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对长篇小说创作几个方面的思考
文/孟繁华
2022年，注定是一个长篇小说的大年，名家纷纷亮相，新锐奋勇争先，这个景况犹如四年前。现实的世界是，南方阴晴不定，洪水来势汹汹；疫情虽未“清零”，风声鹤唳的酷暑中亦有不绝的缕缕微风。这微风来自文学，来自长篇小说。文学在灾难面前并非一无所能，它可以让我们并不仅仅生活在现实中。沉浸在虚构和幻想的世界，我们也可领略生活有多种可能。那被中断的生活只是“现实一种”，还有更多的“现实”被创造、阅读，并幻化为无形的与生活有关的力量。这是个人的“夏天的阅读”，在文学的意义上，一切都没有终止，新的可能就这样为我们带来了重建的希望和心情。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石一枫的《漂洋过海来送你》《白熊回家》、艾伟的《镜中》、鲁敏的《金色河流》、石钟山的《问苍茫大地》、付秀莹的《野望》、陈应松的《天露湾》、李春明的《川乡传》、李师江的《黄金海岸》、洪放的《追风》、葛亮的《燕食记》等，就是这样的作品。
01 “红色写作”的文学性突破
主题写作是一个时期以来重要的写作现象。“红色写作”是当代文学的一个传统，而且是一个影响深远的传统。“三红一创保山青林”等当代文学的经典著作，本质上都是“红色写作”。这也是我们重要的文学经验和文学成就的一部分。但是，当下的主题写作与上述提到的当代文学经典并不完全相同。当下的主题写作在“经与权”的比较中，“权”的方面考虑或注意得更多，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作品的文学性。因此，如何能够探索出一条既符合主题写作的要求，同时又有文学性，有文学感染力的作品，应该是作家普遍的追求。
孙甘露 《千里江山图》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
在这样的情况下，著名的先锋文学作家，先锋文学的主将之一孙甘露发表了《千里江山图》[1]。小说甫一发表，好评如潮。这是一部红色历史题材的小说，一部青春热血喷涌的小说，一部心怀国家民族锦绣江山的小说，也是一部在艺术上大胆探索、迎难而上并取得了巨大文学成就的小说。毫不夸张地说，这是近些年来读过的最让我着迷的小说，让我手不释卷不舍昼夜。在当代文学界，孙甘露声名远播。他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他的《访问梦境》《我是少年酒坛子》《信使之函》等，已经成为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和经典之作。多年后，他终于有新的长篇小说发表，对于期待已久的读者来说，好消息恰逢其时。
小说从1933年腊月十五的一次集会写起。1933年是白色恐怖最为严酷、民族危亡日益深重的时代。这是那一时代中国具体的历史处境。也是孙甘露的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一群热血青年，通过不同渠道参加了地下党，他们要拯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于是，卫达夫、易君年、凌汶、秦传安、田非、崔文泰、林石、董慧文等款款走来，他们来到了菜场三楼和四楼之间的一个夹层。这是小说的开头，也是小说的关键情节之一。侦缉队长游天啸带人准确地包围了菜场的会议室，显然，内部出了叛徒。被逮捕的这些人免不了要受到审讯、行刑。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青年地下党刚刚参加革命，他们有一腔热血却毫无斗争经验。和《红岩》里的许云峰、江姐等久经革命考验的革命家相去甚远。《红岩》的革命家无论斗争经验还是革命意志，可谓百炼成钢炉火纯青。半个世纪过去之后，孙甘露用更符合人性的方法书写了那一代革命青年。对于董慧文、凌汶等青年女性来说，被捕之后她们不仅“十分害怕”，而且侦缉队人如果动刑，董慧文能做的也只是“朝墙上撞”，也就意味着以死相搏了，这是话语讲述的年代对那一时代革命青年的理解。这个理解是符合人性的。
侦缉队长游天啸从长计议，他释放了这些年轻的地下党。但是，不能释然的青年地下党们——易君年、秦传安、梁士超、林石、卫达夫、凌汶、董慧文、陈千元、陈千里等，在内部都是怀疑者也都是被怀疑者。因此，他们主动或被动地反复讲述自己那天菜场逃离的经过。于是时间反复重临起点，时间在小说中具有驾驭或掌控小说进程的作用，情节的变化或转折，都与时间密不可分——每个讲述者都要从头说起。一件事情有多种叙述，我们都可以看作是真相，也可以都看做是叙事。在回忆本来就是叙事这一点上，他们每人都“虚构”了真相，同时每人也都说出了“真相”。这就是历史讲述的复杂性。或者说，他们几个当事人讲述的具体情况都是真实的，因为那是他们亲历的；但总体上又是难以确定的，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孤证”。