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谢冕，福建福州人，1932年生，文艺评论家、诗人、作家，被称为“为中国新诗扛起了闸门的人”，1月6日是谢先生九秩华诞，文艺批评今日特推送孟繁华老师的文章，祝谢先生生日快乐，健康长寿。在《谢冕和他的文学时代》这篇文章中，孟老师无比深情地概括了谢先生的学术和思想，致敬他和同代知识分子对中国当代文学和社会文化思想的贡献。
当下由于学术制度、教育制度的制约等种种复杂原因，人文知识分子越来越学院化，自1990年代以来所思考的问题和发表的言论多是寻章摘句、重复原典的所谓“学术”，能够进入公共论域的话题或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为社会提供思想的著述几乎是凤毛麟角。与此不同，亦有感于此，孟老师从谢先生与五四时代及1980年代的密切关系出发，从思想来源、情感方式、人生态度、批评实践等方面入手，为我们描绘了沉重和坚韧、严谨和慎重的谢冕和他文学时代的图景。五四精神传统，即科学与民主的传统，给谢冕以思想和情怀的哺育，并逐渐演化为他的精神信念。在这一信念的召示下，谢冕不仅仅成为五四精神的传承人，成为1980年代以降影响广泛、成就卓著的文学批评家、思想家和文学教育家，而且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
本文原刊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6期。感谢“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公众号授权文艺批评转载！
孟繁华
沙叶新先生《幸遇先生蔡》的发表，在这个时代似乎成为一个隐喻，五四精神、蔡元培精神，在今天与知识分子还有多少关系是一件可以讨论的事情。五四的先贤们只能存留在舞台的想象中。事实的确如此，五四运动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过去，它只可想象而难再经验。这个判断与我们正在亲历的思想文化环境有关，这是一个与五四大异其趣的时代，无论是精神空间、胸怀气象还是话题对象、价值观念。五四精神在今天正在消失。
今天的思想文化环境，与五四渐远，却与晚明相近。晚明处在大变动时代，虽然出现了一些大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李贽等，但普遍的士风却是逃禅归隐、弃儒从商、纵欲享乐之风盛行。这与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文化环境多有相似之处。特别是学院知识分子，在当下学术制度、教育制度的制约下几乎无所作为。因此，五四时代形成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正在蜕化为人文知识专家。
众所周知，知识分子参与公共事务是这个阶层首要的功能和义务，但是考察本学科知识分子自1990年代以来，所思考的问题和发表的言论，更多的是寻章摘句、重复原典的所谓“学术”，能够进入公共论域的话题或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为社会提供思想的著述，几乎凤毛麟角。这时我想起了谢冕先生。他是我的老师，我可以经常见到他，但每当我想起他的时候，竟感觉遥远无比。这个距离是我们与他的文学信念的距离，是与他强大而自信的内心的距离，当然也是与他对文化传统、文化变迁判断的距离。我们对当代人的肯定往往吝啬：一是感觉我们自己更重要，一是因对别人所知未深而自然流露的肤浅轻慢。这是这个时代学界的病症之一。
《谢冕编年文集（全12卷）》，谢冕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6月
就20世纪的中国文学而言，五四和1980年代，是最有成就的时代已是不争的共识。然而，对这两个不同时期的种种议论大概也最多。当然，我们还可以从另一角度考虑这一议论和挑剔：一是它值得议论，对它们的反复提及人们怀有兴趣；二是人们总愿意以理想的方式设定于未来，寄希望于它更完美的形态。然而，这毕竟只是一种情感愿望，历史的发展和逻辑的发展难以诉诸于设定的形式。当我们以理性的方式面对这两段历史时，我们竟充满了难以言说的敬意和怀恋之情。这是两段相似又不尽相同的历史，它深置于我们的记忆而使我们只能超越而难以走出，它是我们的精神故乡，精神遗产，它们以特有的魅力向我们发出呼唤而我们则愿意追随。这一古旧的情怀不合时尚，于我们说来则不可换取，其原因也许在于，在五四运动90周年到来的时候，那一切只能追忆而难以重临。
