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话》“问题性”带给今天的启示

范玉刚
山东大学特聘教授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用博大胸怀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引领伟大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一百年来，党领导文艺战线不断探索、实践，走出了一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高扬人民性的文艺发展道路，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成功探索了中国文艺发展道路，确立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发展方向，使文艺理论成为一门独立的具有严谨科学性的人文学科，并为其注入了活的灵魂。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不仅为探索中国新文艺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还以其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问题性的提炼，为确保这条道路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在今天发掘《讲话》仍激荡着我们的问题性，始终高扬文艺的人民性旗帜，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道路，在文艺精品不断涌现中勇攀艺术高峰，有效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为推动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是对《讲话》最好的纪念。

　　新时代新方位，特别是在中国越来越成为“世界的中国”的当下，牢牢掌握党的文化领导权和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需要在新的历史语境下不断汲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作为今天砥砺前行的学术资源和思想资源，以鲜明的问题意识和效果导向夯实党的文化领导权的现实基础。2022年是《讲话》发表八十周年，作为一部“活着的历史文献”，《讲话》对中国新文艺发展的深刻影响，是任何一部文艺理论著作难以望其项背的，其产生的世界性影响,也是任何一部中国文艺理论著作难以相提并论的。周扬在《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的“序言”中指出，毛泽东同志的《讲话》给革命文艺指示了新方向，这个《讲话》是中国革命文学史、思想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文献，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通俗化、具体化的一个概括，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好的课本。因此，在党的百年奋斗的大历史视野、有效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正在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深刻阐释和领会《讲话》之于新时代的价值，是文艺部门和文艺理论学界应有的责任和担当。那么，今天如何纪念《讲话》呢？我们认为应深刻理解和把握《讲话》对马克思主义文论问题性的提炼，在新时代语境下重新激活它，使之焕发出深沉的文化力量，成为新时代文艺坚持正确发展方向的思想资源。《讲话》的问题性（关于文艺为什么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发展道路与党的文艺领导权等问题）依然激荡着今天的我们，启示着我们新时代文艺发展的守正创新与使命担当。

　　洞察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讲话》是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颗明珠，它不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文献，成功探索了中国新文艺发展的“延安道路”，收获了《讲话》精神鼓舞指导下的一系列红色文艺经典，甚至深刻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发展的“一体化”组织体系与话语体系；还以其扎根时代语境中对问题性的提炼及其话语表达逻辑的政治诉求，为深刻理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建构了一种超越具体时空条件的学术范式，为新时代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提供了思想与理论的血脉根源，其中的问题性依然紧紧地攫住我们，为梳理和提炼中国新文艺发展道路提供了独特的思想资源与方法论启示。一定意义上，《讲话》上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思想，下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是正确理解和阐释中国新文艺发展道路的路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百年奋斗史中处于思想奠基的枢纽性地位，是读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新文艺发展道路的重要理论文献，其产生的世界性影响和在全球的传播也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赢得了广泛的世界声誉。可以说，《讲话》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之一。

　　首先，《讲话》问题性的提炼显现为在逻辑起点和价值落脚点上对“中国问题”的回应，即全民抗战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与文艺作用的发挥。《讲话》中谈道，“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历史地看，正是“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及其文艺功能的发挥”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问题性，其成果自然不是教条马克思主义的，而是在直面“中国问题”中形成了有中国气派和民族话语特征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成果。今天，当我们说《讲话》的问题性仍在激荡我们时，意在表明建构新时代中国文艺理论体系一定要立足文艺发展的“中国问题”，提炼具有时代特征的问题性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深入，在坚定文化自信中诉求以中国理论有效阐释中国文艺实践和大众审美经验，建构越来越成为“世界的中国”应有的既有民族话语特点与理论主张又彰显理论一般性和相互通约的中国文艺理论体系。新时代文艺仍然要回答为什么人的问题、文艺与人民结合的问题，及其对文艺人民性的高扬以及在世界舞台上高举社会主义旗帜的问题。新时代的文艺、作家和艺术家仍然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文艺的人民性揭示了文艺创作为谁创作、为谁立言这一根本性问题。不同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大多数工农兵不识字、无文化的现实境遇，迫切要求把文艺如何为群众服务诉诸于文艺的普及，新时代文艺发展要以文艺精品的有效供给和勇攀艺术高峰的努力，在追求当代文艺经典化中着眼于文艺的提高。今天，不仅世界舞台上各民族文化的博弈越来越显现为文艺精品之争，而且人民作为历史和时代的创造者，还是历史的“剧中人”和“剧作者”，追求美好生活和多样化精神满足的需求以及文化自主表达权益的人民更是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洞察《讲话》立足“中国问题”所提炼的问题性：“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可谓一针见血、切中肯綮，不仅解决了新文艺发展中缠绕许久的大众化问题，还直接亮出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人民性旗帜，其产生的影响是世界性的。日本文艺理论家藏原惟人指出，《讲话》“不仅是中国的，而应当说是一切国家的革命文学家、有出息的文学家的座右铭和工作指针”。