这就是历史讲述的悖论。这一点酷似博尔赫斯著名的“迷宫”的叙述。《小径分岔的花园》表面上采取的是“侦探小说”的形式，就是因为“由于相互靠拢，分歧、交错或永远不干扰的时间织成的网络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时间是同一时间，但不同的讲述使这相同时间不断地“分叉”，这个分叉使故事从单一事件不断被发酵、被复杂化。这个过程既是重建或复原的现场，被修复的个人“遗忘”，同时也是相互的补充或对话；当然，它同时也意味着真正的被修正甚至歪曲或篡改。《小径分岔的花园》，小说里有所有的结局，每个结局，就如分岔那般在迷宫中蔓延出去。德勒兹说博尔赫斯的分岔在此就是时间的分岔。如果将时间理解为一条线的话，那么它是一条不停息的分岔的线。每一条线上都对应着不同的回忆。但是，在《千里江山图》中，不断重临时间的起点，并不是叙事的空转。事实上，不断的讲述也如同层层剥笋，真相是在讲述中逐渐呈现出来的。
在不断重临起点的叙述中，人物身份逐渐浮出水面：崔文泰是会议的参加者，也是最早出现的人物。当陈千里们到银行取金条时，由于内奸的出卖，叶启年和游天啸早早将特务布置到了银行的周围。崔文泰看见叶启年时，喊了一声“叶主任”，这时内奸的线索才开始逐渐显现。神秘的“西施”其中就有叛徒崔文泰，牺牲的老方就是他出卖的。更为滑稽的是，崔文泰不惜开罪国共两党，他以为他的车上真的有黄金，于特务头子叶启年和地下党领导陈千里而不顾，一骑绝尘跑路了。但他还是被侦缉队长游天啸抓住了。崔文泰车上的皮箱里只有几只秤砣，一根黄金都没有。这是陈千里的智谋。鬼迷心窍的崔文泰终于被游天啸杀了。自以为得意的崔文泰自导自演了一场弥天闹剧，下场也是自食其果。崔文泰这样的人物是小说的一大发现。
当然，小说的主体是一群对革命向往又忠诚的热血青年。他们要完成一个重大的计划。这个计划被命名为“千里江山图”。著名的绘画作品《千里江山图》，是宋人王希孟十八岁创作的千古名画，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作品以长卷的形式描绘了山峦叠嶂江河湖水，意态生动气象万千。小说以“千里江山图”作为小说最重要的行动代号，显然意味深长。要转移的中央领导和浩瀚同志，心怀国家民族和千里江山，他们为中国的未来而战，构成了小说的基本主题。小说的情节无论多么复杂，始终都围绕着这一主题。小说最后附录的两则材料，是小说结构重要的组成部分。孙甘露以历史材料“仿真”的形式，最后完成了陈千里、叶桃、无名氏、方云平、凌汶、林石、陈千元、董慧文、卫达夫、李汉、梁士超、田非、秦传安等青年革命者形象的青春绝唱。他们宛如流星，瞬间熄灭也照亮了星空。青春的热血洒满了历史天幕，最终幻化为共和国的满天朝霞。他们义无反顾从容赴死，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壮美的青春就是这决绝且不动声色的容颜。
庞贝 《乌江引》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版
长篇小说《乌江引》[2]和过去我们了解的“谍战”题材的文艺作品不同。“谍战”题材的小说或影视剧更多的是纯粹虚构的作品，是曾经非常有市场的类型化的、有鲜明的通俗文艺性质的作品；《乌江引》虽然也是小说，但它的人物、环境和基本材料，大多是历史事实。《乌江引》的“引”，是“序奏”之意，也称“引词”，是引起剧情的，它不是乐曲或剧情的主体。小说讲述的是长征的情报战，是军委二局为红军长征胜利做出的不可替代的贡献。直白地说，就是关于红军长征破译密码的故事。破译密码的重要性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但是，对于红军长征来说，它仍然不是主体，主体还是红军在中央领导下的战略大转移。所以庞贝将小说命名为《乌江引》适得其所。另一方面，既然是写长征的情报工作，那么，无论是作为背景还是作为典型环境的长征，是不能回避的。因此，《乌江引》是着眼于红军长征的大背景，以军委二局为表现主体的小说。这是一部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小说，是隐秘岁月的英雄传奇、威武正剧，也是一部塑造了生动人物形象，书写辉煌革命历史的小说。但是，小说在虚构和非虚构之间的界限还是比较模糊，或者说，小说更多地拘泥于历史材料，紧紧地围绕材料写，几乎不敢越雷池一步。与其说是小说，毋宁说是一部报告文学或非虚构作品。小说的文学性——虚构和想象力的欠缺，是小说最大的缺陷。
石钟山 《问苍茫大地》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版