谢冕与这两个不同时期密切相关。五四的精神传统给他以思想和情怀的哺育，这一传统就是科学与民主的传统，它逐渐演化为谢冕的精神信念。在这一信念的召示下，他不仅仅成为五四精神的传人，成为1980年代以降影响广泛、成就卓著的文学批评家、思想家和文学教育家，而且使他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这一切，在他1980年代以降的文学批评和教学活动中，以最具说服力的形式得以表达。因此，五四精神是谢冕主要的思想来源；这一来源支配着谢冕的情感方式，使他不能成为纯粹书斋式的、内心平静的学者，他不能生存于超然的空间而独善其身，现实的一切与他有关，因此他只能选择介入的方式，入世的情怀，以文学批评的形式展开他宿命般的人生，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生命过程中显示着他特立独行的人格成就和精神风采；但这并不意味着谢冕的批评方式和目标追求是超验设定的，恰恰相反，现代理性和科学精神深置于他的思想深处，在他的批评实践中，他求证和发现的文学思想和概念，因其科学意义和纯正的学院品格而广为流行。上述三个方面，应该说是我们研究谢冕并走进他精神空间不可忽略的视角。
《流向远方的水》，谢冕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谢冕迄今为止的绝大部分时间生活于北大，这所中外闻名的学府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和精神堡垒，近一个世纪来，五四精神和传统几近成了这所学府的象征而被世人所瞩目。谢冕求学并工作在这里，他深被五四精神所感染，并决定了他以后许多年的精神信念。这一点不仅在他自传性的长篇散文《流向远方的水》[1]中有明确的陈白，而且始终如一地贯穿于他的批评实践中。“他经常神往于五四时代，神往于那个勇敢、活跃、不妥协地除旧布新的时代，那个‘一切都将要发生，一切都正在发生’的时代。”[2]黄子平的这一认知相当准确。我们在谢冕的许多著作和文章中都常常读到他对那一时代充满激情神往的文字：“五四运动所体现的时代品质是重新开始幻想和争取。它以决绝的态度批判旧文化、旧道德和旧文学，目的就在于它有一种肯定和憧憬的对象。”[3]这一对象就是“民主、自由、科学、人权的一套新的思想”[4]。谢冕将这一套新的思想作为精神信念信守，与他从事文学批评的历史处境密切相关。1980年代初期的中国，刚刚走出20世纪最黑暗的“文革”10年，然而，这10年作为1980年代最为切近的历史背景，它的历史形态仍然以惯性的方式几乎无处不在地弥漫四方，那不仅仅是一个“启蒙”话语的时代，同时也是专制话语余威未尽的时代。于是，一方面是“历史必然要求”的解放的企盼，一方面则是对这一要求的深切惊恐。20世纪初期的历史情境在历经半个多世纪之后，几乎又以相似的形态重演。这一切，首先最敏感地反映在文学艺术上。李泽厚后来对这一时期的时代精神或气氛作过如下描述：
一切都令人想起五四时代。人的启蒙，人的觉联，人道主义，人性复归……都围绕着感性血肉的个体从作为理性异化的神的践踏蹂躏下要求解放出来的主题旋转。“人啊，人”的呐喊遍及了各个领城各个方面。这是什么意思呢?相当朦胧；但有一点又异常清楚明白：一个造神造英雄来统治自己的时代过去了，回到了五四期的感伤、憧憬、迷茫、叹息和欢乐。但这已是经历了60年惨痛之后的复归。历史尽管绕圆圈，但也不完全重复。几代人应该没有白活，几代人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使它比五四要深刻、沉重、绚丽、丰满。[5]
这样一个与五四酷似的时期，加之这代人特有的情怀、知识背景和对中国属于这代人的认识，他们选择五四作为自己的思想资源就是一种必然。因此，谢冕1980年代初期乃至直到今天的文学批评，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框架中展开的。1980年5月7日，谢冕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他的曾引起广泛争论的文章：《在新的崛起面前》。这篇文章所传达的思想观念在今天看来已远远构不成“异端”，然而在当时它却有如石破天惊，它使一些人震怒并且恐惧，作为文坛“公案”，对它的“诉讼”长达数年之久。这篇不足3000字的短文，他同样首先谈到了五四：“当前这一状况，使我们想到五四时期的新诗运动。当年，它的先驱者们清醒地认识到旧体诗词僵化的形式已不适应新生活的发展，他们发愤而起，终于打倒了旧诗。他们的革命精神足为我们楷模。”[6]面对又一场诗歌革新运动他指出：“对于这些‘古怪’的诗，有些评论者则沉不住气，便要急着出来加以‘引导’。有的则惶惶不安，以为诗歌出了乱子了。这些人也许是好心的。但我却主张听听、看看、想想，不要急于‘采取行动’。我们有太多的粗暴干涉的教训（而每次的粗暴干涉都有堂而皇之的口实），我们又有太多的把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创作方法的诗歌视为异端、判为毒草而把他们斩尽杀绝的教训。