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新世情”和作家的“主义”
——评石一枫《逍遥仙儿》
文/孟繁华
石一枫的《逍遥仙儿》，是一部北京的“新世情”小说，是一部讲述北京普通众生生活的小说。实事求是地说，讲述这个时代众生生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生活已经难以概括难以提炼。如果听听近期的都市民谣，大体能感受到这个时代的某种氛围或情绪。但是，《逍遥仙儿》与都市民谣不是一个路数，也不是一个潮流里的大型交响。于石一枫自己来说，《逍遥仙儿》也完全有别于《世间已无陈金芳》和《玫瑰开满了麦子店》。《逍遥仙儿》中的王大莲，应该是陈金芳和王亚丽的“后传”，或者说王大莲在生活中已然度过了陈金芳“只是活得有点人样”，或者王亚丽每天晚上十点等着买半价食物的悲苦阶段。王大莲只有短暂的“贫困期”，曾千方百计地要退孩子补习班“体验课”的费用，并顺走了一只“嘎嘎叫”的黄鸭子。等到王大莲正式出场时，她几乎满身金镶玉了，妥妥的一个披金戴银的富婆。王大莲过去是城郊一个菜农的女儿，身份的转换是因为郊区被划进城区，她因此不仅住进了“高尚住宅区”，而且还拥有了自己的“半扇楼”。只是富有了的王大莲等来的却不是她的“富贵人生”。接踵而至的是她面对的无尽烦恼甚至折磨。
小说大体两条线索：一条是王大莲、苏雅纹和庄博益构成的以孩子补习班为中心的故事；一条是以庄博益和“道爷”构成的以制作“吃播”节目为中心的故事。两条线索交织在王大莲的“半扇楼”里外，构成了一幅北京新世情的当代风情画。这个新世情小说并不是石一枫“旧瓶装新酒”，而是完全超越了宋元明清“世情小说”的形式和内容。旧世情小说是“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通过世态反映社会状况和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具体内容主要写情爱婚姻，家庭纠纷，立嗣承祧或专注于讥刺儒林、官场、青楼等。如果《逍遥仙儿》只写了菜农“道爷”“吃播”一脉，加上王大莲、“三儿”、“六子”等这些“前现代”人物，确实可以上演一出旧世情小说的大戏，一如刘震云《我叫刘跃进》中的“鸭棚”和厨子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中的吴香香、吴摩西卖馒头的饭铺等场景和人物。但《逍遥仙儿》并未沿这条线索独立成篇。而这条线索也离不开苏雅纹、庄博益、王大莲的孩子补习班故事，或者说，这条线索只是一条副线，它的价值更在于它的戏剧性。因此，正因为有了苏雅纹、庄博益以及“家长群”、群聊等现代生活内容和线索才构成了北京的新世情。当然，这个新世情是人物性格和人物关系的背景，这是对当下北京众生生活新的理解和认知。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新的理解和认知，《逍遥仙儿》才有可能拨云见日耳目一新。
小说始于孩子上辅导班。因游泳班“爆”了，王大莲退“体验课”费用遇到麻烦，她便顺走了那名噪一时的“黄鸭子”，于是便有了“一只鸭子引出的纠纷案”。各色家长纷纷登场一时蔚为大观。讲述者是我们熟悉的庄博益，人物主要是王大莲和苏雅纹。王大莲粗门大嗓，“一嘴京腔，却和通常的北京人不同：极其响亮，有种大开大合的气势。在印象中，只有自幼身处旷野的人，才会说话有如叫阵”。王大莲一张嘴就挂相。还是体面文静的“妈妈”苏雅纹的一句“何必呢？人家也不容易”，救了王大莲的场。这是小说的前史。这个前史不只是一个交代，更重要的是奠定了小说人物引而未发的性格。孩子入小学后，王大莲是众多家长的对立面，她对各种常识知识几乎一无所知，不知道苏格拉底霍姆斯皮亚杰情有可原，她还不知道弦乐和管乐。面对大家在“群里”的嘲讽和不屑，她只有不明就里的“木讷”和尴尬。博士班主任逻辑严密的教育者姿态，家长们的随波逐流，王大莲的落败场景，让家长们壁垒分明地分成了“我们”和“她”。在家长们眼里，王大莲粗俗不堪，就连两个孩子取名也是“大”和“二”。他们甚至严防自己的孩子和王大莲的孩子有交集，怕沾染不良倾向。可话又说回来，当庄博益问当编辑部副主任的妻子小张时，这个知识分子也未见得什么都知道——