石钟山是一个有特点的作家。他的小说创作大多与红色革命有关，或者说，他对百年来的中国革命历史有着长久的关注和文学书写的热情。《问苍茫大地》[3]是一部“反特”小说，也是一部“逆向写作”的小说。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共产党潜伏在国民党内部，敌人在明处，我们在暗处；这部小说写国民党的潜伏，我们在明处，敌人在暗处。这种表达方式接续了以前《前哨》《羊城暗哨》《秘密图纸》《国庆十点钟》等反特文艺作品，因此是一部接续经典的、读者或观众喜闻乐见题材的小说。这部小说的特点，首先是故事性极强，有毋庸置疑的可读性。故事的背景是辽沈战役锦州解放。情报科长毕剑接到指示要提前进沈阳城，为解放沈阳做情报准备。正好这时缴获了一台敌电台，可以和敌人打情报战。在紧张激烈的情节中，小说张弛有度，既有和潜伏敌人的斗争，有解放军渡江战役，也有市民生活，有家属们的人间烟火。但小说最重要的还是在复杂的人物关系中，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比如情报科长毕剑，不仅智勇双全，而且多情重义，对牺牲的恋人朱红的情感讲述，是小说最动人的片段；李银河是被俘的国民党电报员，后改名李江。曾经和马龙一的太太赵静茹在一个培训班。后自首入狱，出狱后被敌特“老爷子”杀害；迎春是李银河的妻子，是李银河从妓院赎出来的妓女；马龙一是隐藏最深的、老奸巨猾的国民党东北情报系统的上峰，神秘人物，都称其为“老爷子”，沈阳解放后冒名顶替王守业，真实的商人王守业夫妇那时被枪毙了；赵静茹是马龙一的太太，后改名许碧芬。赵曾经是保密局督察处二室主任李绍秋的恋人。马龙一潜伏下来后逼赵静茹改名许碧芬，并且成为马的太太。她身世复杂，不是现在父母亲生。父亲赵守方是驻徐州最高司令长官，她的真实身份是巧莲的妹妹桂莲；李巧莲——朱红牺牲后，毕剑的追求者。以托付毕剑找妹妹为由接近毕剑。
“老爷子”马龙一来无影去无踪，毕剑等一筹莫展。故事的转折，是李巧莲去农场看王守业时，王守业给巧莲一张纸，让巧莲带给许碧芬。巧莲以为是一首歌曲。其实还是一个明码电报。指示许碧芬到城北家里取出什么东西烧掉。徐剑判断肯定是重要东西。结果是两张委任状。王守业潜逃回上海，在他置办的那座院子，见到了妻子、儿子。然后在静安公园自杀了。李桂莲也就是许碧芬的母亲在台湾，还活着，后来回到了大陆。小说的问题是，结构有电视剧的痕迹，包括情节设计、画面。包括结尾共有32节，几乎可以直接拍电视剧，不用重写剧本。但是小说毕竟和电视剧不同，小说应该更注重语言，注重那些没有呈现出来的东西，对戏剧性要节制，更讲求水到渠成，讲求自然。这一点小说还有欠缺。
02 乡土文学的“再陌生化”
乡土文学是百年中国文学成就最高的一个领域，这与中国的社会性质有关。尽管城市人口已经超越了乡村人口，但是对乡村历史和现实书写的文学潮流一直是文学的主潮。另一方面，乡村中国巨大的变化，为作家提供了长盛不衰的写作泉源和灵感。因此，乡土文学的“再陌生化”，应该是当下这一题材最突出的特点。
付秀莹 《野望》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
付秀莹是一个极其勤勉和有才情的作家。她以芳村为背景的长篇小说《陌上》《他乡》等，多有好评。她新近出版的《野望》[4]，可以看做她的“芳村三部曲”的收官之作。芳村成了付秀莹文学的芳草地，也是付秀莹的“高密东北乡”或“马孔多镇”。《野望》以芳村女性翠台的命运和生活为核心，与《陌上》《他乡》一样不动声色地讲述着新的“山乡巨变”。二十四节气轮回，生活在可以看见的外部世界或看不见的隐秘心理激流飞溅生机盎然。芳村的日常生活依旧，翠台和乡亲们的关系还是家长里短。但是，那惊天的变化，是来自和《创业史》中改霞的比较。贺仲明说：“改霞形象典型地体现了柳青的文学梦想，她具有浪漫气质的美，现代的独立个性和生活理想色彩，均体现出西方经典文学影响的印记，在“十七年”乡土文学中呈现出独特的审美品格，遗憾的是，由于时代语境的限制，也因为柳青性格，身份和思想等多方面的影响，改霞形象塑造得并不完备；在作者后来的修改和后续写作中，其形象内涵更是越来越模糊，也越来越远离作家最初的梦想特征。改霞形象是文学美在一体化时代的寄寓呈现，也曲折地表达了文学梦想与现实要求之间的复杂张力”[5]这个判断是非常正确的。柳青的时代，“进城”意味着走向“现代”，走向“未来”和希望。这个梦想一直延续到高加林、涂自强等文学人物。即便在现实生活中，“到城里去”依然是乡村青年梦寐以求的选择。但是，到了付秀莹的《野望》，二妞却逆向走来。她大学毕业要回到芳村，要为新的乡村变革献出青春。尽管翠台百般阻拦，但新一代的志向、抱负和对生活的选择无可阻挡。芳村就这样在付秀莹水墨画般的描述中万象更新。《野望》不是主题创作扶持项目，但是作家源于内心需要的创作，她获得了强大的创造激情和灵感。
陈应松 《天露湾》 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版