而那样做的结果，则是中国诗歌自五四以来没有再现过五四那种自由的、充满创造精神的繁荣。”[7]谢冕对上述观点的表达是柔和而平静的，即便在当时看来，他也不是有些人认为的所谓“激进”。当然，这一从容的表达并不是顾及某种压力或是策略上的考虑。事实上，从那时起他所选择的陈述对象，无论是诗潮还是具体的诗人诗作，他都将五四精神作为一个明确的参照，从而去维护、鼓励那些具有革新精神和创造精神的诗人们去大胆地探索。他最先评论、支持的一批青年诗人，先后构成了1980年代“新诗潮”的主力阵容：北岛、舒婷、杨炼、顾城、江河、骆耕野、徐敬亚、王小妮、傅天琳、梁小斌、陈所巨、王家新等等。这已成为史实的现象说明谢冕不仅仅具有民主、宽容、自由的五四精神传统，同时亦说明他所具有的超越于普通批评家的审美洞察力。上述诗人的作品不止于因当时表达了不合世风的思想观念而卓然不群，同时重要的是，他们在诗歌的表达形式、语言、审美取向等方面的重大超越。而谢冕正是以他作为杰出批评家独具的敏锐眼光作出了自信而正确的判断。这一情景自然让人联想到五四时期周作人对李金发的支持，鲁迅对萧军、萧红、殷夫、高长虹等青年作家诗人的鼓励与提携等等，他同样肩着闸门。不同的是，虽然“那时的旧势力太强大也太猖獗”[8]，但他们毕竟没有像谢冕那样除了文化之外还要承受霸权话语的双重压力。因此，谢冕和他有共同信念的人一起，是以不妥协的坚持战取了1980年代中国文学关键的一役。从那时起，当代中国文学才有了多种选择的可能。时代多变，但无论任何时候，只要想起那一时期代表当代中国文学健康力量的决绝和坚韧，依然给人以一言难尽的万端感慨。
《在新的崛起面前》，谢冕 著 《光明日报》，1980年5月
谢冕深被五四精神所吸引，这决定了他的“情感方式”和人生态度。在古代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处于“进与退”“出与入”“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矛盾和选择中；到了现代，是做“问题中人还是学术中人”，是重思想还是重学术，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还是知其不可为而不为，依然痛苦地困扰着他们。但就中国具体的历史处境而言，那些具有忧患意识和使命意识的知识分子大都选择了前者，百年来的内忧外患，使这样的知识分子难以安于书斋，中国的历史境遇培育了中国式知识分子的特有的思想情感方式。他们虽然历经了五四以来新思想、新文化的洗礼，对传统的“入世”思想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但就其本质而言，诚如余英时先生指出的那样：近百余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特传统不但没有失去它旧日的光彩，而且还焕发了新的光辉。中国近代史上一连串的“明道救世”的大运动都是以知识分子为领导主体的。无论是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革命，其领导人物主要都是来自知识阶级。西方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冲击使中国知识分子获得了重大的思想解放这是一件无可否认的事实。“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不再把传统的名教纲常看作天经地义了。但是这种影响仅限于思想信仰的内容方面，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并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9]这一性格隐含着无可抗拒的文化基因，它不是一种姿态或对革命有着先天的狂热，它首先是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他们发自内心的情感需要。谢冕常常表达他这样的看法：“我们有幸站在两个重大时代的交点之上。历史给我们以机会和可能进行范围广泛的全民的反思。这种历史性的反思，以深刻的批判意识开启民族的灵智。作为这一时代的知识分子，我当然无法(当然也不谋求)逃遁这一历史的使命。”“中国诗歌传统的强大和丰富，曾经痛苦地折磨着、并考验了我们的前辈——五四新诗革命的前驱者们。如今，轮到我们承担他们所经历的一切。”[10]这多少有些悲怆的意味仿佛成了一种无可回避的被选择的宿命。这种介入或“入世”的精神使谢冕与现实的关系充斥着一种紧张感。