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京作家群”——总体性消失之后的文学图景
文/徐刚
“大北京”文学：一幅流动的地形图
今天的北京文学，或者我们更愿意称之为的“大北京”文学，就像是一幅流动的地形图。老辈人常说，北京城是“漂来的”。这里的“漂”字，显然暗指京杭大运河。事实上，皇城高度依赖大运河沟通南北。在姚雪垠的长篇小说《李自成》里，闯王的人马“陕军东征”，出潼关，破山西，剑指京城时，曾有谋士献计，只需截断大运河，京城便可不攻自破。这便充分显现出运河的重要性，大运河沟通南北，既有物资的交通往来，更指人才的自由流动。
确实如此，流动性早已构成了北京城市活力的重要源泉。一直以来，无数“外省青年”因为各种原因来到北京，成为“北京作家”，是这座城市文学生产的主要方式。流动性的背后，显然涉及北京作为八方人才汇聚之地所具有的天然吸附效应。似乎从元代开始，这座城市就受益于文学人才的迁徙与流动，他们通过自己的创作不断塑造城市的形象，诠释城市的意义。比如“北漂大都”的关汉卿，连同他的“玉京书会”与“燕赵才人”，就是这种迁徙者与城市之间相互塑造的产物。明清以降，从龚自珍、曹雪芹，到梁启超、鲁迅，甚至张恨水，流连于此的“外省青年”，他们的墨迹文采、思想亮光，长久铭刻在城市的文学记忆之中。
浩然《金光大道》
20世纪20年代，随着现代大学体制的建立，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北京成为知识分子聚集地，一座名闻中外的文化城。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他们绝大多数都不是北京本地人。出生于北京的现代作家其实很少，除了老舍、萧乾等人之外，大部分都来自全国各地。当时的王鲁彦、台静农、彭家煌、许杰等，人虽居住在北京，但小说却取材于各自的家乡，这种描写乡土，抒发乡愁的文学作品被鲁迅称为“侨寓文学”。
1949年之后，新生的人民政权陆续从全国各地调集大批文艺工作者进京。他们从天南海北来到崭新的北京城，这让北京得以在极短的时间里聚集起一批具有全国重要影响的作家。一时间，国统区和解放区，北京的与非北京的作家都聚集于此，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共同塑造着北京文学的辉煌历史。
正是基于这种文化的、政治的区位优势，以及建立在流动性基础上的人才吸附效应，北京文学轻而易举地在全国文学版图中获得了不言而喻的重要地位。对此，孙郁教授曾言，“现在了解半个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北京的人文地图占了半壁江山。重要的文学作品、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思潮，都出现在这里。”①这样的说法并不夸张。纵观北京文坛，单就小说创作来看，就能找到为数众多的开风气之先的大师级人物。“人民艺术家”老舍自不待言，而《艳阳天》和《金光大道》的作者浩然，虽因时代的转折而逐渐被人淡忘，但对其文学成就的重新评价早已为学界所重视。除此，从王蒙、刘心武、邓友梅，到汪曾祺、林斤澜、陈建功，从张洁、张承志、史铁生，再到莫言、刘庆邦、刘震云，这些无疑都是当代文坛的重要人物。甚至连潮流之外的王朔、王小波，也因其拥趸无数，而被视为“另类”的文学大师。世易时移，“北京作家群”一直在扩大。在霍达、张洁、张承志、史铁生、刘恒、徐小斌、周晓枫、石一枫之外，更多的“外省青年”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加入，从莫言、刘庆邦、刘震云、阎连科，到张柠、格非、李敬泽、李洱、徐坤，再到更年轻的徐则臣、马小淘、文珍、笛安……即便是居无定所的“北漂一族”，也为了他们绮丽的文学梦想而不断向北京靠拢。北京最吸引人的个性就在于这种包容一切的襟怀和海纳百川的气度。
刘庆邦《走窑汉》
刘恒《小石磨》