陈应松《天露湾》[6]以改革开放四十年为时代背景，书写了江汉平原的农民通过奋斗实现脱贫致富的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在广阔的背景上再现了当代乡村的巨变。荆州天露湖边天露湾村，在共产党员、村支书洪家胜父子和乡村能人金满仓父女两家人两辈人共同努力下，突破了长江以南不能种葡萄的说法，葡萄黄金产区在北纬37-39度，法国波尔多到中国秦皇岛就在这个维度上。江汉平原在北纬29度-31度左右，不产葡萄。天露湾村创造了江南地区大面积种植葡萄的奇迹，并多种经营地发展葡萄产业，带领乡亲们实现了脱贫致富。小说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特别是新时代的中国农民形象。歌颂了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下，在勤劳致富奔小康的艰难路途上所展现出的伟大的创造力和开拓精神。小说有浓郁的地方色彩，荆江流域人民古朴的道德风尚、生活习俗、地域文化被真实地表达出来。这是一部有历史感、有现实感、把握时代主旋律的现实主义小说。
《天露湾》是陈应松将创作视角重新调整回故乡后的小说，这种调整，使他笔下的故乡有了一个“再陌生化”的过程。或者说，他有了武汉、神农架等生活经历之后，再回到故乡，已经不是他曾经的故乡。或者说，一方面是故乡真的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也是他的经历重新照亮了他的故乡。因此，这是一部有鲜明的时代性、思想性和主题性的小说。这一点同其他主题写作的小说没有区别。不同的是，更多的主题创作直奔主题非常急切，《天露湾》不是。小说开始写满仓杀猪。杀猪不能明目张胆，因为要交税所以要偷偷地杀。自己家辛辛苦苦养的猪，但这猪某种意义上并不属于自己。那个时代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和认识就荒唐到这样的程度。农民不要说致富、就是改善一下餐桌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这个细节可以成为中国共产党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基础和前提。社会主义不是让人们过苦日子，更不是让农民自己养了猪还不敢杀、不能杀。小说开始呈现的这个场景，显然是一种检讨。这个场景有历史的纵深感；小说的现实感，对农民来说，就是“地越种越贱”。这是农民难以超越的困境，要想摆脱这种命运只有寻找他途。于是，金满仓们试图种葡萄。外出买葡萄苗，出师不利，被小偷偷了钱，然后打成一团。村民肖炳子为洪家胜书记给金满仓报销了二百元培训费，就被人告发。镇纪委还来了调查组。这些细节的根源都是因为贫穷，不患寡患不均。第一年种上了葡萄，金满仓就有一千多元的收入，对金满仓来说就是喜从天降。满仓老婆说，那是种几年水稻才能赚到的钱。这是农民自发找到的致富路。就像小岗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陈应松没有让天露湾走扶贫干部或第一书记的道路，而是让农民自发走一条不寻常的道路。或者说，天露湾村没有等待输血，也没有等待“工作组”或外来的能人。
《天露湾》更精彩的还不是关于天露湾村种葡萄致富的故事。其实这个故事并没有多少内容可供书写。我觉得写得好的还是天露湾百姓的日常生活，写他们的喜怒哀乐人情冷暖，写天露湾的“人世间”。而不是写改稻谷种葡萄的“突变”。“突变”不是日子，突变是瞬间完成的，日常生活是久远的。天露湾的生活是在发生变化，这个变化是时代性的，这个变化是渐变的。而且，陈应松也写出了天露湾没有变化的一面。这就是人心向善。我们看到小说中的人物大部分是好人，金满仓、余翠娥、洪家胜、黄秋莲、吴红英、袁世道、潘忠银、赵向明、乔汉桥、肖炳子等，虽然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信奉了金钱拜物教。走致富路，也不是让所有人都为了一个钱字。在是非、原则问题上，更多的人还是坚持了应该坚持的价值观。这是《天露湾》为主题创作提供的新经验。
李明春 《川乡传》 四川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
李明春的《川乡传》[7]接续了周克勤对乡村中国变革的书写。不同的是周克勤塑造了穷苦的农民形象老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李明春则略去了改革开放的前史，生动地书写和塑造了欧阳生带领广大农民走上共同富裕道路的艰难过程。小说以下乡知青欧阳生在乡村基层四十多年的经历以及曾氏家族的命运，讲述了川地山村賨人谷的当代故事，——从包产到户一直到脱贫攻坚为基本线索，通过一个人和一个家族反映了一个村，一个乡乃至整个中国乡村的发展变化。小说以欧阳生为本队曾杨氏办丧事切入故事，这个开头极具匠心。红白喜事在中国乡村是重要的大事，通过这样的事件，一个家族、家庭的人脉、地位、威望等一览无余。乡土中国是人情社会，来的什么人，什么人没来，谁在撑门面，谁要砸场子等等，都会在这样的场面不做宣告地得以传达。果然，曾杨氏的丧事各色人等纷纷登场了。大地主、大军阀、起义将领曾庆彪的遗孀曾杨氏、大先生、贾支书、老干部县委王书记、统战部张部长、公社胡公安、小老婆戴维娅、以及曾繁全、祥斌、曾繁轩、曾繁琴、贾二狗、憨憨、曾老幺、厨师魏大勺等五行八作，先后走进了丧事现场。这个开头，一方面抓住了乡村生活最有代表性的场景，显示了作者对乡村生活的熟悉；一方面，小说人物就这样自然地登场了，人物关系也大体得以呈现。显示了作者对结构小说独到的体会。