他的研究或批评对象基本是在诗歌领域，但是，他的每本著作或每篇文章，几乎都密切地联系着百年中国，尤其是当代中国的现实，联系着每一时期重大的理论命题，也正因为如此，谢冕的影响才远远超出了诗的领界，才会在文学界、文化思想界乃至全社会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百年中国的历史境遇和文化的命运始终是谢冕从事文学研究的宏阔背景，他不是为文学而文学、为研究而研究的所谓“学术中人”，他的文学功用观前后虽然有过不小的变化，但他始终没有动摇的则是文学力求“有用”的看法。作为他那一代人，他也难免受到时代观念的影响，他曾经认为：“把诗歌当成一种‘甜蜜的事业’，实在是一种误会。常常被人们喻诗歌为炸弹和旗帜，是就其主要的战斗性能而言的。这种性能当然不是唯一的，当然会有也应当允许有让人娱乐、让人休息、让人轻松的诗。但这些，从来也不构成诗歌的主流。要是把讨人喜欢当作诗歌刻意追求的目的，要是立志只做甜蜜的诗人而回避诗人的愤怒，我们只能为诗歌的失责而遗憾。”[11]这一看法就其针对长久流行的“颂歌”传统而言是切中要害的，鼓励诗人的社会批判职能同样能够理解，但他后来对文学功用观的表达则更为平实并切近文学有所作为的可能性：“文学对社会的贡献是缓进的、久远的，它的影响是潜默的浸润。它通过愉悦的感化最后作用于世道人心。它对于社会是营养品，润滑剂，而很难是药到病除的全灵膏丹。”[12]谢冕对文学功用观认识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它启示我们对文学的可能性及有限性持有清醒的认知，而免于陷入对文学功用的自我夸大或沉迷于自造的神话。他对诸如“文学救国”的幻觉持有清醒的理性认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文学作用于社会持虚无态度，他同时被感动的还有“一百年来文学为社会进步而前赴后继的情景”。
《1898：百年忧患》，谢冕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3月
谢冕的介入意识、忧患情怀和文化批判取向，虽然密切地联系着70多年前的那场伟大的创世纪的运动，他向往、憧憬但并不膜拜，他倒是经常提醒自己和世人对五四的激进和偏执有所警觉：“70年前的缺憾是创造的激情把旧物当成了否定物，因而展现出对待传统的无分析性和片面性。”[13]“我们希望站在分析的立场上，我们愿意认同于近代结束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呐喊、抗争以及积极的文化批判。因为它顺应了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它的功效在于排除通往这一目标的障碍。但我们理所当然地注意到保存和发扬那些优良传统的必要，而避免采取无分析的一概踩倒的激烈。”[14]这一立场出于不偏不倚的策略性考虑，事实上他对于传统有分析的对待时常有不经意的流露，但他的“传统”不是那个一成不变的古老神话，不是随意可以装进叙事“口袋”的材料。在他看来，“我们生活在传统中，我们也创造着传统。传统之于我们，并不意味着一潭死水，更不意味着是失去意义的河床。传统是长河，源流绵远，从远古流淌至今。它处于不断凝聚而又不断更新的状态。它并非凝固不变，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经过历代先民的智慧创造，积淀而为丰富的文化诗歌传统，尽管它的构成之中有相当稳定的基因，但又是不断发展不断丰富着的”[15]。谢冕的这一“传统观”不仅使他拥有了面对“权威”从容自若的心态，自信地既生活于传统之中也以自己的方式丰富创造着传统，同时也使他拥有了对于自己也是传统过程的历史感。他常常坦然地诉说自己那类似“中间物”般的真诚心境。1980年代中期，他已是受到青年热爱尊敬的著名批评家，但他仍不断地检视自己：“像我这样的人，可以理解我的师辈，也可以理解我的同辈，我理解他们痛苦的追求、追求的痛苦。但对于我的晚一辈，我的学生就不能够很充分地理解。”[16]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上，他同样认为：“单一的评论面临多样的创作的挑战，这个挑战是很严峻的。作为一个文学评论工作者，我感到了一种力不从心的困窘。我所熟悉的那套评论模式，有的已不够用，有的是不适用了，需要用新的姿态、新的面貌去学习许多新的课题，迎接这场有意义的挑战。”谢冕的人格成就和精神风采也许正是因为不仅仅体现于他那特立独行的文学批评实践中，而且同时也体现于他那敢于正视自己，检视自己，以同样真诚的心态进行自我批判并坦然处之的健康心态中才为我们格外地尊重。这种自我更新的内在紧张，是谢冕保有批评活力、长期处于批评领域前沿的一个不能忽视的秘密。
《地火依然运行》，谢冕 著 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