七十多年来，北京文学见证了一个从传统老北京过渡到红色革命语境，再到不断探索的现代化时期，直至今天全球化真正开启的多元时代的宏伟发展过程。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北京文学始终以其海纳百川的气质铸就着文学的辉煌。纵观今天整个“大北京”地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其作家队伍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北京作协成员、居京自由作家以及中央国家机关在京机构的相关作家，这也几乎奠定了今天北京文学人才队伍的基本格局。最近，在讨论“新北京作家群”时，张颐雯又从这三部分作家中更为细致地划分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从小在北京长大的作家，比如石一枫、孙睿、杜梨、古宇、常小琥、李唐等；第二类是来到北京求学并留在北京工作的作家，比如张天翼、刘汀、西元、马小淘、文珍等；第三类则是已经在北京生活多年，写作生涯可能开始于北京，但作品并不主要书写北京，而是用新的视角回望故乡的作家，比如阿乙、郑在欢等。这种细致的区别不仅显示了北京文学“五方杂处”的包容性，同时也深刻体现出今天北京文学格局的重要变化。
石一枫《上学》
这种变化在于，无论如何划分，北京本土作家的比重都在不断下降。一个最直观的后果就是，过去我们所津津乐道的“京味”文学，如今早已不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也就是说，假如我们依然把以地域性或地方文化为标记的所谓“京味”，视为北京文学传统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元素，那么对于以无数外来者为主要标志的“新北京作家群”来说，这个被不断提及的文学传统可能早已蜕变为不堪承受的重任。这也就像顾建平在谈论“新北京作家群”的写作方式时所说的，“新北京作家群跟传统的北京作家群不同，在语言表达上基本抛弃了原来的京味写作，即使像孙睿这样从小在北京长大的作家，也不是京味写作，而是融合了口语、部分书面语、网络流行语的杂糅语言。”②这些显著的变化，不得不让我们重新审视过往讨论北京文学时总会不由自主提到的“京味”概念。
“京味”的内涵、意义及其限度
倘若要对当代北京文学的发展与变迁做更透彻的讨论，那么对于“京味”这个最具辨识度的地域文化概念的详尽论述就必不可少。作为20世纪80年代建构起来的一个极具标志性的文化概念，“京味”几乎是与彼时蔚为大观的“津味”，崛起于三湘四水的“湘味”，弥漫于苏州小巷的“苏味”，以及更多具有地域风情意味的“汉味”“川味”“陕味”等一同出现的。由此看来，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切入北京人引以为豪壮的所谓“京味文学”，便成为我们讨论这个概念当仁不让的重要前提。
概括来看，人们曾热烈讨论的所谓“京味”，其实主要指的是体现在文学及影视作品中围绕北京具体展开的一系列“地方性”的文化特色。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甘海岚主编的《北京文学地域特色研究》一书便将这种“地方性”特色概括为“北京作家、作品所反映的北京地域自然环境、风俗民情、价值取向、思维特点、行为方式、心理特点、生活习惯、语言风格等方面”③。若论及这种“地方性”的历史渊源，这又与“五方杂处”的北京之千百年来的民族融合有着莫大关联。根据研究者的考察，正是努尔哈赤和他的后人们造就了现代称之为“京味”的北京文明，其中包括民俗与风情，性格与气质，心理与语言方式，以及认知态度与内心规范等一整套“文化模式”。作为一种文学风格，“京味”的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曹雪芹的《红楼梦》，而真正将其发扬光大的无疑是作为旗人后裔的老舍。作为一种被后世更多生活在北京的作家所继承的文学传统，“京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故都景象与市井风光。譬如自老舍以来，北京文学中最常出现的小胡同和大杂院，构成了这座文明古都百年来最为经典的城市景观，这也是北京最为显眼的外部标志之一。在老舍的作品中，写到北京的地方名称数以百计，一会儿西四牌楼，一会儿护国寺，每个地方都被赋予了特殊情感，因此显得亲切自然，令人心驰神往。自老舍以来，北京的故都景象与市井风光不断成为邓友梅、汪曾祺、陈建功、刘心武，以及更年轻的叶广芩等作家笔下的重要内容，这几乎形成了一种写作传统。
其二，民风民俗及乡土人情。作为地域文化的重要内容，北京本地的民风民俗及乡土人情，往往成为“京味”的重要内容。这方面主要包括一些岁时节令和地方风俗等等，邓友梅笔下的市井生活，就被称为“民俗文学”，而《城南旧事》里的旧年风物，更是令人心动的人文景观，这些都被视作北京文明古都最深厚、最耀眼的文化底色。
