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家岭召开座谈会，出席会议的作家、艺术家和中央各部门负责人约120余人，会议由凯丰主持。5月23日，毛主席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观念出发，着眼于打倒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的社会现实，高瞻远瞩、提纲挈领地阐发了革命文艺的原则、立场、方法、服务对象、艺术标准、现实作用等等。

　　一是毛主席的讲话发展了马列主义文艺思想，强调无产阶级文艺的现实作用。在讲话中，毛主席开宗明义，认为召开文艺座谈会的目的，“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如何实现这样的目的，毛主席认为首先是要解决立场问题，其次是解决态度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在文艺创作的心态、姿态以及文艺作品存在的样态上，不是简单的歌颂与暴露的问题，而是应当“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因此，革命文艺要坚持“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衡量文艺的标准只有两个，一是政治的标准，二是艺术的标准，此外没有其他的超现实、超阶级的形而上、先验论的文艺标准。

　　二是毛主席的讲话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出发，强调文艺创作必须树立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阶级意识。对于服务于剥削阶级、反动阶级的文艺，毛主席主张坚决摒弃；对于小资产阶级的小我意识、“泛人性论”、“人类之爱”、“光明与黑暗并重”、“杂文笔法”、“只看动机不看效果”的创作理念，毛主席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批评教育。毛主席说，“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毛主席的教导，对于今天的文艺工作仍然具有振聋发聩的现实作用。马克思早就说过，逐利是资本的本质，它只想最大限度地谋取暴利，它可不讲什么公平道义、人民利益。在有些文艺创作中，展览丑恶、混淆历史、把玩色情、手撕鬼子，根本与人民大众没有同理心、同情心，甚至简直把人民大众当傻子。甚至对真实历史、英雄实际也随便改写了。你要是创作一部歌颂党、歌颂人民英雄、歌颂社会主义制度、歌颂新时代新生活的文艺作品，就有人跳出来说，这是主题先行，是政治性大于艺术性。对于这些奇谈怪论，我们要拿起文艺批评的武器，旗帜鲜明、斩钉截铁地予以批评。

　　三是毛主席的讲话确立了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强调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为工农兵、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宗旨。毛主席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当然，人民对文艺的需求也存在着差异性，因此我们更应该坚持“百花齐放”的艺术取向，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

　　今年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周年的日子，与毛主席的延安讲话一脉相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的人民主体性，他指出，“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我们的党是为最广大的人民谋利益的党，因此我们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不如此便会自我迷失，缺乏正气，丧失骨气，消解浩气，显现趋利媚俗的邪气。今天，有出息的文艺工作者应当扣紧时代脉搏、坚守人民立场、坚持守正创新，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

　　近年来，北京文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无论是抗疫题材的各种文艺形式的创作、建党百年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还是“到人民中去”、“大戏看北京”等一系列主题文艺活动，抑或是反映新时代新生活新风貌的作品，都取得良好的艺术效果和社会效益。比如话剧《香山之夜》、京剧《李大钊》、舞剧《五星出东方》、音乐剧《在远方》，反映市委市政府的“回天”改造工程、提升人民幸福指数的相声剧《依然美丽》和话剧《喜相逢》等等，以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以创作者的真情实感和接地气的艺术表现，演绎新时代新北京新生活，展现时代发展的欣欣向荣。

　　（宋宝珍：北京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