说家的悲剧则是古希腊的宿命式的，止庵与李洱都表达了不可知的命运之神对于人的摆布。这样的变化，是20世纪经验的一种反射，也是文化教育与文化研究的产物。京派与新京派自然也有自己的短板，比如过于书斋气和文人气，少有天籁之音和泥土里的气息，一些作家对于自己身份未尝没有自恋的一面，这些都难以与陈忠实、路遥这类作家更贴近大地的自然姿态相比。我们在战争年代，不易认可京派思维，而在和平的年代就会感到，它对于粗鄙、无趣的语言的消解并非没有意义。在浅薄的功利主义流行的时候，京派的超然性的精神存在，便有不可代替的意义。批评家们对于这个现象的兴趣，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会渐渐浓厚起来。

　　这是肯定的：京派与新京派的经验，对于认识现代文化史与文学史，有着别类的意味。随着教育的普及与提高，新京派的空间可能更大。批评界与学术界对于这类书写曾经有过疑问，提出批评的人也不在少数。在唯道德的话语里，不太容易理解这类的文本。当张中行受到一些人的批评时，季羡林对于其写作，就给予很高的评价，称其是“高人、逸人、至人、超人”，“我认为，他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老年知识分子的风貌，为我们扬了眉，吐了气。我们知识分子都应该感谢他”（11）。同样，在宗璞的小说被一些人批评家冷落的时候，孙犁则为其文字而说了许多赞美之言。他以为作家是要有高深的修养的，“这样美的文字，对我来说，真是恨相见之晚了”（12）。作家的学者化，是王蒙最先提出的，而京派与新京派的作家们，都有这一特点。我们看近年来人们对于李洱、格非的评价中所流露出的知识论与审美论交融的趣味，对李敬泽、扬之水、李长声文字功夫的感叹，都说明这一批作家给世人带来的神思的意味深长。研究这个群落的知识人，一定程度也折射出知识界前沿性的东西。其间的阴晴冷暖，也正是世间图像的缩影。由京派而演化过来的新京派，其未来不可限量。只要回望这四十年间的历史，当会感到，水流过的地方，绿色是不会消亡的。

　　注释：

　　1 关于“新京派”，我曾写过多篇文章，具体观点可参见孙郁《当代文学的周作人传统》，《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4期。
　　2 此为清华大学解志熙先生在一次会议上的观点，我觉得颇有道理，在此引来。
　　3 钱理群：《周作人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14年版，第407页。
　　4 孙郁：《当代文艺思潮中的康德之影》，《扬子江文学评论》2019年5期。
　　5 张中行：《〈周作人文选〉序》，《散简集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0页。
　　6 7 舒芜：《周作人的是非功过》，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8 启功：《文心书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页。
　　9 李洱：《小说家的道德承诺》，《李洱研究》，程光炜、吴圣刚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页。
　　10 孙郁：《旧岁冷弦》，《北京青年报》2021年4月29日。
　　11 季羡林：《我眼中的张中行》，《说梦楼里张中行》，中国工人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12 谢大光：《孙犁教我当编辑》，天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72页。

　　（本文于2024年1月获评第八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优秀文艺长评文章。）

　　孙郁，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