其三，各式各样的“京味”人物。那些广泛存在于北京作家们笔下，深深浸泡在“北京文明”中的各色人物，永远是“京味”的核心所在。这包括陈建功《找乐》里的李忠祥，邓友梅笔下的那五，抑或汪曾祺《云致秋行状》等小说里的各式人物。他们几十年坎坷生涯中那些荒唐、可笑又可悲的故事，为我们揭示了生活的某种真谛。
陈建功《找乐》
其四，京腔京调与京韵京声等语言元素。方言土语永远居于小说等文学作品中最显要的层面，也是地域文化最直接的呈现方式，这里突显出的是北京方言的重要意义。从老舍到刘心武，从邓友梅到汪曾祺，他们的小说语言总会在亲切中带有一丝幽默与温情。而在离经叛道的王朔那里，所谓的“京片子”，依然是小说里极有魅力的元素。这一点甚至在更年轻的石一枫这里依然有所体现。无论如何，方言永远是北京作家值得重视的小说元素。
其五，一种独属于北京的文化性格。市井风光也好，乡土人情也罢，以及无论是京味人物还是京韵京腔，这些都属于外在的文化元素，“京味”的精神内核最终还应该指向一种更为内在的文化品格。比如一直以来，写作者不断建构的温和典雅、讲究礼数的老北京人的文化性格。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赵园在《北京：城与人》只是将北京方言视作“北京文化、北京人文化性格的构成材料”④。
时至今日，作为文学风格的“京味”，一直是人们谈论北京文学时的重要参照。这得益于它早已超越了地域文学的局限，而具有更加深远的文化意涵。这包括作家对北京特有风韵、特定人文景观的展示，以及在其中注入的人文情怀与文化趣味。然而，围绕北京的风土习俗和人情世故，用北京话写北京人、北京事和北京情的所谓“京味”，其实是个相对模糊，又带有“不确定性，变异性和灵活性”的概念，因此它不可避免地会在历史中发生显著变化。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倾向于认为，所谓的“京味”不应该局限在狭隘的“旧城圈”，而应该从进化发展的角度充分理解它的包容性和延展性。也就是说，任何现代的“城市人”都不应该由单纯的土著居民构成，对于日渐庞大的北京城来说更是如此。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个成分更加复杂的北京，其“旧城圈”的天地无疑会随着城市的演进而越来越小，北京人的心灵情感和价值观也将面临极为深刻的调整。如此一来，“京味文学”的变化就不可避免。
事实上，那种旧有的，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市镇文化表征形式的“京味”，在20世纪80年代迎来了它最后的辉煌之后便急速衰落了。现在看来，“京味”文学难以为继的两个根本原因在于，一是社会生活的变迁。在新的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之下，随着传统“京味”所赖以承载的社会生活的渐趋消失，北京人身上留存的所谓“京味”正逐渐“融合于时代的潮流中，而愈显淡漠了”。二是作家队伍的重组。如今，更多的“新北京人”已然成为北京文学的主流，他们并不承担守望复兴“京味文学”的历史责任。在一个崭新的北京和“新北京人”的文学视野中，“京味”不再是北京作家必须面对的问题。
其实早在20世纪“京味小说”的热潮期时，这种兴盛中的危机以及面对危机的变化迹象就已经开始显现。当时陈建功、邓友梅、汪曾祺等人的创作，已然显出后继乏人的窘境。对他们来说，向前追溯，老舍当然是“京味”难以逾越的高峰，如人所说的，“老舍之后，不会再有第二个老舍。”向后看去，一批更加具有现代城市意识的作家开始对“旧城圈”形成巨大冲击。这里最具冲击力的无疑是王朔。现在看来，正是从军区大院走出来的王朔，给人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觉，以至于一度被人称为“新京味”的代表。说这是“京味”，是因为王朔笔下的故事仍然发生在北京，小说人物都出生成长在北京，说的是地道的京腔京调，接触的也都是关于北京的一切。然而，纵观《顽主》《橡皮人》《玩的就是心跳》等作品，“新京味”之“新”终究体现在大城市中青年人非传统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上，并且摆脱了以往“京味小说”的结构程式和审美规范。在王朔这里，“大院”风格的年轻主人公，毕竟不同于温和典雅、讲究礼数的老北京人，他们身上更多体现出一种时代的焦躁与冲动。这既是“京味”文学的延续，更是一种全新的发展。因此，传统意义上的“京味小说”在经历它自身的灿烂辉煌之后，终于出现了面貌不同的“新京味”，它也因与刻意追求纯正优美的传统“京味”背道而驰而显得意义非凡。这种突如其来且具有必然性的巨大变化，无疑给京味文学研究者带来了新的课题。尽管这里的“京味”并不等于“痞味”、调侃语，以及极具消解意义的脏话、黑话等，但不可否认的是，传统美学意义上温柔敦厚的“京味”已然开始消亡。