“我们当然听不大懂老师在说什么，但老师呢，想必也不大指望我们能听懂。上过几天学的人都知道，那些人名啊，理论啊，往往唯一的用处就是显得高深。你别笑，你自己何尝不是如此——有时候听你忽悠投资商的话，我都浑身起鸡皮疙瘩。可话说回来，既然孩子进了那么一所学校，赶上那么一位老师，总得给个面子，对不对？你看得起老师，老师才会看得起你。如果互相看不起，那么芽芽这学上的又和‘渣小’有什么区别？道理其实就是这样。”
这段道白将知识分子的真实面孔彻头彻尾地暴露出来。但包括小张、苏雅纹和大部分“妈妈们”，都下意识地将顶撞博士班主任的王大莲和自己区分开，以表达和王大莲的不同。但王大莲坦率、率真、待人诚恳，不知为不知。当庄博益的女儿芽芽手臂被“二”咬了牙印，庄博益畏首畏尾地“打上门来”准备大打一场的时候，王大莲不仅把自己孩子痛打了一顿，还真心实意地招待了他和苏雅纹。庄博益手头紧的时候，还替他垫付了孩子课外辅导班的费用。不仅如此，即便在心理层面，王大莲也并不是“知识分子”们理解的那样——
“不，‘他们’就是针对‘我们’，看不起‘我们’。”王大莲执拗地反驳我，并引申到了自己身上，“‘他们’虽不明说，可我都能感觉得到。在‘他们’眼里，我过去是个小偷，现在是个白痴——我承认我从游泳班拿过一只鸭子，但那不是情有可原吗；我承认我懂得少，分不清管乐和弦乐，但我们家‘大’和‘二’就不配和‘他们’的孩子一起上学吗？自从转学过来，我们家‘大’就没高兴过，要不是认识了芽芽和‘斯坦利’，‘二’也别想交到一个朋友。‘他们’成天把‘爱’呀‘同情’呀挂在嘴边，家里死条狗都像死了亲爹一样，怎么就学不会把‘我们’当人呀？”
这几乎就是字字血声声泪了。更有趣的是，当王大莲在苏雅纹的蛊惑下，终于将自己家的“半扇楼”打造成“地下”辅导班的时候，王大莲就和苏雅纹成了“我们”，那些没有进辅导班的成了“她们”。这些“群体”的变化和不确定性，在不同的情形下是按照“身份”或“利益”划分的。这里没有标准，这个标准的确定是“随机”的。特别是苏雅纹，一开始就是“妈妈”群里的“头儿”。她在出版社工作，会化妆，出现的时候总是雅致又低调。她善良，曾几次为王大莲救场，救王大莲于尴尬和窘迫中。她有知识，尤其有女性主义理论，成功地将王大莲塑造成了一个有“主体性”的女性。“在苏雅纹的语境中，使用了一个新的标准，重新划分了‘他们’和‘我们’——那个‘他们’是爸爸、丈夫，还包括了所有男人；对我来说，她口中的‘我们’却是‘她们’了。新标准支撑了苏雅纹的新策略，也正如历史上那著名的对‘三个世界’的划分，苏雅纹将一种对抗转化成了另一种对抗。苏雅纹纵横捭阖，运筹帷幄。上述联想令我对苏雅纹肃然起敬，甚而还有一丝胆寒。”就在庄博益胆战心惊的时候，苏雅纹几乎就要实现了王大莲与父亲“道爷”父女关系的断绝，也实现了将王大莲的“半扇楼”搞成了地下辅导班的“教室”。这样，石一枫就没有泾渭分明地划分“阶级”和“阶层”，不是简单地站在“高贵者”或“卑贱者”二元对立的某一立场上。王大莲、“道爷”等确实有粗鄙的一面，但他们仗义、率直，对人对事但说无妨。特别是王大莲，她心里有多少委屈无从为外人道，从“妈妈群”的屈辱到与父亲几乎决裂，没有一件事是她主动的，在苏雅纹的“启蒙”下她有了“主体性”却失去了亲情，她和谁说去？“道爷”有江湖气，但他的“有里有面”，也不失为维系社会秩序的一种“伦理”。但是，更复杂的是，当王大莲获得了尊重的时候，她内心好像还潜藏着另外一些东西——
过去她们一致地忽略王大莲，疏远王大莲，现在却变成簇拥王大莲、追捧王大莲了。这种变化必定会让王大莲极其享受：原来我也有今天。美好的自我感觉足以令王大莲迷醉，而一旦上瘾，便会陷入欲求无度的怪圈，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变本加厉的炫耀。甚而王大莲还会暗中觊觎苏雅纹那“妈妈头”的地位——比起苏雅纹，她王大莲明明更值得人们艳羡啊。因此她表面上虽然保持着“地位变了，谦虚谨慎的作风不能变”这一操守，却忍不住在有意无意间把话头透了出去。
