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京作家群写作——空间、视野和问题

文/杨庆祥

　　一、作为文化空间的北京

　　在北京最近举行的一次作品研讨会上，我们讨论了一部以颐和园为书写背景的作品，这个时候我发现了一个稍微有点“尴尬”的现实——那就是我居然从来没有去过颐和园。然后再一细想，我也没有去过香山、天坛、地坛，更不要说远郊的潭柘寺、青龙峡、十渡，等等。我已经在北京生活了整整20年，但足迹所到之处，却也不过三环到四环之间的那一小块学习生活的区域，即使如此，在三环边上的颐和园我依然没有踏足。这是我个人的习性使然，还是大都市的通病？或许两种原因都有。但这并没有影响我对颐和园、地坛这些文化地标的了解甚至侃侃而谈，艾柯曾经不无揶揄地说：“很多书我们不必去读，因为有不同世代的人帮我们读过了。”这句话在我这里也可以这么说“有很多风景并不需要去看，因为已经有很多人帮我去看过了”。我想即使是身处边陲的人，可能也对天安门、故宫等地方如数家珍，这来自宣传、教育和阅读。一个从来没有去过巴黎的人，因为阅读了波德莱尔的诗歌以及本雅明对这些诗歌的经典阐释，他对巴黎就不会陌生；如果他又读了巴尔扎克的小说和大卫·哈维的《巴黎城记》，那他对巴黎的历史也会相当精通；如果碰巧他又看了伍迪·艾伦的《午夜巴黎》，说不定他就会疯狂地爱上巴黎。青山七惠的《一个人的巴黎》写的就是这样的故事：一个清洁工阿姨从来没有去过法国，但是她每天念念不忘的是，“如果我是一个巴黎人就好了，如果我是一个巴黎人，我就不会这么无趣了。”

《午夜巴黎》剧照

《茶馆》剧照

　　对我来说，北京也是如此。即使我不生活在北京——比如20多岁以前，那时候离北京可谓路途迢迢，那是绿皮火车的时代，从我的家乡去一趟北京大概要走48小时以上——但北京却是很熟悉的一种记忆。那是因为读了曹雪芹的《红楼梦》和纳兰性德的词，这两位拥有传奇经历的作家虽然不一定书写北京，但是却生活在北京；然后又有郁达夫《故都的秋》和老舍的《茶馆》，前者有浓郁的对“故国”的乡愁——在某种意义上和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对中国的乡愁”有着精神的互文；后者将北京的市民生活置于历史变动之中，在变与不变中呈现着历史的忧虑。转眼到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个人生命的痛切思考借助哲理完成了升华，与此同时，则是王朔和王小波，这两者请容许我卖个关子，留在后文再说。在大众文化层面，20世纪90年代的《甲方乙方》《北京人在纽约》《北京爱情故事》开启了一种资本时代的北京/北京人/北京生活的想象，相对于经典文学作品，它们具有更强烈的冲击力，至少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北京不仅仅意味着远方和世界，同时更意味着爱情、成长和追逐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

　　这些暗示了北京作为一个地理空间的复杂性。在历史上，自元明以来，北京长期作为幅员辽阔的帝国的政治中心，从权力的角度来说，它切切关注的，是一种以中心为原点的分层管理机制，帝国的大脑们在此统筹规划、发号施令。作为一种逻辑或者宿命论意义上的反噬，它也不得不接受各种边地势力的挑战，这些挑战既有可能来自更北方的游牧，也有可能来自南方的“蛮夷”，有时候，这种反噬直接来自中心的内部。这样的悲剧和闹剧在历史中反复上演，以至于北京不得不一直在景观化的意义上强调其作为政治空间的唯一真理性。也就是说，虽然历史一再证明政治空间是一个相对脆弱的自我认定，文化空间才有可能获得更长久的生命力，但因为政治总是在现实的层面保持其强力，所以它一再压抑其文化空间的面向和肌理，使得关于北京的记忆和书写总是要不断地辩驳其自身。换句话说，政治空间所具有的景观性和假面性会使得我们认识并记忆一个常规意义上的北京，而那个具体的、此时此刻的、关乎当下生存的存在论意义上的北京往往需要借助更自觉的书写和阅读才有可能被记忆，并真正成为标志北京的文化符码。正如波德莱尔、巴尔扎克之于巴黎；菲茨杰拉德、怀特、耶茨之于纽约；村上春树之于东京；帕慕克之于伊斯坦布尔——这正是21世纪的北京书写需要完成的课题。如果这一课题能够借助新北京作家群的写作得以完成，那或许能够实践我几年前的一个小小预言：“19世纪的世界文学之都是巴黎；20世纪的世界文学之都是纽约；21世纪的世界文学之都则是北京。”