　　其次，《讲话》问题性的提炼还表现为在强化问题意识中体现出强烈的效果导向。严格意义上讲，延安文艺座谈会是整风运动的一部分，《讲话》是整风运动的重要文献之一，必然体现整风运动的诉求——培育和增强无产阶级意识，借以团结人民打击敌人抵御外侮。毛泽东指出整风运动的目的是从根本上解决党内指导思想的分歧问题，即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具体情况办事，还是想当然地凭主观主义或照着某些“本本”办事？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地解决，就谈不上党内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如何去同心同德地夺取胜利？整顿“三风”“就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全党干部和党员要结合学习检查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针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危害，毛泽东同志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我们要在党内发动一个启蒙运动，使我们同志的精神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蒙蔽中解放出来，号召同志们对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加以抵制。”在文艺领域，《讲话》提出文艺的根本问题是文艺与群众的结合以及文艺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其路径是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大众的结合，真正实现文艺的大众化。因此《讲话》要求作家艺术家强化无产阶级意识，这是由时代境况与当时的革命任务决定的，有其合乎逻辑的必然性。通过引导作家艺术家转变情感和立场，不仅在和人民大众结合中使自身获得无产阶级意识，还使普通大众在增强阶级认同中实现精神上的团结。郭沫若认为《讲话》“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解决了五四以来所未曾解决的问题，文学艺术开始做到真正和广大的人民群众结合，开始做到真正首先为工农兵服务，从内容到形式都起了极大的变化”。广大延安文艺工作者一扫过去那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不良风气，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延安革命工作者的带动下，革命根据地及中国的文艺运动走向一个崭新的阶段，在斗争实践中创造出一大批深受工农兵欢迎的文艺作品。如新歌剧《白毛女》《兄妹开荒》《夫妻识字》，中央党校京剧队的《逼上梁山》，延安平剧院的《三打祝家庄》，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组歌《黄河大合唱》，李季的《王贵和李香香》等。毛泽东在看了京剧《逼上梁山》的当晚还在给编剧杨绍萱和齐燕铭的信中写道：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受《讲话》思想的影响和精神鼓舞，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当时迅即掀起了文化创作热潮，涌现了一系列广受欢迎的作品。周扬说：“解放区的文艺，由于反映了工农兵群众的斗争，又采取了群众熟悉的形式，对群众和干部都产生了最大的动员作用和教育作用。”在国统区，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人的文艺创作也不同程度地受到《讲话》的影响。

　　时至今日，《讲话》仍以其对中国文艺发展的问题性提炼与阐发给予我们诸多启示，是新时代尊重文艺发展规律和建构文艺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与理论资源。问题导向（文艺大众化）和目标导向（团结工农兵打击敌人）决定了《讲话》话语表达的政治诉求，这种话语表达逻辑会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具有新的价值指向。新时代文艺人民性的彰显，指向的是在世界舞台上中华民族的“强起来”，话语表达逻辑的政治诉求与文艺的人民情怀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胡乔木在晚年曾回忆说：“《讲话》正式发表后不久，郭（指郭沫若，编者加）说‘凡事有经有权’。毛主席很欣赏这个说法，认为是得到了一个知音。”作为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文献，我们既需要传承和弘扬其“经”的方面，也要与时俱进地阐释其“权”的有效性及其界域，不能机械地将之教条化。对中国新文艺发展道路而言，《讲话》对问题性的提炼具有“经”的特点，在一脉相承中体现了党的初心和使命！至于方法论的启示，它本身就是鲜活的、时时起作用的，不断促使党的文艺路线方针政策走向文化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