人的全部复杂性几乎没有穷尽，石一枫在这方面的探寻，是最有想法和想象力的。庄博益、苏雅纹、小张等是知识分子，可他们就真的无所不知高人一等吗？或者他们真的就是坏人吗？都不是，他们都是众生，都有人性的复杂性。对人性复杂性的揭示和形象化，才是《逍遥仙儿》追求的。这也正是文学性要追求的；另一方面，小说中不变的，是孩子们的天真和童趣。那个“小黄鸭子”很像戏剧中一件道具不时出现。家长们的世界时时变，无时不变，可孩子们是“不变应万变”，他们就爱那嘎嘎叫的“小黄鸭子”。真是两个世界两重天。
小说对“现代”的批判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追求现代性曾是百年梦想，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现代”也概莫能外。王大莲和苏雅纹以及庄博益等所有的烦恼和问题，无一不是“现代”造成的。“现代”最大的表意符号就是“启蒙”，在百年思想文化史上如何评价启蒙是另外一回事。但启蒙一开始就是知识分子内部的事情，众生并不理解个人主义、恋爱自由婚姻自由为何物。王大莲如果不是受了知识分子苏雅纹的“启蒙”，她就没有后来悔之不及的烦恼。一如她的心理道白——
其实和苏雅纹也没关系，或者说，有关系也只发生在我心里。对我而言，这堵墙是因为苏雅纹才砌起来的。她鼓励我从家里走了出来，鼓励我脱离了我爸爸的控制，鼓励我活成了一个新的我。如果把墙拆了，那就相当于我回到了老地方，走在了老路上，苏雅纹又会怎么看我？我的胜利是在她的见证下实现的，所以我不能让她看见我的失败……就连看见我的妥协也不能。我知道这想法很怪，但我的确是这么想的。天呐，我是怎么了，我过去看着我爸爸的眼色活着，现在却看着苏雅纹的眼色活着了……不不，我是先变成了苏雅纹又用苏雅纹的眼色看着我……我能对我的房子、孩子做主，但到底没能做了自己的主。我从旧的我活成了新的我，但究竟哪个才是真的我？
和王大莲同理的是，如果没有被“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现代”教育理念所蛊惑，苏雅纹、庄博益和小张等知识分子，也不至于如此群氓般地对各种辅导班唯命是听俯首帖耳。此刻的这群知识分子就是“现代”群氓。那个博士班主任说起来头头是道，但解决具体事务能力的低下，还不如王大莲。庄博益虽然是一个“面瓜”式的“穿线人”或讲述者，但他对“现代”的反省还是颇有力量：“我又想起了自己小时候：放了学就满院子疯跑，钥匙拴在脖子上都能弄丢了，等到炊烟升起，还要和大人展开一场气急败坏的追逐战……童年的模样不是本该如此吗？也没耽误我们成长为坚忍、奋进的一代人。怎么我们的常态反而成了下一辈的奢侈？倘若如此，我们的辛苦究竟是给他们积福还是造孽呢？”因此，小说对“现代”的批判是《逍遥仙儿》的一大特点，也是小说的力量所在。这一特点应该说是石一枫小说一贯坚持的。
小说写现实，呈现现实，但写小说不负有处理“现实事务”的义务。最后，苏雅纹离开了北京，和丈夫到外地团聚；王大莲和父亲“道爷”在庄博益的斡旋下言归于好，他们重新选择了回到乡下的生活。这个结局不能理解为《红楼梦》的虚无。《红楼梦》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是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王大莲和“道爷”是对生活的另一种选择，是作家理想主义化的处理。或者说，王大莲和她爹“道爷”，有权力选择他们的生活。何况他们本来就是菜农，回到过去的生活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过去是只可想象难再经验的，现代性是一条不归路。但这个选择符合《逍遥仙儿》的小说逻辑。回到乡下，哪怕是北京界外的乡下，他们感到舒服，感到成了仙儿的逍遥，真的过起了“我落人中然自在，本是天上逍遥的仙儿”的生活，又何尝不可呢。这就是石一枫在书写北京新世情，新风情画的同时，也坚定地表达了他的“主义”：他对现实有深切关怀，他敏锐地聚焦了当下最普遍、最典型的社会生活，表达了人对尊严的需要和最低维护，表达了人对亲情、友情、人间冷暖的需要。他发现了北京新世情中的焦虑、虚荣和虚伪。他因此别开生面。他在呈现现实的时候，同时有他的立场，有他对人物、对历史、对当下的价值判断。这就是石一枫的“主义”。