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给鲁迅先生做个《巴黎评论》式的访谈

文/李敬泽

　　对不起迟到了。我要说我刚才就在寒风中蹲在北大门口故意不进来，你们肯定不信。但我刚才确实有一点小盘算，迟到一会儿也许就能把致辞这个环节逃过去。前几天曹文轩老师专门嘱咐我，说你要做一个简短的致辞，昨天樊迎春老师又嘱咐我，你要在前面做个致辞。我本来是想来聊聊《巴黎评论》，却原来我不是来聊天的，我是作为著名“致辞家”来致辞的，想聊个天怎么就这么难呢？所以，今天堵车我很开心，不可抗力，躲过致辞，进入聊天。结果，还是没逃掉，正好赶上致辞，曹老师的话基本上就等于命运，挣扎是没有用的。

　　致辞只有一句，就是向九久读书人致敬、致谢。《巴黎评论·作家访谈》慢条斯理地陆续出版，时间很长了，第一本应该是2012年，已经是十多年前。这套书差不多是文学人的书房必备，昨天晚上几个朋友吃饭，说起这套书，在座的都有，不一定齐全，但一本两本三本四本总归是有的。所以真是要感谢你们出了好书。

纳博科夫

　　现在摆在这里的这一套，说老实话我没有读完，我估计一本一本读完的人也不多。但这个书真不必从头读到尾，摆在书柜里，闲来无事可以随便抽出一本，挑出一篇来读。为了开这个会，我就把第一本抽出来翻了一下。多年前，七八年前、八九年前很认真地读过，但是现在读感觉还是新的，好像没读过一样。昨天翻到纳博科夫那篇，这老先生真是毒舌，访问者问你觉得读评论家的文章有用吗？纳博科夫说，还是有用的，如果一个评论家写得好的话，至少可以让人们对他的智力水平和他是否诚实有所了解。大家听听，毒汁四溅啊！接着又问，那你觉得编辑怎么样？纳博科夫的回答更刻薄，我就不在这里重复了，第68到69页里有，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翻。我也算是评论家加老编辑，我看了倒也不生气，没觉得受了冒犯，纳博科夫的“人设”就是这样，说起我们非常尊敬的很多作家，包括福克纳，包括在座的李洱老师无限热爱的加缪等等，纳博科夫也是很不客气的，他认为这些作家被搞得那么“伟大”都是冲着他来的，是精心策划的针对他的大脑的阴谋活动。好吧，我不一定同意他对具体作家的看法，但是我确实也常常觉得必须在大脑里筑起壕沟、架起枪炮。

　　重读这样一个访谈，让我意识到纳博科夫的才华中那种强烈的否定性。作为一个作家，他通过一种尖锐的、高度自觉的否定性来确立自己。可能每个好作家都在他的本性中有否定性的一面。很难想象一个作家说起谁都好，见了任何名声显赫的前辈同行纳头便拜，对此纳博科夫也有一个评论，说这就叫“庸俗”。他老先生最恨这种庸俗，他说：“非原创的作家看起来八面玲珑，因为他们大量模仿别人”，“而原创艺术只能拷贝它自身”。

　　《巴黎评论》以访谈著称，由此我也想起，前几天刷微博，看见有人转述余华的一个段子。我没有求证，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说是有一次访谈中，对方忽然问余华，你的写作习惯是什么样的？海明威说他每天写五页，雷打不动，你是啥情况？余华听了很诧异，啊？海明威说他每天写五页？访问者说是啊，海明威在访谈里说的。我们的余华老师一激动就脱口而出：你可不能相信作家的访谈，百分之五十都是假话。然后又赶紧找补一句，哦，我这次访谈百分之八十是真的。我估计，关于海明威每天写多少的这个传言就是从《巴黎评论》这儿出来的，在我的印象中，根深蒂固地认为海明威每天写五百字，当然是英文词。昨天重新看了一下海明威这篇访谈，实际上他有一个表格挂在家里，表格上面挂着一个羊头——我不知道为什么挂羊头，反正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意思。在这个表格上，他每天要记下今天的工作量，以便自我激励，但是访谈中也没有说他给自己要求必须每天五百字，只说他每天要记下工作量，也许425，也许470、520等等，我们大家读的时候印象深刻的就是最后的520，所以说海明威每天写500字，而到了余华老师的访问者那里，500字变成了五页纸。