多年来，我曾就学于他，对他的情趣和爱好我们是有可能了解的。在我看来，无论是生活还是审美，他都有一种明显的“唯美”倾向，他喜欢诗，喜欢美文，喜欢哪怕是文学批评的文字也能给人带来“愉悦”。这一切，只要读他的诗意般的批评文字便会明确感知，这自然也确立了他独树一帜的文学批评风格。但是，让我们同样感受深刻的还有他作为学者严谨的科学精神。如果说“问题中人”与“学术中人”、“重思想”与“重学术”这种知识分子类型划分成立的话，一般说来谢冕属于前者。如前所述，他的情怀、使命意识和他身处的历史境况，都使他只能选择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沉重，只能选择索性在荆丛中走一走的悲怆，他选择了启蒙话语和特殊时期作为相对真理的人道主义思想作为武器。但是，就谢冕的文学批评活动而言，又使我们认识到，上述“类型”的划分又并非是截然对立的，它们只有相互渗透、互为前提才能成立。就人文学科而言，“问题”与“思想”如果失去科学依据和学术品格，也只能流于肤浅或虚假；而“学术”如果不具思想或发现“问题”，也会流于雕虫小技或繁琐考据。因此二者的关系不可能也没必要截然对立。1980年代以降，谢冕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批评家和思想家已成为事实，他前瞻性的思想锋芒和他的科学精神同样是我们不能忽略的事实。那是一个必须潜心认真对待的时代，一切似乎都须从头说起，关于传统，关于革新与保守，关于开放与关闭，关于成熟与陌生以及许多与艺术相关或并无直接关联的话题，都需持之有据，立论坚实，他们那代人的沉重和坚韧大概是绝无仅有的。因此，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考虑，谢冕都不能允许自己失之于严谨和慎重，而这些又必须通过他科学的表述才能得以实现。他那些宏观性的命题常常让人感到高屋建瓴气势宏阔，但却不能离开他对具体的文学现象和作品的熟知。他对自己的研究工作曾有过如下陈述：对新出现的诗歌现象，“在反思的基础上，我看到了新的崛起；继而，我想宏观地了解一下中国诗歌从‘五四’以来的发展过程；到了去年，我开始在研究生和进修生中就艺术流派和艺术群落问题进行一些具体考察。这也是我的薄弱环节。这项工作进行了以后，我觉得还不够，因为不断有我们不熟悉、不理解的新的诗歌出现。于是今年，我们进行更加微观的研究，十几个人在一起，一首一首地剖析。一首诗，在我们面前展开了一个陌生的世界”[17]。这种具体的研究，使谢冕首先掌握了第一手感性材料，它们成了谢冕立论的基础和最初的依据，也正因如此，才使他的论著有难以抗拒的魅力和说服力。
谢冕文学批评的科学精神还同时体现于他对学术规范的重视。1980年代以来，自由的空气使一些研究有“不拘小节”的放纵陋习，人们随意地使用概念，没有界定，内涵或所指不明的词语几近泛滥，许多时候，我们不得不沿用一些“约定俗成”的概念去从事研究，这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研究的可靠程度和学术品质。在这一方面谢冕有自觉的抵制和刻意的追求。他率先废除了“朦胧诗”这一含混不清和感性化的概念（将“朦胧诗”称为概念都十分勉强），而使用了“新诗潮”这一经过论证的、准确的并有极大涵盖性的概念。他认为，“新诗潮”的含义，“就是新时期诗歌变革的潮流。变革是对不变革的固化状态的诗歌现象而言，因此新诗潮是特定时代的产物”[18]。同时他还首先提出了“现代倾向”这一概念，在论证这一概念时他指出：“我们还谈不上准确、严格的现代派和现代主义。我们同西方，背景不同，时代也不同，我们是从封闭的文化性格向着现代倾向的一种推进，或说逼进。”“在这样的含义下，无论诗人是什么年龄，什么风格，属于哪个艺术流派，只要具备了这种逼近和推进的性格，他就自然地加入了新诗潮。”[19]这种开放的视野和超越了进化论的胸襟，这种基于具体研究而获得的结论，自然会令人乐于接受并不胫而走。
《新世纪的太阳》，谢冕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
多年来，谢冕所展示的阔展胸怀和非功利性的目标追求，使他具有一种纯正的学院品格。他身置“永远的校园”，持有明丽真诚的理想主义情怀和鲜明的文化批判立场，他以往的研究，也曾“自愿地（某些时期也曾被迫地）放弃自身而为文学之外的全体奔突呼号”[20]，也曾为文学的自由而不得不着眼于它的外围。因此，谢冕的许多著作都是论文的结集，切近和现实的问题使他不能安于书斋去构建个人的学术体系，他宁愿暂时放弃个人的兴趣而去关怀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并及时地作出回应，这常常让我们想起鲁迅的文学生涯。1990年代以来，谢冕企望并为之争取的自由的文学环境或许已经实现，他开始逐步整理并出版他系统的20世纪中国诗歌史的著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对社会现实弃之不顾。