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面貌日新月异，科技进步一日千里。“文艺只有植根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才能发展繁荣；只有顺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才能充满活力”，那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是怎样反映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的，取得了哪些重要成就，积累了何种艺术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中国电影如何把握机遇、献礼时代？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教授胡智锋
光明网：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电影走过了怎样的发展道路，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胡智锋：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电影与时代同行、为人民抒怀，见证了中国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大致可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首先是1978—1988年，中国电影以开放多元为特征，呈现出繁荣兴盛的景观和气象。当时，电影界有个说法叫“五世同堂”或者“五代同堂”。第一、二代的吴永刚、桑弧，第三代的谢晋、凌子枫，第四代的谢飞、黄健中，第五代的张艺谋、陈凯歌等五代导演，都处于创作状态，氛围空前活跃。
这种开放多元，也表现在对多种类型的探索。一方面，《武训传》《早春二月》等一些老电影获得了解放。另一方面，引进了一大批欧美电影、拉美电影，让中国老百姓看到了域外的生活。在电影美学领域，既有对中国传统的继承，也有对西方理论的学习。除此，八十年代的中国电影，可谓文化热的一个精彩缩影。当时，从美术到音乐，从戏剧到电影，都在回望、寻根，在全球化视野中反思中国文化的深层问题。《泪痕》《高山下的花环》《芙蓉镇》等一大批深入反映现实的电影作品，值得关注。
其次是1988—1998年，中国电影处于徘徊和探索阶段。经济建设如火如荼，这体现在中国电影上，就出现了一些阵痛。传统电影生产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市场化的影视制作机构刚刚起步，不够成熟和强大。中国电影业，在一段时间内，处于低迷状态。为了寻求市场，娱乐片应运而生，但因被质疑可能会泯灭崇高，而遭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那么，市场化究竟应该怎样探索？中国电影在试着调整节奏和步伐，来适应新的环境的需要。整个九十年代，中国电影还要完成一些重要的政治宣传任务和公共服务职能，遇到了一些问题和瓶颈。
在迎难而上的过程中，也取得了一些重要收获。例如，培育和开启了第一个电影频道，使得电影传播渠道从传统的影院转向电视。同时，一些新的电影类型悄然出现。例如，贺岁片的崛起，为处于低迷状态的中国电影注入了一支强心剂。它们在传达百姓心声、带给观众笑声的同时，也在用喜剧的方式深刻地反思现实。
然后是1998—2008年，中国电影进入培育新理念的阶段。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对电影来说，是参与全球竞争的第一步。此前，中国电影处于相对封闭的市场和环境，考虑更多的是怎么在国内规划自己。之后，则一方面要保护国产电影市场，做好国产电影的规模和体量；另一方面，必须要接纳来自世界电影主要是好莱坞电影的冲击。这种开放，为中国电影带来了全新体验，也带来了阵痛。从最初的紧张、茫然，到慢慢找着感觉、找准道路，中国电影释放出了前所未有的能量。
期间，中国电影经历了产业格局的调整、类型探索的调整，也经历了电影工业体系的建构，开启了立法的探索。这是一种全方位的调整和适应。在电影审查、立项、生产和传播，特别是对外传播方面，中国电影初步形成了自身的工业体系和产业体系。
最后是2008年—2018年，中国电影全面崛起并走向繁荣，努力成为一种与国家软实力相匹配的重要文化载体。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无论是工业化的探索还是市场化的探索，无论是立法还是行政管理，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中国电影取得了全方位的进步。特别是最近四五年，中国电影快速成长，有目共睹。在电影产业方面，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的地位更加稳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对此，许多人都深有体会。
《芙蓉镇》由谢晋执导，刘晓庆、姜文主演，反映了建国以来多次政治运动中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对历史进行了严肃回顾和深刻反思，于1986年上映。
光明网：改革开放四十年，影响中国电影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胡智锋：中国电影的发展，受到了许多因素的影响。首先，是政治因素。在进行政治动员、政治教育和政治宣传方面，电影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无论是谢晋的家国情怀还是冯小刚对于生活与世界的洞察，不管是张艺谋唯美的艺术追求还是陈凯歌的哲理性思考，其实都不例外。那么，中国电影如何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起到提振国民精神的作用？例如，改革开放初期，需要解放思想、面向未来。一批饱含家国情怀的电影作品，在呈现和反思当中，满足了开启新未来的政治需求。在这一过程中，电影自身也获得了发展动力。