　　余华老师最近也接受了《巴黎评论》的访谈，我要是访问者我就先问这次咱们是百分之五十还是百分之八十啊？当然，这样的访谈，它的标准其实不在“真假”，在这个场景中，一个作家面对一个提问者，同时也是面对公众、面对世界，他在回答我是谁，在讲述他是什么样的作家，他要成为什么样的作家，他不要成为什么样的作家。这个过程主要不是陈述事实，而是一种自我想象和自我建构，他要设法证明自己是一个独特的作家，独一无二，小说家在小说中塑造人物，现在他得塑造自己，在他和他的作品之间构成相互解释、相互延伸的镜像关系。他把自己搞成一个小小的“上帝”，那个大“上帝”没有竞争者，而一个作家却四面受敌，面对无数的竞争者，他得努力说服别人也说服自己，纳博科夫对其他大神小鬼的攻击不过是在滑稽地模仿一神教的上帝、也严肃地模仿堂吉诃德。

余华

　　所以，看《巴黎评论》这些访谈，你会对作家的坏脾气有深刻的印象，不仅是纳博科夫，很多作家都在怼天怼地，他们严重缺乏安全感，我猜他们中很多人都在骂骂咧咧地想，我为什么要回答这些愚蠢的问题，我为什么在我的诗我的小说之外对着这个笑容可掬不怀好意的家伙谈论我自己。

　　但是，毕竟他们都接受了访谈，因为这正好是他们所处的世界中难以避免的“庸俗”，这恰好是一个不仅认识蛋还要认识鸡的世界。现在作家访谈在中国也是司空见惯，在座的诸位经常接受访谈，我也别说别人，我接受的访谈都能出一本书了，还得上下两卷。这种大众媒介上的访谈体，据说就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从《巴黎评论》开始的，大获成功。当然《巴黎评论》也不是什么大众媒介，但是别急啊，据说很快《花花公子》杂志也搞起了作家访谈，这不就大众了吗？由此传遍全球。

博尔赫斯

　　所以，我们所看到的这种访谈，其实是相当晚近的事，在中国应该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大行其道，恰好和市场经济、大众媒体和大众文化的兴起同步，由此也可以看出文化和文学的某些基础逻辑的变化。作家不仅要有作品，与作品同时进入流通和传播的还有他的个人形象、他的“人设”。所以，我们得理解《巴黎评论》里那些家伙的坏脾气，他们是在参加一场他们其实并不擅长的表演，他们之所以成为作家，常常是由于他们无法和世界鱼水尽欢，但是现在，他们还表演起来了，还等着世界的掌声呢，而这个世界如此浩大繁复，它乐于欣赏这份拧巴这份紧张，如同江河自我欣赏地包容漩涡和回流。

　　于是，有了这么几大本的《巴黎评论·作家访谈》，刚才我说，这套书不必全读，谁会把辞典从头到尾读一遍呢？但你书柜里总会有一套辞典。对我来说，这套书就是一部辞典，囊括创造者的个性以及怪癖的辞典，其中收纳着进入文学和世界的千差万别的态度、路径，以及千差万别的异想天开。作为一个文学人、一个写作者，也作为这套书里很多作家鄙夷和痛恨的评论家，我觉得把这套书放在书柜里，经常翻一翻是绝对必要的，当我们被惯性和懒惰所支配，当我们舒适地认为文学只有一个面相、世界只有一种可能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打开这本辞典，挑几个辞条看下去，看看这些又聪明又疯狂的家伙面对世界时千差万别的另辟蹊径，这好比是开启思想的瑜伽或八段锦模式，有助于预防和矫治“葛优躺”。

鲁迅

　　最后，我忽然想到，中国现代作家就没有人做过这种访谈，因为那时还没有这件事。比如鲁迅，他会书面回答研究者或翻译者的问题，但从没有拉开场子接受媒体访谈。在座的这么多博士，天天研究鲁迅，大量生产论文，很辛苦啊，我建议大家不妨放松一下，做点好玩的事，自己穿越回去，或者让鲁迅穿越到现在，作一场《巴黎评论》式的访谈。十个人、八个人分别做，然后集成一本书，由九久读书人出版。博士们由此成为了剧作家，我们将看到十个八个关于鲁迅与大众的戏剧。

　　（本文为李敬泽12月22日在《巴黎评论·作家访谈》研讨会的致辞）

李敬泽

　　李敬泽，批评家，散文家。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人民文学》主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评论集《为文学申辩》《致理想读者》《会议室与山丘》《跑步集》等，散文集《咏而归》《青鸟故事集》《会饮记》等，曾获鲁迅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