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岁的秋林到南货店上班，第一个月月底盘存，少了价值两百元的一匹布。店长马师傅的处置方案是“暂时不上账，大家心里清爽，有亏损，手下就紧一点，多用点气力，争取月底时能把这个账平了”。店里“三个老商业各显神通”，平账手法灵活多端：卖白砂糖多包上一层粗纸（“粗纸用多用少，不会上账，多包上一层，就多增了一分白砂糖的进项”）；饼干盖子松一些，饼干受潮而增重；打酒时舀入未散的泡沫，泡沫掩在老酒上减些斤两；丈量布匹时，手上加把劲将布拉得紧些，一匹布也能省下尺寸；去海边、山里收些鱼干、笋茄，“自己寻门道弄来的货不用上账”……账目清爽本是南货店顶顶重要的原则，出现亏空后，马师傅没有声张、追责、告发，在那个年代这往往意味着“抓去批斗、坐牢监”，而是遣用权变的手脚来平账。毋庸讳言，这些手脚上不得台面，对顾客当讲诚信，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必须有经有权地斟酌、取舍。大德不逾闲，小德可出入，而天地之大德曰生，用马师傅质朴的大白话来注解就是“过日子”：“一家老小，就靠一个人工资，喂得饱几张嘴巴？不想些办法，家里日子怎么过？”

《南货店》看似由消失一匹布的悬念来开场，其实张忌开门见山。小说中各色人物登场，每人的心志、旨求各不同，就好比风从四面八方吹来，万状而无形；然而风行草偃，作家希望从草迹、麦浪、波纹里看出大致齐整的风的姿态，那就是由马师傅体现的、流贯于民间大地、务实低调而又灵活多变的实践智慧，这是《南货店》的根基。当然，务实并不是虚无，灵活也不意味着不讲原则。马师傅在退休前留给秋林一番话：“我们这一辈人各种运动都经历过，其中厉害，都有体会。要是嘴巴不牢靠，将别人的事说出去，那跟杀了人有什么区别？”实践智慧的原则意在给各方的互动留出余地，大家能够都活好。这种智慧认可世界具体而坚实的存在，从不自居为统治者，人只是因应世界的变化而耐心地作出必要回应，所谓智慧，甚至道德，都是这一见招拆招过程中的产物，也必融入于人的基本生存需求中。《南货店》写了不少男女之情，最让我难忘的倒是大明、米粒、水作店老倌三人共同生活，这看似古怪不伦一幕提醒读者，倘若从民间实践智慧的角度出发，那么将男女之情作绝对道德化可能恰恰是不义，超越其上的更高的“义”服从于集体性的生存正义。

故而，《南货店》中的道德，总要从抽象教义中被拿回来，置放到具体生活世界中滤过。道德、智慧和原则这样的词可能还是隔膜了一些，用马师傅的话讲就是“规矩”。“平日里，你不能拿着笤帚往外扫，要是旧时代这么扫，师傅一定会拿板子打你手心，这样扫，财气都被你扫出门了。当然，新时代不讲这些封建迷信，但顾客进来了，你朝外扫地，也不礼貌，难道你要将他扫地出门吗？这都是规矩。”规矩就体现在日常生活的迎来送往中，也体现在形形色色的手艺中。南货店的小伙计要有基本功，比如粗草纸装白砂糖，包出三角包、斧头包，卖相必得有棱有角，且“转折处有一粒糖漏出，就算不合格”。这背后是经年累月的打磨、修习。父亲给予马师傅的教诲就是“学本事”与“磨性子”，“就要这样一日日地磨，将性子磨得圆滑了，才好做个生意人”。引申一下，大概就是胡兰成说的“一器亦有人世之思”；也就是沈从文说的：小木匠作手艺，“除劳动外还有个更多方面的相互依存关系”。

手艺是切身的，天天上手，是一个人与世界最基本的打交道方式；同时，也借此方式得到自身应对命运的、不息流转的力量。秋林在南货店里打磨好性子，仿佛学习时代在为将来的事业做准备。小说尤为精彩的在后半部分。改革开放启动，市场经济与道德自律终于劈面相逢。传统与新潮博弈纠缠、方生方死的局面中，最足见出世风升降与人性明暗。有的人是鲁迅笔下“笨牛”，钻营、献媚半点不会，依然保持着不随外界变通的主张，甚至最终碰死在这主张之下，如小说中羞愧投井的章耘耕。有的人则如陈寅恪揭举的“杂采新旧两种不同标准中之有利于己者行之”而挺立潮头永不倒，如罐头厂厂长童小军。秋林的风格与以上两者都不同，他于此际平步青云，从南货店小伙计到店长，到黄埠区供销社文书，到县社秘书股股长，再到土特产公司经理，尤其在经理这一肥差任上，各色各样的利益交换环伺，其中也不乏刀光剑影。也由此，秋林信奉的理想原则从抽象名词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落实到具体的生活现场。虎落平阳的老上司许主任到访，秋林一方面笑脸相迎，掏出两包硬壳中华“塞到许主任包里”；另一方面则坚持原则，当得知许主任太太在生意过程中偷奸耍滑，立即吩咐员工下次“当场拆看”。这一段最可见出秋林外圆内方、准情酌理的性子。