　　二、新北京作家群写作的问题意识和视野

　　在讨论新北京作家群写作的问题意识和视野之前，首先需要对新北京作家群做一个稍微严格一点的界定。目前对新北京作家群的认定基于两点区别，第一点是区别于“旧北京作家群”，这里面临的问题是所谓的“旧北京作家群”也是一个宽泛且模糊的指认，一些批评家的文章将这一群体上溯到了民国时期的“京派”，并根据时间的顺序将老舍、邓友梅、刘心武、叶广芩、王小波、史铁生、刘恒等等都囊括在内。新北京作家群则指的是一批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甚至是90年代这三个代际的作家群体。第二点是，在谈到“旧北京作家群”的时候，往往会强调“出生在北京的作家以北京话写北京发生的故事”这一点，而对新北京作家群的写作则没有这么严格的要求。从《北京文学》“新北京作家群”专栏发表的作品来看，既有出生于北京的作家，也有出生于外地的作家；语言上会偶有北京方言，但大多是一种标准的普通话写作；内容上既写在北京的故事，也写在外地发生的但与北京有一定联系的故事。

　　仅仅上述两点并不能凸显新北京作家群写作的特质和核心要义，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新的时间意识，以及由这一时间意识所催生的新历史意识。具体来说就是，自90年代以来，北京的加速发展产生了全新的景观和现实，静态的空间被动态的空间代替，流动性的人口和资本使得“一切坚固的东西烟消云散”，政治、资本和文化在这一大体量的空间里反复搏杀，并形成了一种“互相保证的摧毁”式的平衡。如果说新北京作家群写作的问题意识是什么，这就是新北京作家群的问题意识，也就是，作为北京加速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同时代人对之进行同时性的书写和记录，并在这一书写和记录的过程中建构新的现实感、历史意识和价值观念。这就是我个人对新北京作家群写作的界定。

　　基于以上的界定以及这些年的作品阅读，我以为新北京作家群的写作，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呈现出四个方面的视野，这些视野既指题材、主题的选择，也内涵着美学和风格的倾向。第一是文化视野。这里的文化是相对狭义的概念，特指基于地方性的北京文化。在90年代以来的加速发展中，作为地方性文化的北京在整体上是被压抑甚至被删除的，或者最多被“驱逐”到民俗的位置——这与北京的城市扩张基于同样的现代想象：一切非现代的东西只能作为可有可无的点缀。但正是在这一物质意义上被冷落和放逐的地方性文化中，作家们发现了历史传承的坚固和文化新生的可能。可以放在这个范畴内讨论的作家作品有宁肯的《北京：城与年》、祝勇的故宫系列、侯磊的《北京烟树》、杜梨的《春祺夏安》等，这些作品要么以北京的文化地标书写北京的流变，要么深入寻常巷陌，在街谈巷议中窥见世情人心。除此之外，还有诸如凸凹笔下的京西，周诠笔下的延庆，从地理上丰富了北京文化的板块。文化在这些新北京作家群的写作中具有结构性的作用，他们以此平衡现代化带来的冲击，并思考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辩证关联。从文学血缘上看，以文化为落脚点的新北京作家群的写作与旧北京作家群渊源最深，“京味”虽然已经有了不同的表达形式，但在内在的质地上，依然是文化的忧思。在旧北京作家群的写作里，一直有“旗人”和“奇人”两个传统，因为有了这两个人物系列，文化书写变得立体且形象，但是在新北京作家群的写作中，这样的人物已经从现实和想象中均告消失，这容易使文化书写变得平面。对新北京作家群的写作来说，如何继承“旗人”和“奇人”的写人传统，将文化变迁中的人物予以个性化塑形，是面临的重要难题。

