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及其所创造的
——评张翎《归海》

文/杨庆祥

　　大概是在2004年，那时候正是村上春树在全世界最走红的时刻，我读到了《海边的卡夫卡》的中译本，我一方面为村上娴熟的叙事能力和精湛的故事编织而惊叹，另一方面却总有点疙疙瘩瘩的感觉。这个感觉来自小说结尾中对两个日本侵华老兵的书写，他们在森林里迷路了，并且做了一个梦……村上春树以一种很现代派的手法将这个梦做了高度形式化同时也暧昧化的处理。但对一个中国读者来说，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我需要一个明确的道德态度——也就是谴责日本军国主义以及由此带给中国人民（同时也包括东亚各国人民）的伤害——这些伤害不能被轻易原谅。后来我读到了日本批评家小森阳一对《海边的卡夫卡》的严厉批评，其立足点，也是我思考的出发点——历史的罪不能被轻易地“去罪化”，尤其是涉及侵华战争这样大体积的历史事件。

　　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历史叙事中，八年抗战构成了20世纪历史叙事最重要的一环，它指向多重的维度：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积弱积贫的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共御外侮；新的民族国家在战争中浴血重生等等。在这样一种叙事中，胜利叙事占了上风——确实，这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难得的一次大胜利，它的意义无以复加。但在另外一个维度上，这一叙事也遮蔽了巨量的创伤。在另外一个叙事维度上，正如阿多诺所断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决断而痛切的话语提醒我们，并非是不能写诗，而是，什么样的诗才能写出那种创伤的深度和强度？战争就是一台疯狂的机器，它不仅带来杀戮、死亡和恐怖，同时还通过集中营、慰安妇、大屠杀等形式将人性最大限度地“恶魔化”。在当代汉语关于抗战的叙事中，也一直存在着两种叙事维度，一种叙事维度指向宏大价值，强调这一战争的独特性以及给民族国家带来的蜕变和重生，它与新民族国家的建立互为印证，构成了一种主流叙事。另一种叙事维度则兴起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它更关注战争的通约性，也就是战争给普通人带来的灾难和伤害，这一叙事在90年代以来的“个人主体”和“微观史学”的历史语境中发展壮大并涌现了一批有价值的作品，其中，又以几位海外作家的写作引人瞩目，如哈金的《南京安魂曲》等。旅居加拿大的作家张翎的最新长篇小说《归海》也可以归入这一谱系。

《北京文学》2023年第8期

　　《归海》从女儿寓居加拿大的中年女性袁凤的视角出发，探寻其母亲袁春雨的一生，洋洋20万字，从20世纪40年代一直写到21世纪，历时近70年，串联起了抗日战争、新中国建立、抗美援朝、“文革”等中国当代史的重要历史事件，塑造了袁春雨、袁春梅、王二娃、袁凤、孟龙等一系列人物形象，富有表现力地书写了战争的创伤以及人对这一创伤的克服和超越。在我看来，这部作品既延续了张翎细腻沉稳的写实主义风格，又在形式和内容上有了突破和深化。

　　从写作的主题来说，创伤一直是张翎关注的重点，在《余震》这一名篇中，通过“救与不救”这一两难的选择，她将大灾难给人带来的创伤书写得感人肺腑，这部作品改编的电影一度在中国引起轰动。张翎擅长于将创伤与亲密关系捆绑在一起叙述，这一亲密关系往往又集中于家庭内部。在《归海》中，几组亲密关系都深陷于创伤的深渊：袁春雨和王二娃夫妇；袁春雨和袁春梅姐妹；袁春雨和袁凤母女。随着小说的陈述，读者们慢慢意识到，这一创伤的深渊指向一段主人公不堪承受的历史，那就是袁春雨和袁春梅曾经被日军胁迫，经历过人间地狱一般的非人侮辱。这一核心创伤引发了后面的一系列创伤，这同样也是故事的核心，它被设置为一个秘密，在讲述中被抽丝剥茧地呈现，当这一秘密大白之时，小说的叙事动力也戛然而止，但创伤的强度和力度也由此达到了一个高点。

　　21世纪以来，关于创伤书写的理论不胜繁多，其中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创伤书写的道德限度在哪里？这也是阿多诺那句决断之语带来的质问。一个幸存者——在某种意义上，每一个人都是残暴历史的幸存者——在何种意义上才能真正感受到那种未曾也无法“亲身”体会过的创伤，并将这种创伤用语言真诚而不是景观化地呈现出来。消费苦难和创伤一度也是小说的痼疾。这个理论问题并没有确切的答案。但对于小说家来说，这是必须思考的问题。在我看来，这是对小说家创造力的考验，小说家需要用不断创新的形式去逼近创伤，去发现而不仅仅是再现历史，在震惊、理解和吸纳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有效的形式和语法。这就是张翎在《归海》里所做的工作。《归海》没有采用平铺直叙的方式，而是使用了双线的结构，一条线索是袁凤和她的丈夫乔治的通信，另外一条线索是袁凤自己书写的以其母亲为对象的文学作品。通过这两条线索的交叉并置，母亲的创伤故事被置于一种跨文化的视野里得到观察和认知——这是中国（创伤）故事世界化的前提。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创伤溢出了民族国家的边界，变成了对人性的拷问和救赎。我觉得这是《归海》的一个突出贡献，只有不断地尝试新的叙事方式和新的表达风格，才能一步步逼近创伤的内核，对创伤叙事来说，艺术的伦理就是道德的伦理。

　　小说中借助乔治之口提出了“战争溢出物”这一概念，在乔治看来：“战争是固体、气体，也是液体。战争不停地产生溢出物，就像那些万吨海轮在大洋中溢出来的石油，一路漂浮到远方，沥青般地染黑太阳、苇草和飞鸟的翅膀。阿依莎，她死去的母亲，她尚未出生的孩子，她那位也是表兄的丈夫，都在逃离这样的溢出物。而他和菲妮丝，却是清理溢出物的人。他在他的诊所，她在她的教室。洗涤。洗涤。洗涤。他们清洗创伤，也感染创伤。”书写就是记忆，书写就是清理，更好的书写就是更好的记忆和清理，同时也是救赎和超脱，并最终获得真正的自由，这或许就是《归海》的写作诉求：“无论叫什么名字，无论成为什么形状，骨子深处，它就是水。水在一个岔口分了道，又会在另一个岔口汇拢，总能彼此寻见，相互连接。水永远也不会真正消亡。水永远自由。”

　　杨庆祥，1980年生。诗人、批评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作品有批评集《80后，怎么办》《新时代文学写作景观》，诗集《我选择哭泣和爱你》《世界等于零》等。主编有大型青年作家研究丛书“新坐标书系”、科幻小说丛书“青科幻系列”、英文版80后短篇小说集The Sound of Salt Forming。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第四届冯牧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