王朔《顽主》
20世纪90年代以后，传统意义上的“京味”作家群已经趋于解体。另外一些并不追求地域特色的北京作家开始走上前台，比如徐坤、邱华栋等新一代北京作家，他们更加关注的是作为都市文化的北京，观察和描述的也是处于迅速都市化进程中的北京人。他们的作品越来越引起重视，越来越受到欢迎，这也意味着“京味文学”事实上的转型正在显著发生。由此从侧面说明，一个都市化的北京，正在消解它自身独特的地域标记。所以对于创作来说，一方面固然要考虑有意识地突破“老舍模式”，对北京的地域特色进行更深入的挖掘；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在新的北京都市景观面前，如何表现北京人的文化心态与文化选择，以此为京味风格与叙述方式找到新的支点。
新世纪以来，更多的外来作家正在不断丰富北京文学的形式与韵味，“京味”也在历史的流转中不断塑造自身。格非、徐则臣等人会尝试以北京作为写作对象并各有侧重，但他们的小说并不会太在意作为一个北京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因此也对描写北京市民社会的世相心态，以及有关北京人完美的俗世人格的刻画没有太大兴趣。在年轻一代的北京作家中，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并不多见。环顾今天的北京文学圈，当更多的作者属于“新移民”一代时，流连传统“京味”无疑显得不切实际。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群没有历史包袱的“新人”，他们对于“京味”文学传统相对陌生，也并不感兴趣，更不负有一种道义上的责任。在为数不多的本土作者中，青年作家侯磊的创作虽多涉北京史地民俗，但在他那里，“老北京”终究是个遥不可及的神话。而出身大院的石一枫，虽颇能体现出王朔小说的某种神韵，但也仅止于语言的模仿。他的《地球之眼》《世间已无陈金芳》《借命而生》等经典作品，更像是新的都市传奇，从“地方性”的文化角度看，并没有体现出明显的北京印记。
如此看来，“京味”似乎终将变成一个供人凭吊和缅怀的对象。尽管我们也能从叶广芩等作家笔下看到老北京的“老汤原汁”，但不可否认，今天我们所谈论的“京味”，更像是一种已然消逝的“博物馆文化”。这是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已烟消云散的北京文学，但与此同时，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北京文学。
“新北京作家群”究竟“新”在哪里？
尽管目前，在官方宣传话语及文学史纵深的研究维度里，“京味”依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学概念，但如前文所言，今时今日，倘若要为“新北京作家群”找到某种明确的价值指向，那么过往文学讨论中那个津津乐道的概念，或许早已不再是必不可少的核心元素了。在新的历史形势下，我们必须呼唤一种新的“京味”，或者说它终将以全新的面貌出现。这也就像人们提到的，唯有让胡同、四合院与国家大剧院、鸟巢等北京新地标并立并存、交相辉映，才能体现出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和国际化大都市的双重魅力。也就是说，既要接续传统，也要面向未来，守正创新方可重新焕发活力，这或许才是新的“京味文学”的题中之义。所以今天，倘若要追问“新北京作家群”究竟“新”在哪里？我觉得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值得讨论：
其一，新的小说语言与文学风格。对于五方杂处的“新北京作家群”来说，首先必须体现出新的小说语言与文学风格方面。最近，居京近二十年的江西作家阿乙出版了他的最新长篇《未婚妻》。这是一部以“追忆似水年华”的方式写作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或者可以称为阿乙版的“追忆似水年华”。从这部小说可以看出，这些年阿乙的文学风格有了很大变化。他逐渐从过去极端、阴郁、残忍，乃至绝望的文学风格中走出，悄然化身为如今从容的、娓娓道来的追忆者。他从加缪的坚定支持者，转变为普鲁斯特的迷恋者。《未婚妻》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新的小说语言。