这也诚如石一枫在《我所怀疑和坚持的文学观念》中所说：“所谓和价值观有关，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抒发自己的价值观，二是影响别人的价值观，三是在复杂的互动过程中形成新的价值观。在文学兴盛的时代，前两个方面比较突出，比如古人‘教化’的传统，还有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然而到了今天，文学尤其是纯文学式微了，影响不了那么广大的人群了，也让很多人认为过去坚守的东西都失效了。但我觉得，恰恰是因为今天这个时代，对价值观的探讨和书写才成为了文学写作最独特的价值所在。且不说这是作家对时代和社会所应该负担的责任，就是和影视、游戏这些新兴的娱乐形式相比，文学也恰恰因为远离了大资本、大工业的运作模式，才天生地和思想的自由表达、深度探索有了更紧密的联系。”此言深得我心。
最后还得说说《逍遥仙儿》的语言。语言是小说的门槛，只要看看语言，就可以知道小说的眉眼高低。因此，小说的语言是最瞒不过人的——
“道爷”眼里就一闪：“那我再问个事儿……咱们的队伍还在吧？”
他问的是剧组。我意识到了什么：“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全都待命等着您呢——不过艺精于勤，我让他们到别地儿操练去了。”
“还能回来？”
“随时的，您一句话。”
“道爷”就一拍大腿，那一瞬间重现了豪迈之色，“还是自己人靠得住。”我又不禁讶异，我怎么倒成了“自己人”了。接下来，“道爷”便和我商量起了重启吃播的事宜。他表示，经过这一阵子的闭关，他已经调整好了状态，只等着闪亮复出呢。“梅兰芳唱戏为了什么？为了‘座儿’。那么我吃饭为了什么？为了‘粉儿’。”因此他又表示，要把有限的饭量投入到无限的为“粉儿”服务中去。金杯银杯，不如“粉儿”的口碑。但突然又叹一口气，“不怕您笑话，我心里冤得慌啊。为村里人忙活一辈子，村子没了，为家里人操心一辈子，家也快没了。幸亏还剩下这么一乐儿，要不然还真不知该怎么活了。”
这长长的一大段文字，几乎没有一句经不起推敲。它有《茶馆》之风，也有《顽主》之风，但它是属于石一枫的。它的贯通晓畅如行云流水，就像我们听京剧《坐宫》《四郎探母》，是考验演员唱功一样，语言一览无余地考验着作家的讲述能力和文字功夫。上述的对话看似简单，但仔细揣摩不仅句句在理，而且一气呵成。两个人物的心理状态和身份角色都恰如其分恰到好处。这就是石一枫的过人之处。近两年来是石一枫小说创作的“大年”，他先后出版了《漂洋过海来看你》《入魂枪》等，这些作品获得了很高的评价。我相信《逍遥仙儿》同样是他重要的小说，如果放到当下小说创作的整体格局中，这篇小说值得言说的远不止我说的这些。
孟 繁 华
孟繁华，北京大学文学博士，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博士生导师，北京文艺批评家协会原主席，中国文艺批评家协会顾问，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创作委员会委员，辽宁作协副主席、《文学评论》编委等。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当代文学研究室主任。
著有《众神狂欢》《1978：激情岁月》《文学的草场与星空》《我们的思想、情感和艺术——2016-2021的文学现状》等30余部以及《孟繁华文集》十卷。主编文学书籍100余种，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国内外重要刊物发表论文500余篇，部分著作译为英文、法文、日文、韩国文、越南文等，百余篇文章被《新华文摘》等转载、选编、收录；2014年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2012年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批评家奖、2020年获丁玲文学奖，多次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理论成果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