侯磊《北京烟树》

　　第二是世界视野。如果说文化视野更多的是从时间轴的角度考量，那么世界视野更多就是从空间轴的角度考量。如果要在这个世界视野前面加一个限定词的话，完整的表述应该是“流动性的世界视野”。正是流动性，从内在到外在深刻地决定着21世纪北京的世界性。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世界性=流动性。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这种流动性，从外在来看，流动性表现为人口、物流和资本的快速迁徙、聚集和离散，巨量的人口流入、资本的膨胀以及高速的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的信息传递，这正是21世纪北京的现实景观。从内在来看，经济、政治等看不见的手改变了旧有的秩序和规则，价值观、亲密关系、人和他者的链接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流动的世界性不仅仅意味着从中国的乡村和外省向北京流动，也意味着以北京或中国为枢纽，向全世界出发。这里面需要提到的作家作品是徐则臣的《耶路撒冷》《玛雅人面具》，石一枫的《地球之眼》《漂洋过海去看你》，刘汀的《野火烧不尽》，周婉京的《取出疯石》，蒋在的《飞往温哥华》，等等。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在世界地理空间里流动和迁徙，既有一种“向世界去”的热情和生命力，同时也因为其“无根性”而产生身份迷失和精神焦虑，在“出发”和“归来”、“聚集”和“离散”的纠葛缠绕中，一代人的生活史和精神史被呈现出来。但是在我个人看来，这其中的有些作品还过于拘泥于传统的现实主义书写方式，去“中心化”不够，这使得世界视野中还缺失最关键的“多元文化图景”和“世界人”——而不仅仅是北京人或者中国人。流动性本来是现代性的一面，在如鲍曼这样的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它在一定时候会凝固甚至模具化，所以需要不断对之进行“再熔”。新北京作家群的写作如果想要在世界视野上有进一步的突破，就需要将既有的边界打破，在混杂甚至泥沙俱下的状态中开启更有力量的流动性。

刘汀《野火烧不尽》

徐则臣《玛雅人面具》

石一枫《地球之眼》

蒋在《飞往温哥华》

　　第三是当下视野。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里分析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特别强调“当下”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并以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建立在“当下”基础上的辩证哲学。没有当下，就没有历史；没有当下，也就没有一切空间的延展。在讨论新北京作家群的时候，无论是上文提到的文化视野和世界视野，还是下文即将分析的未来视野，都建立在当下视野的地基之上。在这个意义上，当下视野是最重要的内核，也是带有起源性的原发动力。正是被当下——具体来说是90年代以来北京乃至中国高度变化的现实——卷入其中，新北京作家群的写作才找到了其切身感、在场感和肉体经验。这其中既有波德莱尔式的震惊体验，也有巴尔扎克式的审视和反观，有时候也带有那么一点点布尔乔亚的沉溺。所有新北京作家群的写作当然都立足于当下视野，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指认出那些将“当下性”置于最重心位置的作家作品，如格非的《隐身衣》、邱华栋的《北京传》、蒋一谈的《鲁迅的胡子》、程青的《盛宴》、张悦然的《家》、笛安的《景恒街》、马小淘的《毛坯夫妻》、文珍的《安翔路情事》、孙睿的《抠绿大师》、小珂的《万水之源》、辽京的《晚婚》、李唐的《矮门》、古宇的《人间世》、孟小书的《业余玩家》、李晓晨的《去岛屿》、陈小手的《帘后》，等等。这些写作都带有直接性、即时性，与现实生活甚至是具体的新闻事件构成同步。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作品的主题都与住房问题有关，简陋狭小的个人居住空间与宽敞明亮富丽堂皇的公共空间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是时代对个人的挤压，也是宏大命题对日常生命的侵占。作家们在此触碰到了21世纪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命题，与经典的巴尔扎克、左拉、茅盾、夏衍们遥相呼应，但由于种种外在内在的限制，这些命题并不能得到充分的展开和深入，这也使得这些写作不得不是小资产阶级式的——虽然带有一些批判性。