在这部小说中，阿乙以注释的方式有意拼接《追忆似水年华》中的句子，或是在《尤利西斯》里摘录与小说场景“完全一致的感慨”。甚至不止这两部作品，还包括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波德莱尔《巴黎的忧郁》，以及欧·亨利的重要小说等等，《未婚妻》总能将名著中的语句，灵活应用到小说的具体场景之中。甚至不仅是小说，还包括特里尔的《毛泽东的后半生》，抑或是煞有介事引入的社会学等方面的各种研究论文。因此一方面，小说的叙述语言夹杂着“西方正典”式的文学语言，或是严谨高端的学术论文语言，从而体现出语言的严肃性、经典性和正统性。但另一方面，小说人物的对话语言，则是略显土气的江西方言，甚至不乏粗鄙的俚语俗语。于是我们看到，小说一方面深情吟诵着但丁《神曲·天堂》中的美妙诗句，“像在火光中我们看见了火星，像在合奏中我们辨别了声音。”⑤另一方面，小说人物又极为粗鄙地把诸如“戳它姨的瘪”之类的脏话“挂在嘴上”。通过这样的方式，小说极为惊人地体现出语言的多样性与混杂性。语言的并置中包含着微妙的反讽意味，这种方式让整个小说呈现出一种“戏仿”的游戏性，这也正是小说文体方面的重要贡献。由此，小说通过追逐一种新的小说语言，不经意间建构了一种新的文学风格。
其二，新的都市景观与城市地标。纵观前文所讨论的传统北京文学，其都市景观往往是比较单调的，胡同和四合院几乎构成了“京味文学”的主要载体。这便犹如电影《城南旧事》带领我们所领略的传统北平的独有味道：穿过悠长的胡同，耳畔回响的是此起彼伏的叫卖声，街角的剃头挑子嗡嗡作响，捏面人儿的手艺人专心致志，卖糖葫芦的高声吆喝，胡同口有人在汲水喂骆驼……在此，蜿蜒的长城，威严的故宫，以及行走在黄土路上的骆驼，成为观众对于老北平挥之不去的记忆。此后如王朔小说及更多影视作品所呈现的军区大院，以及90年代邱华栋笔下的中粮大厦、凯宾斯基饭店及亮马河等，构成了上个世纪末北京城市景观的主要元素。或许恰恰是因为没有历史包袱，今天的“新北京作家群”能够不断为北京文学贡献新的都市景观与城市地标。这里的新地标，可以是徐则臣笔下的运河，石一枫笔下的麦子店，也可能是笛安笔下的景恒街。在《漂洋过海来送你》中，我们看到一个全球化的新北京，小说将美国纽约和阿尔巴尼亚都放在想象北京的地理坐标之中。同样是石一枫，他的《入魂枪》展现的是一个关于电脑游戏的新北京，中关村与海龙大厦所携带的二十年来电脑游戏的发展史，也被铭刻到北京的城市图景之中。而新作《逍遥仙儿》更是将小说放置在人们热议的北京大力整治课外补习班的社会背景中。同时，这也是作者着力创作的一部关于“回天”题材的小说。既然涉及回龙观与天通苑这一新的城市景观，就必然包含因拆迁而来的暴富，以及以新旧北京人为中心展开的文化观念的冲突。就像小说中的王大莲和她父亲“道爷”那样，家里的房子以“扇”来计算，而小说里以苏雅纹和王大莲为代表的新旧北京人，他们关于中产阶级的文化品位的认同与冲突，既让我们看到了今天所流行的价值认同的虚假和脆弱，也为我们呈现了石一枫小说所惯于捕捉的人性光泽。
《城南旧事》剧照
陈福民《北纬四十度》
其三，新的人文地理与城市空间。在“新北京作家群”的观念视域里，还涉及如何重新理解北京的人文地理意涵和城市空间意义等诸多重要命题。“新锐北京作家”陈福民的《北纬四十度》试图在更宏阔的地理空间里书写北京及其中国的意义。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不同民族的冲突与融合，正是中华民族在千百年的历史中得以凝聚和塑造的重要基础。由此来看，民族冲突与融合的前沿阵地——“北纬四十度”地理带——就显得极为重要了。在陈福民这里，“北纬四十度”首先当然是一个地理概念。作为北方游牧民族与南方定居民族的大致分界线，它圈定了文明演进过程中的不同族群，以及伴随而来的截然相异的生活方式，也当然意味着文明之间的区隔、竞争和融合。然而，这个“北纬四十度”的概念，又并不局限于一时一地。作为相对稳定的地理坐标，它注定要面对不同历史时空的人与事。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到明英宗的“土木堡之变”，如果说北纬四十度地理带是一道稳定的纬线，那么千百年来朝代更迭中的漫长历史则是更加分明的经线。全书正是以此为坐标，通过这个跨界性的文化概念，呈现和展开了一幅“参与性”的千古江山图。因此这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北纬四十度》一书正是围绕相关人物集中表现和探究了民族冲突与融合等方面的历史关切。