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与狠活，人性及传奇——文学如何书写“未来”刍议
文/唐伟
冬天总会比春天抢先一步到来。
美国当地时间的11月9日，Meta宣布裁员：裁员人数超1.1万，约占公司员工总数的13%。这是该公司成立18年以来的首次大规模裁员。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自去年年初以来，Meta在元宇宙业务上的工作已损失约150亿美元，股价下跌近七成，市值蒸发超5500亿美元，股票市盈率降至11.4倍，在大型科技股中垫底——这轮史无前例的裁员，距Facebook宣布更名为“元宇宙”（Meta）一年的时间还不到。
与此时间更晚近的另一则新闻是，欧盟为宣传Global Gateway（“全球门户”战略），投入387000欧元搞了个“元宇宙”派对，旨在通过虚拟环境中的一系列英雄故事来探索Global Gateway的意义，以吸引活跃在社交网络上的18—35岁年轻受众。但始料未及的是，这场耗费近三百万人民币的活动只有6个人参加，招致令人沮丧的十分尴尬，“元宇宙”在活动事后被纷纷斥之为“数字垃圾”。
不管是时运不济还是前景误判，面对虚拟现实之科技与狠活的“元宇宙”滑铁卢，包括扎克伯格在内的那些投注未来的技术大咖、政经领袖都得为自己的乐观或盲目买单：这是虚拟现实的“虚高”，也是虚拟现实的“现实”。
但这终究不过是“元宇宙”短暂的冬天，或顶多只能算是资本市场的阶段性战略收缩，并不意味着虚拟现实在往后就没有了市场。正如扎克伯格在给公司全体员工的公开致歉信中说到的那样，Meta未来会将更多的资源转移到少数高度优先的增长领域，“比如我们的人工智能发现引擎，我们的广告和商业平台，以及我们对元空间的长期愿景。”
对文学而言，“虚拟”或“现实”都是见仁见智的老生常谈，而虚拟现实也从来都是题中之义。就此而言，毋宁说方兴未艾的元宇宙本身就是一种“胜利”——它标示着三十年前斯蒂芬森科幻小说《雪崩》中所构设的那个超现实主义数字空间终于有了可感可触的现实模态。这不是科幻文学的第一次预言成真，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基于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元宇宙，许诺了一个可与现实世界交互的虚拟现实，从作家笔下拟想的科幻世界蜕变为一个具有一定可操作性和商业价值的噱头，不过是二三十年间的事情。时间上溯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比斯蒂芬森预言元宇宙成真更为惊悚的一个国防科工史事件是，1944年，威尔斯发表的《获得自由的世界》相当准确地描述了彼时尚未问世的原子弹的功能和威力。小说写一架载有原子弹的飞机飞越德国境内，在柏林境内投下两颗原子弹，造成不可估量的灾难性损失。《获得自由的世界》甫一发表即引起美国军方的高度警觉，并为此展开了一番调查。因为彼时绝密的“曼哈顿计划”还在紧张进行之中——世界上第一颗真正的原子弹爆炸发生在小说发表的几个月以后。而即便是在今天看来，小说当年所描绘的“全球联合政府”等仍不无启示意义。
文学、电影等艺术形式通过梦境、科技来想象某种超时空的存在，借助于盗梦空间、折叠时间的表现手法屡见不鲜。文学书写未来，作家虚构现实，历史悠久其来有自。甚至百年以降的世界文学由此还产生出一个专门的文学类型——科幻文学。从孤岛到森林，从深海底到外太空，由和平至战争或流行瘟疫，一百多年来，无数科幻作家设置各种末世未来场景，在纸上花样百出地尝试科技与狠活，畅想未来世界的诸般形态和终极命运，不断拓宽人类想象可及的疆界。对中国当代文学来说，“弗兰肯斯坦”的魅影自其漂洋过海闪现于汉语书册之后就一直未曾离去，而威尔斯《时间机器》的隆隆“轰鸣”如今也仍萦绕在广大读者耳间。而对未来世界的想象和书写，中国当代作家事实上从未缺席，及至刘慈欣《三体》的出现，中国作家想象和书写未来的能力终于惊艳全世界。
但终究，畅想一种未来的技术形态，既不是作家们的长项，也不是他们的创作旨归，正如英国著名科幻作家布赖恩·奥尔迪斯指出的那样，“科幻小说不是为科学家写的，就像鬼怪小说不是为鬼怪写的一样”。从科幻文学或某种类型文学的维度看，与其说是文学赋予了科学技术某种超越性的力量，不如说是文学将技术的本质，即海德格尔所谓“隐藏着一种可能性，即那逃逸的东西会在我们的视线中升起”，以某种情境化的文学图景呈现出来。
