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剧本更具文学性

文/余飞

让剧作回家，回文学的家

　　作为上世纪1997年进入影视行业的老编剧，我基本上见证了新时代以来电视剧行业发展的所有阶段。在所有这些阶段中，都会出现编剧与传统作家、网络作家这三种影视创作源头关系的讨论。

　　一般来讲，编剧和作家是互相配合的融洽关系，甚至会经常互相转换身份进行创作上的尝试。其实，文学是一个很大的门类，小说、戏剧都是包含其中的，这三种身份其实是文学大家庭里的兄弟姐妹，团结才是这个大家庭的主旋律。

　　现在我还记得，入行之初我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发表过一些小文章。当时的想法跟很多人一样：进入影视行业挣点钱，再回去好好写小说，实现作家梦。

　　这个梦很快就破灭了。成为一个合格的编剧，并不比成为一个作家容易，甚至有可能更难。

　　这个职业除了与作家一样有创作上的麻烦之外，还涉及与更多人打交道的麻烦。这一头扎进去，就没有再回头，因为没干出名堂没法回头。所以，我是因为对编剧行业的误解而“误入歧途”的。

　　但我自认为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着力点，编剧这一职业成为了我的最终选择。这种选择的眼光却来自最初的文学积累，文学审美成为了我在剧本创作中的重要标准。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虽然戏剧也是文学的一部分，但一般人认为剧本与小说有很大的区别。许多人甚至认为剧本不属于文学范畴，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供给导演和演员的示范，一个汇集台词和动作的提示，似乎与语言的艺术相差甚远。

　　但多年来的经验告诉我，好的剧本是具有极强的可读性的，是完完全全的语言的艺术，是在更小的空间里、使用更多的技巧将语言的字面意思和潜在意思发挥到极致的艺术。

　　一个剧本的好坏，一个编剧功底是否深厚，其实几场戏就能看出端倪：好的剧本有其不可更改一字的自洽氛围，人物、动作、台词等各类基本元素会有机地融入其中，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这几乎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经验：明明是非常简洁的、寥寥数语的关于影像的提示，你却能看到一种隐藏在背后的巨大信息量。

　　比如我入行的时候，看过一篇关于电影《红高梁》剧本创作的访谈，其中提到一句场景描述：“狂舞的高粱”。大家可以回忆一下，这短短五个字里面，蕴含着何等激动人心的场景。作为小说改编为影视作品的经典范例，《红高粱》剧本中这五个字，其实具备了高度的文学性，虽然里面没有人、没有事儿，但简单的五个字转化的影像里，却浓缩着对人、事、价值观，以及文明的渲染，包含了千军万马，张力十足，信息量足够写出长篇论文。

　　用文学的眼光来看影视行业，我也看到过不少行业乱象。

　　在我漫长的从业经历中，见过雷剧，见过神剧，也见过流量剧。这些命名大部分都来自于观众的调侃。作为影视从业者，我对这些现象是非常痛心的，甚至在很多场合还对这样的现象进行过抨击。这样的剧本很可能就真的只是一种字面意思上的提示，没有任何潜台词，没有任何隐喻，没有任何引人遐想的空间。

　　这是一种不合格的文字组合，它没有我认为的文学性。

　　可喜的是，行业现在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尤其近两年来，网络平台、电视台播出的作品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在回归经典的同时，甚至不乏超越经典的独特创新的作品。

　　一方面，主管部门下大力气推动了行业的升级，有些大剧更是在主管部门的直接关注之下完成的。另一方面，这些大作的出现，能让我们非常清晰地看到，平台已经放弃了“唯流量论”，进入了“内容为王”的时代。

　　更令人欣喜的是，有些作品的质量和立意甚至已经超越了我们一直在模仿的美剧，成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特作品。不得不说，这是新时代下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综合发展之后的一种具体展现。

　　我个人喜欢的作品很多，但范围缩小到文学改编领域，近两年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我认为首推《人世间》《三体》《平原上的摩西》。

　　《人世间》是一部展示共和国年轮的史诗剧，老少咸宜、新旧媒体通吃，达到了电视剧改编、制作的极高水准，是电视剧回归经典现实主义创作的重要标志。

　　《三体》是将天才科幻作家刘慈欣的作品影视化后具有极高还原度的作品，创作与制作难度极大，甚至在世界范围内没有可参考的作品。它标志着我国的电视剧科幻作品有了与《流浪地球2》一样带有中国特色烙印的自洽创新性。

　　播出声量不大的《平原上的摩西》，很可能是更值得我们钦佩的，投资方和平台、主创人员在明知道有可能血本无归的情况下，却仍然坚决地给予了足够的资金和时间去鼓励这样的小众创作，这足以让我这种曾经多次批评平台“唯流量论”的人汗颜。它体现了平台的责任与担当，体现了新时代文化产业的巨大包容性，也体现了主管部门对业态新事物的态度，尤其值得创作者欢欣鼓舞。