这里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全书的压卷之作《遥想右北平》，文章聚焦右北平这个“伟大的地名”，以略显散漫的“思古之幽情”，抒发着历史探寻者的笔迹与心迹，甚至也囊括了作者个人化的关乎故乡、关乎精神乐土的玄思与慨叹，这便在纵向的历史时空中，为书写长城及北京的独特人文地理意义开辟了空间。在人文地理之外，城市空间也是极为重要的文化元素。在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中，空间从来都不是纯粹空洞的，而是包含着某种深切的政治和社会意味，即空间是社会行为的内在要素。因此，空间背后包含着一种权力关系，而“新北京作家群”必须争夺属于自己的城市空间。
孙睿《发明家》
郑在欢《忍住Ⅲ》
其四，新的生活经验与城市情感。不断变动的新北京，总会呼唤新的文学，进而积极捕捉新鲜的生活经验，这些新的生活经验又会凝聚起新的城市情感。以《草样年华》成名的孙睿，在最近的作品中不断聚焦新的行业经验。他的《抠绿大师》及其续篇《抠绿大师Ⅱ·陨石》，便为我们展现了影视从业者卑微的行业生活。而以“狗仔队”的不法勾当为中心的《发明家》，不禁让人想起杰克·吉伦哈特主演的电影《夜行者》，它们都讲述的是媒介时代被隐匿的“真相”，而这背后也包含着作者对世界、对人性本身的深入理解。古宇的《人间世》瞄准的是招聘市场隐秘的行业“内幕”，而杜梨的《香看两不厌》则从工作人员的角度，展现了一个独特的颐和园，这些都是令人颇感新奇的北京经验。当然，更多的写作者会通过这些独特的生活经验，不断提炼新的城市情感。在此，马小淘的《姑姑》，张天翼的《雕塑》，马亿的《莫兰迪展》，李唐的《矮门》，以及陈小手的《帘后》等作品，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里特别有意思的是刘汀的《野火烧不尽》，小说将家乡内蒙古，将乌拉盖草原与北京、芝加哥的故事放在同一历史时空来讲述，试图由此触摸现代人迁徙流动中的心灵成长轨迹。同样，郑在欢的《忍住Ⅲ》也是在北京与家乡驻马店之间时时返顾，于时空交错之中思考所谓“友情”的确切意涵。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乔叶刚刚荣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宝水》。小说令人印象最深的地方在于，它展现出“新的题材”“新的写法”与“新的人物”等不凡面貌。然而在此，最为重要的还是新的经验与城市情感。面对新时代“山乡巨变”的新现实，对于小说中的“我”地青萍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重新“下乡”的经验无疑是极为重要的。这位城市生活的失败者，不仅被宝水村治愈了失眠这个文明的病症，也终于在它将来的更大发展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尤其在她与宝水村之间，长久的相处令她早已建构起以情感为中介的“深入生活”的新态势。相比较而言，那些积极下乡的青年学生，虽然改造村庄的愿望无比强烈，但终究怀着一种不自知的傲慢，而“我”的知识立场显然更加超然，体现出站在乡土社会本身来思考问题的从容与宽厚。
乔叶《宝水》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
结语：总体性消失之后的文学图景
今天，当无数北京作家在不断创造新的小说语言与文学风格，新的都市景观与城市地标，新的人文地理与城市空间，以及新的生活经验与城市情感时，我们可以看到，“新北京作家群”之“新”其实是相对容易捕捉和定义的。对于如今的北京文学来说，在成功超克“京味”这个略显沉重的历史负担之后，新的文学创作势必更加从容，也更加自由。在“大北京”文学的号召之下，其文学形态也更加丰富，更加多样化，这毋宁说正是现代意义的北京文学带给我们的“馈赠”。因此，倘若要认真追问“新北京作家群”究竟“新”在哪里？其实是可以从很多层面来讨论的。比如在《文艺报》组织的关于这一论题的同题问答中，杜梨就将此概括为“新题材、新气象、新风貌、新批评”⑥。饶是如此，这里更加值得追问的或许是，“北京”在哪里？“新北京”中的“北京”究竟应该如何定义？这也就像“新南方写作”中的“南方”，“新东北作家群”中的“东北”一样，恐怕并不是一两句话讲得清楚的。