对于乡村中国脱贫攻坚的主题创作来说，一方面是国家的整体战略，一方面是中国广大农民的穷则思变。小说真实地书写了几十年来各种尝试和探索。这是中国乡村特殊性决定的。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没有直奔主题，没有急切地书写如何脱贫致富，而是不急不躁地注重书写乡村的日常生活，书写乡村缓慢渐变的过程。注意书写塑造人物和小说的文学性。这一点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除了像欧阳生这样的主要人物之外，比如大先生这样的人物，极大地强化了小说的历史感。谁是大先生？大先生是曾家宪字辈的一个长者，早些年教私塾，有了新学堂后在家闲着，靠给人写写家信契约，给乡邻当个保人，给供销社书写春联通知啥的，挣点现钱。大队和公社也时常找他写写标语口号，给他记工分。私下里管的闲事可多了，头疼脑热、择地看期、算命卜卦、婚姻撮合、纠纷排解……有求必应，只有不让他管的事，没有他管不了的事。事后绝不计较人家的酬谢，给啥收啥，啥不给也没啥。大先生是乡绅？乡贤？似乎是又都不是。不管怎样，这样的乡村人物，甚至是乡村的旧人物，让城坝着了古旧的乡土颜色。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小说流畅无碍的生动语言。小说的语言就是生活流，涓涓流淌千回百转妙不可言。比如——想到包干，曾老四从床上爬起来，本来想抽一袋烟，找不到火柴，想找老婆要，可手一摸她，她就喘咳不止。“仿佛碰到了闸门，嚯、嚯、嚯，她就喘气不断，空、空、空，咳起来。老婆是全队出名的老齁包，一口气上不来，贼来了也替她揪心，生怕偷盗不成惹出命案来。几个孩子在娘肚子里就习惯了。听见咳嗽声就知道妈还在，不咳还睡不安稳。曾老四最是听不得咳嗽声，她憋气自己心里发慌，生怕她从此不出声。这样生动的语言，没有生活是断断写不出来的。
03 新题材和新领域的开掘
石一枫的少儿小说《白熊回家》[8]，是童话，是成长小说，是关于善和爱的一首歌，也是关于正义和勇敢的赞美诗。这是小说的品质或气质。但更重要的是，《白熊回家》有趣、有极强的可读性：冰原上的北极熊熊小黑和熊白白等被偷猎者从北极掠走，开始了他们的冒险漂泊之旅。在路上，熊小黑们认识了巨型海龟等奇特动物，也和善良的人类成为了朋友，他们学习人类的知识，利用知识和熊独眼、翼手龙等动物中的邪恶势力进行斗争。经过长期漂泊，北极的白熊来到南极，遇到了企鹅，他们的内部也分化成善恶两极，熊独眼等坏熊勾结翼手龙建立了白熊帝国，欺压奴役善良的企鹅，熊小黑和熊白白则帮助企鹅反抗，又带领白熊们寻找回家的路。在推翻白熊帝国的过程中，他们又发现南极的冰原下隐藏着一个关于史前动物恐龙的巨大秘密……经历了千辛万苦，白熊们终于回到了家乡北极。这是《白熊回家》被概括的基本内容，而小说的丰富性远远超出了这个简要的概括。
石一枫 《白熊回家》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2022年版
北极的熊世界是一个其乐融融的世界，熊之间偶然发生的小矛盾，并不会造成尖锐的冲突。各种熊的族群以及熊小黑、熊白白、熊嘟嘟、熊大胖、熊大掌、熊短尾等形象渐次登场；冰洞、极光等自然景观、或者典型环境也尽收眼底；熊的日常生活和世界，就是人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另一种表达，熊和族群以及世界的关系也就是人和世界关系的隐喻。对动物日常生活的讲述，极大地考验着作家的叙述能力和想象力。那里不仅要求生活和诸多关系的细节，同时更要有趣好看，能够调动孩子的阅读兴趣。熊小黑、熊白白等熊的“少男少女”形象的设置，完美地实现了这一诉求。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对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很少会感到幸福和珍贵，只有意外发生后才会有强烈的感知。小说的转折发生在一个意外的劫掠事件，也是小说前后鲜明对比的一个界限。在熊的视野里，人类被称为“遥远世界的居民”——遥远世界的居民们把白熊们运到了一个叫做汽车的东西上，开动起来，在茫茫冰面上缓缓前进。他们要去哪儿呢？熊白白瞪大了眼睛，看着外面，直打哆嗦。熊小黑对她说：“不用害怕，我们找机会就逃走。”熊小黑和熊白白等，被偷猎者从北极掠走，开始了它们历尽艰难，千里寻家的漫长路程。小说呈现了动物世界构建的三种社会形态：一种是北极白熊族群部落社会；一种是已经消失的中生代恐龙族群的“丛林法则”社会；第三种是独眼熊建立的集权专制、阶级压迫、官僚系统和科学技术一体化的“白熊帝国”。对少儿读者来说，以形象的方式讲述三种社会结构形式，不仅使小说有了一定的深度，而且小说在形象、戏谑和有趣的语言中，在动物世界构建起来的相互关系中，个体与他者，个体与群体的关系表达得深入浅出。更重要的是，面对邪恶势力，面对不公平的世界，敢于坚持正义的反抗，敢于解放自己，才能获得想要的幸福。这是《白熊回家》的基本内容和结构。
