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新时代乡村典型人物的塑造问题
文/徐刚
提起典型人物，不得不让人想到的是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中的那句话，“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在此，“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一度成为当代文学的金科玉律。然而正如丁帆教授所指出的，恩格斯的这一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根本原理，其实并没有得到当代文学的很好贯彻，在这个纷乱复杂的世界里，我们亟待重树“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现实主义大纛（丁帆：《重树“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现实主义大纛——重读〈弗·恩格斯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随想录》，《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年第5期）。在此，丁帆教授的忧虑并非多余。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典型人物，他们之所以重要，在于能够凝聚起时代的总体性要求，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一些人物甚至成为时代的偶像和象征，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行为和审美取向。从这个意义上看，典型人物所达到的艺术高度，往往决定着一个时代的艺术高度。
纵观当代文学七十多年的历史，乡村题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其实得益于浓厚的写实主义传统对于总体性的中国叙事的整体把握。在“十七年文学”中，农村题材小说中的“土改”和合作化运动，便极为鲜明地呈现为彼时总体性的中国问题，这也是《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和《艳阳天》里的萧长春等人的形象深入人心的关键所在。而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的“改革文学”，诸多“乡下人进城”的叙事，也以不同的方式触摸着时代脉搏。通过高晓声、贾平凹、路遥等人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当代城乡关系的嬗变，见证传统与现代化的矛盾与冲突，由此也看清时代的人性与情感真相。这也是《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的故事令无数读者感动不已的重要原因。然而，在时代的总体性业已消失的今天，如何重建文学与现实的密切联系，如何以文学的方式捕捉时代的“情感结构”，便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对此，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那句著名的口号便显得至关重要了：“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于今日中国而言，新的经验正在孕育新的现实，而生生不息的“现实”，又注定要为新时代之文学注入无限的活力与可能，所有这些，都亟待作家们通过塑造新的时代典型去积极捕捉和挖掘。
事实上，在近年来的乡村题材小说中，这种新时代的“活力与可能”，也正在通过新的典型人物的书写和塑造不断展现。从关仁山的《金谷银山》到赵德发的《经山海》，从付秀莹的《野望》再到乔叶的《宝水》等，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在此，这些作品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当下新农村建设这一如火如荼的新现实，而小说对于历史与现实的严肃思考，也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一种文学传统的当代再现。关仁山的《金谷银山》在某种程度上便可被视为向柳青的《创业史》致敬的作品。小说执着地指向了乡村的未来图景：新时代迫切需要重新组织起来，走“集体”创业，共同富裕的农业发展新模式。在这个意义上，范少山回乡创业，带领乡亲们重走集体合作共同富裕之路，也正是梁生宝昔日创业道路的新时代翻版，但显然，范少山展开的“集体”创业更加复杂也更具挑战。小说里的白羊峪并没有回避当下乡村存在的诸多问题：贫穷、闭塞、荒芜与人心不古，但可贵的是范少山的解决之道。他根据自己的城市经验，按照市场规律和生态理念，实行自愿入股的现代公司体制，使土地流转起来，进而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新的“合作化”模式，这无疑体现了关仁山对乡村未来图景的理性建构。