其次，是经济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之所以发展得这么快、这么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融入了经济发展的大潮流当中，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由电影引申和延伸出的若干上下游产业链，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随着经济发展，人们在丰衣足食之外，有了更多的精神文化需求。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产品，正好可以填充这种精神空间。
再次，是文化因素。文化发展的迫切需求，也给中国电影提供了机会。电影既可以创新艺术创作手段、表达方式，又能起到制造社会话题、宣泄社会情绪的作用，还提供了一种休闲娱乐的生活方式。在良好的文化氛围中，中国电影获得了密切关注、充分发展。
最后，是社会因素。社会，是指在特定环境下共同生活的人群。社会需要电影，电影是凝聚社会的一个重要动力。通过看电影、聊电影，唤起一些共同记忆，人们可以释放情感、交流思想、寻求理解、切磋学问、探讨人生。
诸如此类的因素，不断推动着中国电影向前发展。反过来，电影的繁荣也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
《我的父亲母亲》由张艺谋执导，章子怡、郑昊、孙红雷主演，根据鲍十小说《纪念》改编，以自传性质讲述了父母当年的动人爱情，于1999年10月上映。
光明网：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电影有着怎样的内容格局和产业格局？
胡智锋：说起电影，大家首先想起和记住的，当然还是内容本身。从内容格局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主要形成了三大类型：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
一是主旋律电影。因为具有中国特色、代表主流价值，故不可或缺。例如，对重大历史事件、时代风云的记录和纪念，包括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长征、三大战役、新中国成立等。通过讲述具体事件，来展示伟人气魄和领袖风范。除此，还有一些小处着眼、以小见大，描摹生活景观、反映社会进步、讴歌英雄情怀、弘扬时代精神的现实题材佳作，均可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例如，我们之所以对谢晋的电影有那么高的评价，就是因为很好地记录了现实生活，并对历史进行了深刻反思。
二是商业电影。一点点寻找商业元素、市场热点和观众认同，中国电影形成了独特的魅力。八十年代后期，中国商业电影开始探索发展；九十年代中后期，慢慢走向成功。例如，贺岁片作为讽刺喜剧系列的一种类型片，可谓商业电影中比较成功的一种。除此，《少林寺》《卧虎藏龙》《英雄》等一些武侠片、功夫片，也是商业电影的重要类型。还有一种，是在学习欧美电影的基础上，来探索中国式表达的商业电影，以家庭伦理片为代表，往往以悲情为主打、以催泪为特点，包括《泪痕》《唐山大地震》等。
三是艺术电影。艺术电影，也称文艺片，往往以独特的眼光、构思和手法，来表达对人生、世界的思考和体悟，带有创作主体的鲜明烙印，酝酿着创新的元素、丰富的情感。例如，第四代导演谢飞的《我们的田野》《本命年》，第五代导演张艺谋、陈凯歌的《秋菊打官司》《我的父亲母亲》《霸王别姬》等。如果没有文艺片，中国电影在挖掘和表达人性的深度方面，肯定是不够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文艺片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去年8月上映的《二十二》票房过亿，说明文艺片有复苏的趋势。
产业格局方面，中国电影也可圈可点。2012年—2018年，银幕数量从不足一万块涨到五万块左右，电影产量从每年两三百部增长到近千部，票房从百亿上升到近六百亿，不断创造着历史之最。影视制作机构，从十年前的几百家，发展到如今的三千家左右。从业人员，从九十年代中后期的十万人左右，发展到如今的百万大军。中国电影产业规模，不断扩大。
再看投资。过去可能只有单一的国家投资，或者靠自由票房。这些年，我们看到了房地产、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参与。在这个格局当中，中国电影产业的上下游产业链也在延伸。期间，我们看到了一个重要景观：中国电影与城镇化建设，或者说现代化的推进密切相关，获得了历史性的机遇。房地产、零售业、金融业等的发展，通常伴随着影城的建设。电影产业的壮大，有赖于经济发展的推动，又反过来推动了经济发展。
《马背上的法庭》由刘杰执导，李保田、杨亚宁、吕聿来主演，讲述了云南山区基层法官老冯骑着马驮着国徽，翻山越岭为山民们断案的故事，于2006年9月上映。
光明网：在当代中国的文化格局当中，电影文化处于怎样的地位，发挥了哪些作用？
胡智锋：电影不仅是一个产业，内容本身也会形成一种文化。电影文化，是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电影文化在我看来，至少涉及三个体系：一是艺术文化，二是大众媒介文化，三是休闲娱乐文化。
从艺术文化体系来看，电影以影像的方式呈现现实、呈现历史，留存人们的记忆，唤起人们的想象。从2D到3D，从黑白到彩色，从小屏幕到大荧幕，电影这种高科技、技术性的探索，直接拉动了艺术创新。音乐、舞蹈、戏剧、绘画、雕塑、建筑等许多艺术门类，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电影的影响。例如，用影像化的方式去陪衬，舞蹈极大地拓展和丰富了表现力；很多戏剧，得益于影像化叙事的渗透，从而更具动感和空间联想力；《清明上河图》等一些传统绘画，受到电影的启发，在今天得以影像化、活起来。