然而主人公陆秋林实在不是一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父亲在“文革”期间屈死狱中，这般伤痕烙印在心，秋林却与伤痕文学中的人物并无共性，除去偶尔自伤身世时掉几滴眼泪，秋林没有偏激和感伤。“改开”初启那段野蛮生长的年代里，如秋林这般事业有成的人里，也不乏飞扬跋扈的奇才、能人。但秋林好像从来没有过强求，似乎只是被风势推着走而已。这种不软不硬的性格，让我想起小南一郎先生研讨唐传奇时引据的一个日语词——“影薄”：“中国近世长篇小说里的男主人公，几乎都给人留下一幅‘影薄’的印象”，性格寡淡，“他们的行动促使故事得以大幅度发展的场面并不多”。小南一郎至少从两个方面来探究个中缘由：一是作品内部机能。这样的主人公起到所谓“虚中心”职责，并不“活跃于作品的正面”，但就好像唐三藏周围有性格各异的弟子，宋江周围有千人千面的好汉，恰使故事充分展开。二是作品传达的“人们对于自己和社会的意识”。对比一下，古代长篇叙事诗中常常有个性强烈、性格鲜明的主人公登场。“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寄托于英雄的古代人的社会认识是将自己作为坐标中心，在这一中心周围，配置着距离远近不同的其他人；而近世的人们的社会认识，则失去了把自己置于事物中心的信念……人们的主流认识是，并非那些拥有强烈个性的人物主导着社会，而是自己以及和自己具有同样分量的其他人方才是大多数的存在，是后者构建起了这个社会。”（小南一郎：《唐代传奇小说论》）——这种社会意识，内在地契合着张忌的认识，秋林并不是孤零零被拣选出来在舞台上唱独角戏，张忌通过秋林这个“虚中心”不厌其烦地、前后左右反复照应着写地方与人。地方不过是“邮票般大小”，长袖善舞的雄强之人你方唱罢我登场，但也往往雨打风吹去，级别最高如老戴（北京来的部委干部），犹不免经商失败的下场；张忌更在意的，当是芸芸众生如秋林，看别人大开大合，同时冷静而温和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三角包的棱角、茶杯里的陈皮丝、店门框上的深浅凹槽、铜角蹭得如金子般的紫檀算盘……张忌对物（哪怕是细小的物）有着周密观照，不免想起张忌的另一身份——收藏家，他每常在瓷器、石雕、刺绣、老旧门窗、坛坛罐罐间流连忘返。阿伦特说收藏是“儿童的热情”：“对于儿童，物品还远不是商品，还没据其用途来估价……只要收藏活动专注于一类物品（不仅是艺术品，艺术品反正已脱离日常日用世界，因为它们不能‘用’于什么），将其只作为物本身来赎救，不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有了内在的价值……收藏家‘梦萦一个悠远或消逝的世界，同时幻入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不再像日常世界中那样各取所需，物品也从需求使用的劳役中被解放出来’。收藏赎回物品的价值，补助人之价值的赎救。”（汉娜·阿伦特：《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把物从市场中分离出来，不再只是使用价值、交换价值而禀有了“内在的价值”；将人从分类秩序（例如地域、职业、身份、社会地位等）中解放出来，恢复其自由、完整与尊严。就这样，张忌笔下的秋林和芸芸众生们有血有肉地登场。

2016年，在《出家》的结尾，“我看见了我，孤独地坐在东门庵堂那个冰冷的石门槛上，相互眺望”，纠结，无解，希望在明明灭灭中……四年过去，到了《南货店》的结尾，秋林同样求不得正解，中宵独坐，“看着窗玻璃上照出的自己面孔出神”……这两个长篇的结尾不乏共性：门和窗都是交界性的意象，门的内外、窗的正反，仿佛雅努斯的两面：虚与实，过去与未来，看得清与看不清……《南货店》写了一群生意人和市场经济的启动，但是张忌的文学追求恰与上述过程悖向，那是如收藏家般对物与人的赎救，“梦萦一个悠远或消逝的世界”。这种两面性暗合着雅努斯神的象征意味。而上面拉杂写下的观感，全然集中在看得清的一面；实则我更感兴趣的是看不清的那一面。上述结尾中两个照见自我的时刻，并无看透人生的分明。很多人觉得张忌的笔调像汪曾祺，汪曾祺许是张忌心仪甚或取经的对象吧，不过在云淡风轻的外貌下，我总看到张忌小说中内省、自我分裂的现代主义浓烈内核。张忌的文学世界如同晶体，内部构造似简实繁，这是我说不清楚的地方。《南货店》最后一章，秋林给齐师傅写一份悼词，搁笔的时候颇为兴奋，看着看着就不确定起来，“一个人的一生就是这样了吗”？那些无法被写入规整悼词的是些什么信息？同样，清晰可辨之外的余味、模糊而晦暗的地带，或许是张忌小说中更值得我们去珍视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