恰恰相反，对社会现实关注已久的情感方式，使他仍不时地以不合时宜的不认同姿态作出反应。最初，谢冕的理想情怀是诉诸于全社会的，那是因为，百年来，“人们在现实中看不到希望时，宁肯相信文学制造的幻象”[21]，他也愿意以文学家的使命意识和忧患情怀作用于社会的改造，然而，“事实却未必如此”[22]，1990年代以来，谢冕的理想情怀更多地限定于文学的范畴，他对文学现状的考察与批判，比如对《废都》《英儿》《我的菩提树》《露莎的路》《北京人在纽约》《霸王别姬》乃至《廊桥遗梦》的分析评价中，都有明确无疑的表达。他看到了文学的可能性和有限性，亦深知作为一个学者在什么样的范畴内才有所作为。但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宿命也许就在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仍心系社会现实，仍寄希望于文学能作用于社会：“文学若不能寄托一些前进的理想给社会人心以引导，文学最终剩下的只能是消遣和涂抹。即真的意味着沉沦。文学救亡的梦幻破灭之后，我们坚持的最后信念是文学必须和力求有用。”[23]“对于那些洞彻中国社会根底的人，会对那些旨在启蒙式试图救赎的文学动机感到可笑。但是，关于重建社会良知或张扬理想精神的呼吁显然不应受到奚落……拥有自由的文学家可以尽情地去写你们想写的一切，但是，我们却有理由期望那些有志者为中国文学保留一角明净的精神空间。”[24]这种理想情怀、精神信念和社会使命意识的坚持，在1990年代以来的文化失败情绪中显得格外醒目，而我们对其则持有如下评价：一个民族或者社会无论发展到怎样的地步，知识分子都无需也不能放弃他的良知、理性和精神传统。社会转型带来的进步已为全社会共享，而它的负面也有人在无声承担，知识分子不能无视这一存在并容忍它的无限漫延，他须以前瞻性的批判加以阻止并告知世人，而不是熟视无睹，以讨人喜欢的面孔加以迎合或认同。这一切的最终目标，无非是以理想的方式诉诸于它的未来，使社会更多地告别丑恶和更多地接近文明。谢冕所坚持的一切显然与上述目标相关。谢冕和他的文学时代并不遥远，但今天想来竟恍如隔世。我们都在从善如流。
注释
[1]谢冕：《流向远方的水》，《作家》1988年第10期。
[2]黄子平：《通往“不成熟”的道路——〈谢冕文学评论选〉序》，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3] [4] [8] [13] [14] [20] [21] [22] [23]谢冕：《新世纪的太阳》，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57、3、3、3、2、57、57、57、57页。
[5]李泽厚：《二十世纪中国文艺一瞥》，《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255页。
[6] [7] 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光明日报》1980年5月7日。
[9]余英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创世纪》，《内在超越之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36页。
[10]谢冕：《谢冕文学评论选·后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1]谢冕：《诗论》，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0页。
[12]谢冕：《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索》，《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丛书》（总序），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15]谢冕：《传统之与我们》，《谢冕文学评论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1页。
[16] [17] [18] [19]谢冕：《中国新时期诗歌变革的潮流》，《地火依然运行•代序》，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
[24]谢冕：《90年代：回归本位或继续漂流？》，《湖南文学》1995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