从大众媒介文化来看，电影扮演着调动社会情绪、抚慰社会心灵的角色，是制造公共话题的一个重要源头。例如去年上映的《芳华》，导演冯小刚用满腔的热情，把过去那段既充满温馨又充满伤痕的芳华岁月，用电影语言表达出来，勾起了许多人的青春记忆。芳华，成了一个时尚的名词。不知不觉中，大家都开始怀旧。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最后，是休闲娱乐文化方面。无论是在影院看还是在家里、车里看，电影作为一种伴随性的娱乐行为，让人得以释放郁闷或压抑的情绪，享受一段轻松的时光，为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为何功夫片、喜剧片那么受欢迎，就是因为它们让人忘忧、让人开心。
以上这些，都是电影文化带着人们的宝贵财富。总体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电影，在推动艺术创新、引领社会风尚、满足文化需求方面，是合格的。
《战狼Ⅱ》由吴京、弗兰克·格里罗、吴刚等主演，讲述了因故被开除军籍的中国特种兵冷锋，在非洲国家一场叛乱中，不忘军人职责展开救援的故事，于2017年7月上映。
光明网：您怎么看待中国电影的构成，如何保证电影版图的平衡与和谐？
胡智锋：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电影有三个系统：一是对内系统，二是对外系统，三是引进系统。改革开放以来，三个系统此起彼伏、相辅相成，创造了精彩的文化景观。相对而言，八十年代是三个系统比较平衡的阶段，近年来对外系统和引进系统的问题更多些。
例如对外系统。中国电影怎样走出去，更好地发挥“电影外交”的作用？随着经济发展、国力强盛，中国电影还缺乏跟进性的行动，在输出电影方面鲜有标杆作品。很多电影，不大适合走出去或者说代表中国的形象，总觉得不够全面、不够完美。除了内容上要精益求精，我们还应当有针对性地研究世界各国的文化需求，了解对方处于什么历史阶段，受众更渴望了解中国的哪些方面，在进行中外电影交流时做到投其所好、恰到好处。
再如引进系统。这些年，中国电影在引进系统方面，有了比较大的变化和进步，但也客观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对于国内观众来说，好莱坞电影比较常见，印度电影、俄罗斯电影、伊朗电影、墨西哥电影等则相对较少。在本土体系发达的前提下，中国电影在引进方面应当追求高质量、多元化，让更多优质进口影片在国内释放能量，更好地满足观众的需求。这样，中国电影文化版图才能更完整、更平衡、更和谐。
未来，中国电影文化版图要想获得科学合理的配置，须有更加开阔的视野，在引进和输出方面多下功夫，努力形成本土电影、输出电影和引进电影“三驾马车”同步进行、协调发展的格局。
纪录片《厉害了，我的国》由卫铁执导，展示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发展和成就，以及中国人民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进行的伟大奋斗，于2018年3月上映。
光明网：在对外系统方面，中国电影未来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胡智锋：电影，其实是在用影像、故事、角色，以及特定的情感类型去吸引观众。影像，可以记录一个时代的真实景观，唤起集体的记忆。通过电影，我们可以看到祖国的大好河山、风土人情，可以与古人对话，传承中华文脉。电影讲述的，有动人心弦的故事，也有发人深省的故事；有让人流泪的故事，也有让人捧腹的故事；有战争故事、反腐故事，也有家长里短、悲欢离合。电影的角色，往往取材于现实，或让人崇拜，或让人感动，或让人唏嘘。这样的人物群像，成为一个时代鲜活的文化载体，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情感记忆、思想记忆。
今天，我们要回望历史、呼应时代，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就是电影。怎样向世界展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怎样让世界认识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目前来看，中国电影在讲述中国故事时，存在几个障碍：看不懂、讲不透、缺渠道和不到位。看不懂主要是语言问题，很多电影译制粗糙，传播效果不够理想。讲不透源于文化差异，有时即使翻译得很准确、很清楚，但由于文化背景不同，观众可能理解不透。缺渠道，表现为落地影院、电视频道太少，进不了对象国的主流院线和主流频道。不到位，则是由于宣传不够，造成观众人数较少，或者即使很多人看了，但影片未能真正入脑入心。
有鉴于此，中国电影未来要想讲好中国故事，须注意以下三个要点：
第一，兼顾本土化和全球化。讲好中国故事，不仅要让中国人喜欢看，也要让外国人看得懂。例如，国产电影受制于自身的文化传统，对一些价值观比较推崇，但外国人可能无法理解。再如，血腥场面在战争片中比较常见，但在一些国家是不文明的。这就启发我们，既要考虑本土观众的口味和需求，也要考虑其他受众群体的文化环境和审美习惯。
第二，正确认识传统和现代的关系。长期以来，中国电影面临一个难题：讲历史故事，许多年轻人不爱看；讲现代故事，中老年观众不爱看。怎样将传统与现代恰当对接，让不同阅历和代际的人都能理解和接受？这意味着，既要讲好传统故事也要讲好现代故事。传统故事要赋予现代色彩，用时尚的方式去表达；现代故事，也要积极承载历史底蕴、文化内涵。
第三，妥善处理主流和大众的关系。主流价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引领着社会思潮和时代风尚。大众文化，则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日常娱乐化的诉求。怎样让主流和大众和谐相生，是个很大的课题。讲好中国故事，既不能一味喊口号，变成枯燥的教育，也不能过度娱乐化，缺乏家国情怀、价值担当。中国电影，怎样做到寓教于乐、润物无声，还需更多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