当然，新时代的新故事或新内容，一方面固然需要有新的写作者来深入表现，同时也迫切需要我们今天的作家去重新理解现实。一直以来，“深入生活”都是当代中国文学的基本写作伦理。在“深入生活”、体验生活的背后，热情瞩目的是作家主体重建的严肃命题。从这些年来文学与生活的表现关系来看，大致有这么一个相对清晰的脉络，那就是从文学的公共生活，即过去所说的火热的斗争生活；到一种私人生活，即最初鲜活而后逐渐变得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再到个体化的极致，一种貌似高深却又问题重重的精神生活。在这背后，是现代主义以来的孤独自我独自面对世界时的紧张与焦灼。这种“密室中的写作”，展现了“洞穴艺术家”的幽深自我，他们追求所谓孤绝的神性，与一种想象的自我殊死搏斗。这种灵魂深度的探寻固然重要，但刻意的强调也会带来问题：它容易演变为孤独、绝望、颓丧和虚无情绪的堆积，甚至某种“抑郁症文学”的蔓延。那么问题在于，如何从这种狭窄的个人情感中突围而出，寻找更为开阔的社会情感，这想必正是新时代典型人物塑造所面临的关键议题。
大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充分理解赵德发的长篇小说《经山海》所寄予的时代内涵。小说的女主人公吴小蒿，这个乡镇干部形象，堪称新时代基层干部的典型形象。当然，她也是由普通人中走来，但当她从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勇敢走出，将身心重新安顿到集体事业中去时，一个新的自我便诞生了，寄寓在她身上的时代意识也顺势突显了出来。而乡村秩序的重建，乡村振兴的希望，则恰恰在这位看似柔弱，却拥有不屈不挠坚定意志的时代新人这里。在此之中，强烈的使命感让她既接地气，又明大势，由此也让人们看到人物身上显现的现实感与理想性。作为基层干部的典型，《经山海》里的吴小蒿和她的大多数同行一样，大半辈子都在忙于小镇琐事。小说其实也随人物一道，生动再现了基层工作“一地鸡毛”的真实状况。然而，人物的理想性恰恰就隐藏在这种真实写照之中。在吴小蒿这里，琐碎的日常工作并没有磨灭她的理想，反而成为她必修的“功课”。对她来说，工作的不顺是显而易见的，但面对种种状况，她都真诚担当，兢兢业业，以一颗为民的“初心”予以妥善解决。小说中，在诸多事故之后，她虽被安排至不那么重要的文化部门，但“冷衙门”反而让她更加得心应手，索性承担起地方文化建设的重任。在吴小蒿这里，人物的光芒不仅体现在她非凡的工作能力，也体现在她作为官场中人的“笨拙”与“迟钝”上。吴小蒿的超凡脱俗之处在于，她并没有将工作业绩视为个人“升迁”的砝码，不仅如此，反而非常慷慨地体现了君子的成人之美。在此，吴小蒿的“豁达”恰与他人的功利相映成趣，而“时代新人”的理想性或许也体现在这里。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作为一个意义非凡的文学典型，吴小蒿身上镌刻的新时代的鲜明印记在于，她能够让人看到青年的“破茧成蝶”，将个人的事业与更多人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惟其如此，才能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然而，在《经山海》的结尾处，主人公吴小蒿的意外死亡还是令人唏嘘不已。但在感慨之余，也不得不让人深思这种情节设置的某种“意味深长”之处：小说似乎在暗示吴小蒿这种光辉完美的人物形象的某种不可能性。由此也不得不引出一个问题：新时代的人物典型塑造如何面对真实感与可信度。确实是这样，在今天这样一个牢不可破的市民社会里，如何可信地塑造那些扎根基层的时代楷模形象，确实是一个稍显棘手的问题。我们的文艺创作常常会依据惯性思维，沿着“焦裕禄模式”稳妥操作，让那些完美得不太真实的时代人物，继续置身在“遥远的天国”，这几乎构成了“主旋律”作品人物塑造的一个通病。
在此，去年热播的电视剧《山海情》或许能给我们提供若干启示。同样是塑造基层好干部的人物典型形象，电视剧里黄轩扮演的马得福就与习惯意义上的时代楷模形象有所不同。他当然有着高度的政治觉悟，但不可否认，他也包含着更加明显的功利性。他很清楚自己作为“公家人”的不易，因此包括父亲在内的一家人都在积极配合他的工作。此外，电视剧还生动展现了人物的成长轨迹。我们清楚地看到马得福从出场时的耿直、倔强，工作中的“一根筋”，发展到后来终于逐渐成熟，工作能力也显著提升，甚至开始有了一些官场“智慧”。这里并不纯粹的地方在于，马得福的工作行事也会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比如他在对人生伴侣的选择上，被省略的剧情背后便包含着许多微妙的“内情”。甚至到了电视剧的后半段，在张树成回到闽宁镇之前，马得福心理层面已经有了很大的动摇。这里包括他对一些形象工程的“配合”，对于挪用工程款的“隐忍”，而更为致命的则是对于未来的迷茫，他甚至准备当“逃兵”，随岳父调去大城市银川。