小说有极强的时代感，比如对中生代时期动物的认知，对白熊帝国的熊独眼为强化自己的统治对企鹅的“洗脑”，以及一些口号、宣传等，使小说具有了鲜明的时代感而有别于其他少儿文学。小说的主题是关于正义和反抗，但是，“爱与善”无疑是小说最突出的情感特征。熊小黑、熊小白、煤球老爹、巨型海龟等，在熊的族群自身，在人与熊，熊与海龟等的关系中，至善、至爱是小说一直回响的旋律。这一旋律不止是对人类爱与善的赞颂，甚至人类在动物身上学到了爱和善。小说结束时煤球老爹对熊小黑说：“我也应该谢你呢，是你教会了我，人类并不应该只会研究动物，还应该为他们着想，因为人类自己也是一种动物，他们和地球上的所有生命一样，都需要别人的尊重。”这样的观念——让人类将自己置身于所有动物中的平等观念，是小说获得现代感最重要的方面，也是小说对“现代性”的理解所能达到的新的高度。或者说，这也是小说要表达的最重要的价值观；另一方面，白熊们虽然历尽艰险，但对生活的乐观精神没有改变。当白熊们快要到达北极，平静、安全、幸福的生活就要失而复得的时候，熊白白问熊小黑回家以后会做什么时，熊小黑说：“几百万年前，巨型海龟他们想要去寻找一个理想乐园，现在我明白，这个乐园也许在地球上并不存在，但只要我们不放弃努力，就最终能在自己的手中找到它。我要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把我们的家乡变成那样一个乐园。”坚持正义，抗争邪恶，就是为了建立一个美好乐园。从成长小说的角度看，这时的熊小黑和熊白白实现了对自己和对世界的了解和认识，特别是熊小黑，因为皮毛是黑色，是白熊中的“异类”，它学会了保护自己和同类，因此也和熊白白一起完成了精神成长过程。
上个世纪70年代的最后两年，《人民文学》杂志分别在1978年1期，发表了著名作家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1979年7期发表了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这两篇作品是那个年代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也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文学的象征和旗帜。《哥德巴赫猜想》引发了全国读者关注科学、关注科学家的巨大热情。陈景润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他当之无愧地成为那一时代的科学巨人和文化英雄。《乔厂长上任记》的发表，使乔光朴声名远播，他成为改革开放的时代英雄，他的大刀阔斧刚正不阿的性格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因此小说有如一声惊雷，震荡在改革开放初始年代的中国。《哥德巴赫猜想》和《乔厂长上任记》奠定了我们时代文学的基本主题。
洪放 《追风》 安徽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
洪放的《追风》[9]是主题创作，但它与我们常见的主题创作有很大的不同，它不是对某一方面成就的简单歌颂，不是应景的时文。在题材上，它既与科技有关，也与改革有关，它是一部反映一个省会城市科技创新、锐意改革的小说。在当下的国际语境中，我们深知“国之大者”的含义。所谓国之大者，就是思想认识的格局和高度。就是要眼观五洲风云，心怀国家民族命运，践行科学发展观，深谙什么是国家民族的最重要的利益。今天的世界，科技创新成为引领世界发展最重要的动力，中国在科技领域必须有自己的贡献才能获得国家的主体性和主动权。这既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对人类科技发展应尽的责任。因此，《追风》有鲜明的时代感和前沿性。这与洪放对一座城市的熟悉、了解和洞悉有密切的关系。《追风》是一部写群像的小说。小说塑造了包括市委书记唐铭，副市长杜光辉以及开发区主任，科学家，民营企业家等。既写了科技创新发展中困难，矛盾和冲突，也充分展示了一个省会城市敢于闯进科技创新时代洪流的大智大勇。作为一部主题创作的小说，《追风》也是歌颂性的写法，但作家注意人物的塑造和刻画。比如杜光辉，一个经济学家、京城社科院研究所的副所长，一到南州，首先遭遇的是一个汽车配件厂的锅炉爆炸，一个事件预示了人物即将进入旋涡和面对的困难环境。但小说又张弛有致，既写了他的作为普通人的情感，比如对女儿可心的感情，也写到了他对烟火气生活的热爱。他对小食摊鸡汤的着迷，从一个方面表达了人物的平常心。小说甚至借鉴了通俗小说的写法，比如杜光辉与亚茹、田忆、孟春三个女性的关系，从一个方面写出了杜光辉的内心世界和情感世界；市委书记唐铭是一位温文尔雅的领导，他的谈吐做派更像一个学院的教授，但他是一个敢作敢当的有文化的领导。南州终于打造成了世人瞩目的明星城市，一座以科技为支柱产业的“追风之城，未来之城”。