书写经由技术建构而来的某种社会场景和现实情境，在科学技术的中介下，呈现某种文学化的未来拟态，以此勾画人心世相，辅之以道德人伦，以期在某种寓言的意义上塑造并抵达一种可能的生活和“美丽新世界”，才是包括科幻作家在内所有醉心于未来书写的作家们念兹在兹的梦想。
如果我们把时间线再往前推移，甚或一开始，人类对“美丽新世界”的想象早就形成了一个比“科幻”更为古老久远的传统。柏拉图的《理想国》在体系建制的意义上第一次做出了构建“美丽新世界”的尝试。在这部被世人誉为“关于哲学的戏剧”中，《理想国》以对话录的形式探讨一个完美的城邦如何可能：围绕人的理性、欲望、情感、尊严等人性的不同维度，在对话的辩驳和问答中逐一呈现并穷极人性的诸种可能，进而延展出正义、道德、法律等完美城邦的理想蓝图设计。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这位苏格拉底的得意弟子不仅被视为古典政治哲学和政治美学的开创者，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是乌托邦叙事的奠基人。
在既是抽象同时也是具体的意义上说，以何种“理念”控制约束或解放“人性”，从而建立一个理想完美的“城邦”，或是柏拉图开启的乌托邦叙事留给后人最大的启示。我们看到，在柏拉图之后的乌托邦叙事或反乌托邦叙事，无论是文学意义的还是非文学意义的，莫不都是循此路数展开对未来世界或另一种可能性生活的想象和书写。
1516年，英国人文主义作家托马斯·莫尔创作发表的《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全书》，可谓是《理想国》在16世纪英国的遥远回响——甚至在成书的体例上，这部后来被广泛称之为《乌托邦》的空想社会主义巨著也借鉴了《理想国》的对话范式，书的卷首即开宗明义：“有关乌托邦，即拉斐尔·希斯拉德关于一个理想国度的谈话，由伦敦公民和行政司法长官托马斯·莫尔记录和转述。”在莫尔笔下的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生产消费遵循人有所需的原则，人民平等，财产公有，连工作服都是统一的制式。而莫尔的创新或在于，他在空间上做了一种改换和尝试，将故事的背景的设定在了一个名叫“乌托邦”的海岛上，且在题目上以“最完美”之书名直接突显乌托邦叙事的极端意涵。
很显然，莫尔的《乌托邦》是在极端的意义上以取消人性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为前提来构想一种被后人称之为空想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后来的法国超现实主义戏剧鼻祖阿尔弗雷德·雅里则走得更远，他的小说《超雄性》干脆直接取消了人的性别，作者想象了这样一种人的存在，未来世界不再区分男人和女人，女人完全被吸收进机器，而男人则成为一种独身的力量，作为分裂生殖道象征，远离地球上的性别。我们看到，取消性别，抹平人性的复杂性——这恰恰正是后世的科幻作家为什么热衷于“机器”或“机器人”的依据所在：日益进化的机器，在取消人性和性别的双重意义上获得了作家们关于未来想象最持久的青睐。
随着工业革命的渐次发生和人类文明的不断演进，人类社会的政治技艺和科学技术以指数级的复杂程度日益突变和跃迁，并有了“传统”跟“现代”的根本性分野。而随着叙事文学本身的发展和成熟，小说也逐渐成为叙事文学的主导形式——科幻小说的浮出水面，恰恰是在科技与文学获得双重的现代甲胄之后才得以成为现实。而当日益精密复杂的“政治技艺”和先进发达的“科学技术”愈来愈成为控制、主宰人类文明的驱动力时，人性的乖戾与悖谬却越来越呈现出与人类文明背道而驰的冲突和逆反。