　　另外，这三部作品的成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主创团队对剧本的重视，剧作上都花了巨大的时间成本。

　　李路导演在2019年筹拍我的《巡回检察组》之前就已经请著名编剧王海鸰老师进行《人世间》剧本的改编工作，到2021年正式开机，已经过去了3年时间。

　　《三体》的剧本创作时间更长，导演杨磊2019年进入项目的时候，剧本已经写了3年了。在后续的筹备和制作中，对剧本的适应性调整一直贯穿到2023年播出的最后一刻。

　　更夸张的是，张大磊导演为了一个6集的短剧《平原上的摩西》，居然磨了两年多的剧本。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南京艺术学院的放映会上和张导同台交流时，虽然当时的我口若悬河说了很多，但我心里一直有一种惭愧，觉得自己的创作态度不如他认真。

　　对剧作的重视，就是对内容的重视。内容为王，其实就是我们倡导多年的剧作中心制。剧作中心制并不仅仅是编剧的事，而是所有创作和制作人员都贯彻“内容为王”思想的体现。

　　让剧本的文字承载更大、更多的意义，我想这应该是对剧本文学性的一种要求与标准。让剧作回家，回自己的家、文学的家。只有这样，才不会辜负文学赋予我们的荣誉，才能让编剧成为剧作家。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既是对我们所有新时代文化从业者的肯定与鼓励，也是鞭策与期望。我们一起努力，共同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新编剧写戏要舍得用料

　　想当编剧就得啥知识都要提前学，因为任何知识都可能带来灵感，没有日积月累光聪明也没用。临时抱佛脚只能解决点的问题，不能解决线、面、体的问题。

　　大事件拖长了没人看，最好每集都相对完整有问题解决，结尾再留主事件另一并列重要发展阶段悬念。编剧怕观众看不懂，观众烦编剧讲不好。美剧周播能抓人，无非每次让你到位。

　　写戏要舍得用料，别老是想着把这点好东西留到后面再用，搞不好连前面用的料都白废了。写戏常怀抠搜之心，必有因小失大之患。

　　写一个30集的剧本，你不能时刻想着前后所有问题，必须先分成几大块制定战略任务，再从第一块设计开始，第一块先完成第一集，第一集先完成开头设计。落到实处，当前工作只不过设计开头10分钟戏而已。如此分割推进，见恐龙如见kitty，打老虎如打飞机，什么大只欧巴到眼前都是牙签小玩艺。

　　神比谁都有思想，但神很重视表述，不会让子民听不懂。让人猜谜而洋洋自得的不是神，是神经。再好的思想，也能有配得上它的故事。

　　许多人说剧本是改出来的，我不完全认同。剧本最有辨识度的关键部分大到立意小到细节台词，都蕴含着天才的偶然灵感，并非只是修改久了就能获得。生孩子是上天眷顾让你偶得生命之延续，相当于编剧灵感与题材聚合；而给孩子抚触、化妆、换衣服、减肥、美白相当于修改，保姆也自信能干好。

　　九成以上编剧都需要他人协作推进工作，所以看不到或意识不到的沟通成本占很大比例。因为骄傲、怯懦、自尊、自卑、懒惰、羞涩、口音、相爱、仇恨、敬畏、健忘等等司空见惯的原因，就会在关键时刻不沟通或沟通失误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合作剧本就像打喷嚏，你甚至可以闭眼不看，但绝不能闭口不言。

　　如果不知道怎么写一部好戏，可以先想出30种你最害怕的事情，再想出30种最厉害的办法来解决（一集一种），再找一个你最恨的同性和你最爱的异性来充当男女主人公，让他俩一边虐情、虐心，一边解决这些麻烦。

　　一部戏的战略安排没想明白时，必须把自己腾空了纯洁地与她在一起。我经常在自己喜欢的城市区域一个人游荡，什么也不干，瞎看，瞎溜达，瞎吃瞎喝，就是保证一个人与自己的故事在一起。创作时的绝对孤独才是故事的真正热闹。开讨论会更多的是解决技术问题。

　　（宁丁摘编自《影视独舌》微信公众号）

余飞

　　余飞，现为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电视剧编剧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北京市电影家协会编剧工作委员会副会长。担任总编剧的电视剧《跨过鸭绿江》获中宣部第16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特别奖、第27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2021年）评委会大奖等；担任独立编剧的电视剧《永不消逝的电波》获第28届飞天奖长篇电视剧二等奖、中宣部第12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第23届全军电视剧金星奖长篇电视连续剧一等奖；担任独立编剧的《巡回检察组》获第33届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和优秀编剧提名奖、第31届金鹰奖优秀电视剧提名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