1983年，陆文夫的《美食家》在文坛引起极大震动。小说超越了政治和时代主题，专事食文化的发掘并塑造了朱自治这样的人物。小说在当时无论归于“反思文学”还是“寻根文学”“文化小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文学有了更为广阔的创造空间，有了更为自由的取材范围，进一步确立了作家和文学的主体性地位。朱自治从一个被人“厌恶”的资本家，到被请到饭店讲吃经，最后被推举为烹饪学学会会长的过程，表达了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苏州“吃文化”的风景一时蔚为大观，那上不了“大场面”的“边缘文化”终于有了讲述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陆文夫也因为这篇小说确立了文学地位。《美食家》的重要，就在于小说展现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和文明。这是沉潜于百姓日常生活的中的文化和文明，世风代变，但“民以食为天”的观念不变，不仅不变，它还在生活中源远流长发扬光大。大概自《美食家》开始，被压抑已久的和日常生活有关的小说，开始盛大登场。这就是《美食家》的文学史价值。
葛亮 《燕食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版
据说《燕食记》[10]是葛亮继《北鸢》《朱雀》后，书写中国近现代历史主题的“中国三部曲”长篇小说系列的收官之作。借美食的传承故事，描摹二十世纪近百年社会文化、世态人情的画卷。如果从故事的层面看，小说有鲜明的世情小说色彩，小说写酒楼茶肆，梨园寺院，红尘净土，虽然是五行八作各色人等，同时也为早期革命者打了掩护。一八九五年，孙中山与杨衢云、何启、《德臣西报》记者黎德，就是在杏花楼草拟广州进攻方略及对外宣言。当时的香港首富何启也在次会议上发言，谈论起义成功后如何建立“临时政府”的政策大纲。后来，革命党人最高层会议在杏花楼包间里举行，研讨新政权建设问题。第一步决定国体，第二步选出新政府临时大总统。会议最后确认在广州成立共和国政府，并一致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如果是这样，这熙熙攘攘的酒楼茶肆谁还敢看轻了。于是，这《燕食记》也便有了“史传传统”的谱系，这还真不是攀高结贵，革命发生在哪里有许多偶然因素，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因此，说它是“正史之余”倒也贴切。
在我看来，《燕食记》之所以好看，除了它有世情小说“世俗性”，大概还有这样一些特点：首先是它的知识性，这个知识无论在中国的版图还是世界版图，它都属于地方性知识。我们知道中国有八大菜系：鲁、川、粤、苏、闽、浙、湘、徽。粤菜的特点是味鲜香为主。选料精细，清而不淡，鲜而不俗，嫩而不生，油而不腻。擅长小炒，要求掌握火候和油温恰到好处。还兼容许多西菜做法，讲究菜的气势和品质。这只是抽象的概括。它更大的学问可能还是在后厨。于是我们看到了同钦楼的行政总厨荣师傅荣贻生和他的徒弟五举的厨艺传奇。小说对粤菜菜品和烹制方式的详尽书写几近秘笈。那是既难以讲述更难以实践的地方性知识，粤菜的神奇在那妙笔生花的讲述中活色生香。当然，各大菜系都有这样的传奇，但通过葛亮的讲述，粤菜制作过程本身就成为传说；另一方面，岭南茶楼的知识更是五花八门。比如“揸大巴”“茶壶仔”“煲水”“校茶”“开茶”“发水”“打牙骹”“字花狗马”“水靓双滚”“茶头”“事头”“仙人过桥”“二龙戏珠”“雪花盖顶”“五指捞月”等，身份、动作以及“行规”，外乡人几乎就是云里雾里。更有点茶的要领：“指指鼻即是要“香片”，意即清香扑鼻；指指嘴即要“水仙”，水中升仙；指指耳即是要“普洱”，字有耳旁；至于指指眉当然就是要“寿眉”了。”五举来到“多男”茶楼不足一千字的篇幅，就出现这样多的方言俗语，方言是语言的地方变体，属于纯粹的地方性知识。《燕食记》中这种地方性知识俯拾皆是。那是岭南人间烟火的另一种表达。
其次，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必须首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诸种物质生活，吃是第一位的，“民以食为天”是绝对的硬道理。更重要的是，和居所、衣着一样，对饮食的选择、喜好、习惯，密切地联系着人的身份、地位、性别等，因此饮食是一种政治，尤其是一种身份政治。吃的习俗和方言一样，也是地方性的标记，甚至是地方性的文明。一个人可以改变许多习性，唯有味蕾记忆难以改变。反过来味蕾记忆也成为族裔认同的重要标记。荣师傅荣贻生是“大按”，他的“手打莲蓉”无人能敌。当年因广州老号“得月楼”韩世江的大弟子发难，便到了香港“同钦楼”。食客只要吃了莲蓉包，行家里手便知荣师傅在不在。后来有人将荣师傅做的莲蓉酥送给香港饮食总会上官会长，他尝了一下，“惊为天人”。不仅荣师傅在香港声名鹊起，而且，“莲蓉包崇拜”也表达了岭南饮食政治的冰山一角。由此亦可见“点心”在岭南饮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以及点心师傅的地位。