正如赫胥黎在1946年创作的《美丽新世界》中所描绘的那样，在中伦敦生育与培育中心，人的出生和养育是可以通过遵循精确的波卡诺夫斯基流程来完成，而由此制造出来的标准化的男人和女人以及标准化的群体，则又构成一个区分为“阿尔法”“贝塔”“伽玛”“德尔塔”“厄普西隆”五个不同的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而在这样一个所谓的世界性国家中，虽然物质无比富足充裕，但人的欲望只是服从于本能，情感则被视为大忌，人性的丰富和复杂从一开始就被科技手段予以侵蚀降解，人的可能性和尊严根本无从谈起。这样一个“美丽新世界”难道就是日益进步发展的科技文明的终极归宿么？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包括《美丽新世界》在内的所有关于未来的虚拟现实书写，无一例外都是对现实生活的某种映射或隐喻。
人性驱动技术，技术反噬人性，几乎所有的科幻作品都遵循这一辩证结构法则。自由、公平、正义等人类普遍性价值追求因为人类阶级、种族、国家的不同而呈现出千差万别现实情态，弥合鸿沟，实现和解则成为乌托邦叙事永恒的旨趣所在。而包括科幻作品在内的乌托邦或反乌托邦叙事，其基于未来的整体性想象和规划，必定是植根于作家关于阶级、种族、国家等生存现实的一种总体性理解和整全性把握——无论是否定性批判，还是积极拥抱，这种基于某特定阶级、种族、国家的现实都构成作家创作初衷理念的情绪情感基点。质言之，偏执于源自某种特定情境现实的极端推演，构成所有未来想象叙事的原初动力。比如在《雪崩》的故事中，小说的主人公速递员以前是麦瑞维尔农场保安队里的一名警士，在处理一次私宅入侵事件时，刺伤了犯事的歹徒。本是一次完全正当的逮捕行为，主人公却遭遇不公对待，最终被解雇，因为歹徒正好是麦瑞维尔农场副长官的儿子。我们看到，正是因为有此不公的冤案楔子在前，小说后续有关公平正义的故事展开才有可能。
当我们写下文学如何书写未来这一命题时，实际上是许诺了文学书写以某种带有预言性质的合理化猜想，换句话说，这里所指的未来不是无目的性的虚空混沌，而是有待展开和实现的某种时空秩序，这正如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的序言中提到的那样，一本关于未来的作品，无论它的艺术品质或哲学意味是什么，关于未来的作品只有在它的预测似乎可能会实现的情况下才能引起我们的兴趣。
历史、现实和未来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般泾渭分明，也没有割裂到不可逾越的地步。海涅在《浪漫派》中说到，在一个民族的作家的胸怀里，已经就有这个民族未来的图景，甚至在他看来，一个优秀的批评家，通过解读一个诗人及他的作品，就能预言一个国家的将来会做如何改观。换成某种哲学的表述，任何对现实的深刻理解，必然包含着对历史和未来的洞穿和体悟，同样，对历史和未来的理解亦可作如是观——这正是历史、现实与未来的三位一体的辩证，也是人类想象力的本质所在。而关于未来叙事的内在要求在于，此种现实理解必然是一种深刻的总体性把握，而不是流于表面的对现实的片段零碎的理解。诸多的科幻作品喜欢将故事场景置于未知的外太空背景下展开，其依据就在于如此以来，不仅成功引入了一个完全陌生化的异于人类的他者角色，同时也获得了一个俯瞰地球的总体性视野。不妨直接点说，总体性的诱惑正是书写未来的方法论意义所在。
跟现实的投入和操作相比，文学从来就拥有想象未来的先天豁免权，甚至那些科技乐观主义者们的“白日梦”还会得到人们的肯定和嘉奖——近日，由陈揪帆和李开复合著的《AI未来进行式》（德文版）获选德国2022年度最佳商业图书。评委会主席称它“描述了未来的重要趋势，如同一本乌托邦式的读物，如今已然部分成真，而我们却始终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作者李开复也表示：“希望我们的故事和预言能够帮助世界各地的读者拓宽其对技术可能性及个人未来的视野。”
元宇宙的春天已经开始了？在人类的想象力面前，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
唐 伟
唐伟，1983年生，湖南永州人，文学博士，北大中文系博士后，现任职于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发表论文60余篇。入选北京大学首批博雅博士后，曾获辽宁省鲁迅研究会首届学术会议论文一等奖，白马湖全国网络文学评论大赛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