陈小手《帘后》

邱华栋《北京传》

　　第四是未来视野。如果说历史构成一种重负，而“此时此刻此处”的当下构成了一种限制，那么，未来学就成为摆脱重负和限制的一种方法论和价值观。大都市暗含了一种无限发展的未来许诺，不过是，这种许诺不完全是乌托邦式的，也有可能是恶托邦式，既有可能是新世界，也有可能是老废墟。新科技、新建筑、新能源、新的信息传输、新的医疗手段，如此等等让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充满了科幻感和魔法传奇，北京提供了一种新的想象方式，这一方式指向未来——“他时他刻他处”。韩松的《地铁》，李宏伟的《国王与抒情诗》，郝景芳的《北京折叠》，顾适的《莫比乌斯空间》是此类作品的代表。这类作品大都可以归入“科幻”这一文学类型，但实际上，又绝非单一的类型文学可以予以概括。这些作品的创意和“点子”固然与“科幻”密切相关，但是又非止步于对技术的简单摹写或对未来的乐观展望，而是在未来学视野中嵌入人文学的忧思，从而构成了一种我称之为“科幻现实主义”的书写风格，以科幻的方式，言现实之所不能言，以未来反观当下和历史，从而为新北京作家群的书写提供了独特的坐标。

　　三、结语：解构与建构

　　最近几年，当代文学写作的地域性/地方性倾向又开始重现，但是与50年代基于主流文学对地方性的收编改造不同，这一次对“地域性/地方性”的关注更强调的是其自主性。在这其中，我近几年参与倡导的“新南方写作”尤其具有典型。如果将“新南方写作”与新北京作家群写作并置讨论，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无论是讨论文学的南方性或者新南方的自主性，北方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存在，也就是说无论对南北的关系如何理解，这一关系似乎就是一种天然的属性，对南方的理解、想象、叙述、建构，都离不开来自北方的“目光”。最近出版的印度尼西亚作家普拉姆迪亚的《万国之子》中，叙述者以沉痛的语气告诫：“我们只是想告诉你：北方并不神秘莫测。但有一点应该提醒你：要永远警惕地注视北方。”在我看来，这正是南方自我更新的动力，我所提倡的“新南方写作”正是基于这种“永远的警惕”。

　　但就身处北方中心的新北京作家群的写作而言，这里的问题是，它看起来似乎并不需要一个他者就可以完成其自洽——这是北京无论作为一个文化地理空间，还是政治地理空间最意味深长之处，北京就是这么自洽且自信地占据着中心，并发挥着主导及分配的文化政治功能。卡尔维诺也许是最早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作家，在《看不见的城市》里，马可·波罗的叙述与忽必烈大帝的想象之间构成了对峙，通过对无数看不见的城市的描述和建构，马可·波罗瓦解了忽必烈对于不可动摇的“中心”的自我认定。这正是卡尔维诺的高明之处，以后现代的不确定完成了对前现代“单一性野蛮”的反讽和解构。

　　我想说的是，新北京作家群的写作如果固守“中心”的幻觉，无法通过他者来激活文化对话/对峙的势能，则其写作大概率只能原地转圈甚至画地为牢。在寻找和突破上，有三位北京作家值得我们注意，其中两位是我开篇就提到的王小波和王朔，前者立足于常识的书写和确认，以智性和逻辑为其写作方法；后者立足于市民情状，以颠覆嘲笑正统为其鹄的。两人的风格迥异，但在刺破“中心幻觉”，解构“单一叙事”方面异曲同工。在王朔最近出版的《起初·纪年》里，虽然征用的是历史题材，但价值观念直指当下，以重构历史的方式激活了文化的张力。另外一位作家是张承志，自90年代以来，他在不同的文化中寻找体察，最终选择了极其边缘和小众的异端来确立其发言的位置和承担的使命。这三位作家（也许还有我遗漏的）提供了经典的范例：只有在解构中才能建构，只有通过不停地否定并与中心保持足够的距离，才能真正成就有个性的写作。在我看来，新北京作家群写作更应该在这个层面上来处理北京、北京文化、北京和他者、历史、当下和未来的关系，在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中建构新一代写作的气象和格局。

杨庆祥

　　杨庆祥，诗人，批评家。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著作和诗集多部，作品被翻译成英、日、俄、韩等多种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