第三，《燕食记》显然还有很多可圈可点的优长，说来说去都是节外生枝，都不是紧要处。小说最终要写的是世道人心，塑造典型人物。《燕食记》写了很多人物，但给人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荣师傅荣贻生和他的徒弟陈五举。小说以粤港的时代风云作为背景，以荣师傅的传奇人生为基本脉络，将一个“大按师傅”的形象像岭南美食一样活色生香地塑造出来。他敬业、虔诚，无论打莲蓉还是带徒弟，都一丝不苟；他遵守行规，一言九鼎；陈五举曾是荣贻生最得意的白案弟子，视他为传承自己莲蓉点心绝技的唯一传人。但五举因为与上海本帮菜馆“十八行”的女少东凤行相恋，恋人战胜了师傅，五举毅然离开了师傅，并承诺不再使用从师傅那里学来的技艺。此事成为荣师傅难以言状的心病。五举离开后的几年，每到年节，总要备礼携妻，往同钦楼探望，但荣师傅避而不见。五举则在门外站上数小时，雷打不动。师徒性格只一个细节便一览无余。此后数十年的陈五举，协助岳父创立了另一番天地。师徒的再相见是香港厨师总会举办的厨艺大赛。赛事惊心动魄，声动香江。但最后荣师傅成全了五举，多年的恩恩怨怨就此和解。世风代变难测，人心向善依旧。陆文夫的《美食家》写的是一个品鉴美食的朱自治，葛亮的《燕食记》写的是一个制作美食的大按高人荣贻生。一个食客，一个大厨，完成了美食的绝妙呼应，也不失为当代文坛的一桩佳话。
多灾多难的夏天，也是如火如荼的夏天，一个饱览小说世界的夏天。但愿灾难早日过去生活如常，一如小说的世界风光无限。
本文刊于《小说评论》2023年第2期
注 释：
[1]孙甘露：《千里江山图》，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4月版。
[2]庞贝：《乌江引》，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1月版。
[3]石钟山：《问苍茫大地》，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3月版。
[4]付秀莹：《野望》，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5月版。
[5]贺仲明：《一个未完成的梦——论柳青《创业史》中的改霞形象》，《文学评论》2017年3期。
[6]陈应松：《天露湾》，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1月版。
[7]李春明：《川乡传》，四川文艺出版社2021年11月版。
[8]石一枫：《白熊回家》，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2022年3月版。
[9]洪放：《追风》，安徽文艺出版社2021年12月版。
[10]葛亮：《燕食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7月版。
孟 繁 华
孟繁华，北京大学文学博士，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博士生导师，北京文艺批评家协会原主席，中国文艺批评家协会顾问，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创作委员会委员，辽宁作协副主席、《文学评论》编委等。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当代文学研究室主任。
著有《众神狂欢》《1978：激情岁月》《文学的草场与星空》《我们的思想、情感和艺术——2016-2021的文学现状》等30余部以及《孟繁华文集》十卷。主编文学书籍100余种，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国内外重要刊物发表论文500余篇，部分著作译为英文、法文、日文、韩国文、越南文等，百余篇文章被《新华文摘》等转载、选编、收录；2014年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2012年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批评家奖、2020年获丁玲文学奖，多次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理论成果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