因此，电视剧一方面非常真实地表现了人物心理的微妙变化，因为人终究是会变化的，热情总会消退，理想归于幻灭，这都是非常现实的；而另一方面其实也体现出一种难得的理念：好干部的出现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需要认真培养的，这里包含着一个漫长的过程，英雄也好，楷模也罢，都是需要不断敲打、锤炼，乃至久经考验的。在马得福消沉、茫然、退却，甚至开始游走在腐败边缘的时候，这里有他父亲的“敲打”，还有老领导张树成的及时指导和教育，这对于迷茫中的马得福都是极有意义的成长过程。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党的好干部、时代的楷模，并不是一出场就那么成熟坚定的，他们需要培养和历练，需要不断成长。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山海情》生动体现了典型人物塑造过程中的真实感与可信度。
作为一部反映扶贫攻坚、乡村振兴题材的电视剧，《山海情》的另一处具有启示意义的地方在于人物群像的设置，这就极大程度地避免了单一楷模人物在叙事上的单调。在主人公马得福之外，电视剧中不仅有性格各异的当地农民，还包含着众多能与之相媲美的基层干部。比如从县里派来的张树成、杨县长，他们都是勤勤恳恳的一线工作者。在福建援助人员这边，陈金山、凌一农、吴月娟等人，也都是有能力，有同情心，想干实事，能干成事的时代楷模人物。而作为教育工作者的代表，扎根乡村的白崇礼同样赢得了观众的赞誉。《山海情》正是以这种时代楷模的群像方式，传递一种更为辽阔厚重，更加丰富立体的精神力量。这种人物塑造方面的启示意义，在乔叶最近的长篇小说《宝水》中也有着鲜明的呈现。在这部反映“美丽乡村”建设的农村题材小说里，作者生动刻画了一系列的人物群像，这包括小说中的“我”地青萍、村长大英、妇女主任秀梅、杨镇长、闵书记，以及更年轻的小曹和青蓝等等，他们都是宝水村乡村建设的重要人物。在此，“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古老乡村终于集体告别世代辛劳的传统事业，开始堂而皇之做起了“美丽乡村”的大生意。尽管这里的乡村景观早已超越了人们对于传统农村的想象和认知，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是当下正在发生的轰轰烈烈的新现实。也正是这一点，让这部《宝水》在当代小说一派“乡土文明崩溃”的“寓言”式写作中显示出它独特的新意。
当然，在这众多的人物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小说借“我”之眼见证的一种全新的人物形象，这就不得不提到宝水村关于“美丽乡村”乡建项目的总设计师，人称“孟胡子”的孟载这个人物了。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当代文学中从未出现过的一个人物。他既区别于过往文学中常见的土改工作队或合作化运动中的农村新人，也不同于时下小说中流行的驻村干部形象。他并非基层党政干部，却能游走于村干部、镇长、县长书记乃至市长之间；他显然也不是资本操盘手或土地开发商，却又有能力四处协调，引来各路资本，其广泛的人脉令其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形迹可疑的“掮客”。而事实上，这位体制外的职业规划师与宝水村的关系，仅仅只是依附于一种与地方政府签署乡建合同的契约关系。表面看去，这是因项目而来，“利来而聚利去而散”的金钱关系，但他显然并非逐利之徒。小说为我们生动展现了孟胡子对事业的全情投入，尽管他的敬业与专业，或许只是基于契约而来的某种岗位意识，但他为地方发展殚精竭虑，与地方群众打成一片的热情态势，终究让人联想起过往文学中的诸多典型人物。尽管在这位农村发展专家这里，其远景规划之中的意识形态色彩极为薄弱，但小说还是极为生动地强调了他的智慧与经验，突显了他对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独特看法，以及在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中所涉及的对于乡村人情事理的透彻理解。
小说最后，在办理完项目尾款的手续之后，完成“三年带建，三年帮建，三年观察”合同使命的孟胡子就和宝水“不沾边儿”了，这位有意愿，有能力，有智慧的乡建专家即将投奔新的战场。然而，这并没有为宝水村的未来发展蒙上丝毫的阴影，因为在孟胡子身后，包括“我”在内的更多的新型农民正在崛起。尤其是这里的“我”地青萍，这位城市生活的失败者，不仅被宝水村治愈了失眠这个文明的病症，也终于在它将来的更大发展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小曹和青蓝等更多的年轻人，也将与“我”一道扎根农村，建设家乡，去努力实践当年《朝阳沟》所热情呼唤的关于“农业科学家”，以及新时代“知识农民”的伟大梦想。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小说中的“美丽乡村”，虽然只是地方发展的重要产业，基层政府的形象工程，抑或精明商人的牟利手段，却也为未来的乡村发展指明了方向。
（作者为北京评协理事、北京市文联签约评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