最近两年，受北京市文联的委托，笔者有幸参与了《北京文艺发展报告》的撰写工作，主要负责其中的《文学篇》，从而有机会从总体上概括一年来北京地区的文学发展状况。在撰写报告的过程中，笔者的一个切身感受在于，整个北京地区的文学现象极为丰富，有着大量鲜活的创作实例，成就极为惊人。但遗憾的是，它们大都呈现为一种分散、孤立的状况，很难从中总结出某些共同的特征来。总的来看，今天的北京文学面临的突出问题在于，它更像是一个巨大的“文学拼盘”。它固然是开放的、包容的，是丰富多样的，但同时，它又是无比驳杂的，略显破碎的，缺乏必要的总体性。
问题或许在于，如何重塑北京文学的总体性？是的，这里提到了总体性，一个已然陌生却仍显必要的词语。事实上如前文所言，过去我们谈论北京文学，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京味”这个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毫不犹豫地用“京味”来定义北京文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京味”构成了言说北京文学时代总体性的重要元素。然而如今，随着社会生活的急速变化，当红极一时的“京味”已然为人所淡忘，甚至早已是明日黄花时，面对日益丰富的文学现状，我们又失去了指认和概括这种时代总体的能力。在北京文学的版图上，当那些“新时代、新北京、新经验、新故事”纷纷以文学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时候，我们已然很难辨认出其中包含的“北京的特色”。这个时候，我们或许又开始怀念“京味”，留恋过去那种虽略显老旧，但终究稳固的时代总体性。
今天的“新北京作家群”，固然让读者看到了更加广阔的文学世界，他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义现实、感受现实，重新表述北京和中国。或者用刘恒的话说，“各路勇士们”都在“提供进取心和创造性的证明”⑦。然而，当更多的北京作家开始抛弃“京味”这个历史的包袱，甚至不再对复兴文学传统，赓续京华文脉承担道义上的责任时，我们显然需要重新找到一种认识新北京文学，定义时代总体性的新元素。今天的“新北京作家群”，呈现的其实是一幅总体性消失之后的文学图景。一方面，北京文学的传统早已淡漠；另一方面，它的“当代性”显现得又并不充分。这就像青年作家李唐所坦言的，“北京作为国际都市，它的现代性却并未真正在当今文学中呈现出来。”⑧由此，我们似乎处于一种尴尬的“中间状态”。那么对于今天的北京文学来说，究竟应该如何呈现一种崭新的“当代性”？或许，我们不能将传统与当代作简单的对立。这里的“当代性”并不是完全剔除了“传统”的“当代”，换言之，我们需要在“传统”与“当代”之间建构一种“连续性”的桥梁。因此一方面，北京文学深情呼唤一种全新的写作形态，去不断诠释这独一无二的“当代”；但另一方面，基于传统的向心力，它也祈求在写作中获得一种归属感和凝聚力，进而重新建构一种共同体意识。这或许才是“新北京作家群”理应努力的前进方向。
注释：
①孙郁主编：《新中国北京文艺60年1949—2009》（文学卷），中国文联出版社2010年，第1页。
②路艳霞：《“新北京作家群”集结，书写当代鲜活北京故事》，北京日报客户端2023年7月7日。
③甘海岚主编：《北京文学地域特色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前言第2页。
④赵园：《北京：城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5页。
⑤阿乙：《未婚妻》，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第80页。
⑥行超：《“把眼睛好好睁大了细看，历史就在我们笔下”——关于“新北京作家群”的同题问答》，《文艺报》2023年8月21日，第2版。
⑦刘恒：《缓慢而必要的进步》（“新北京作家群”开栏导言），《北京文学》2023年第1期。
⑧路艳霞：《“新北京作家群”集结，书写当代鲜活北京故事》，北京日报客户端2023年7月7日。
徐刚，1981年生于湖北，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常务副秘书长，北京市文联签约评论家。近年来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史及理论批评研究，著有《中国当代文学的城市叙述1949-1966》《小说如何切入现实》《虚构的仪式》等学术专著多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