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音乐艺术的“国之重器”，中国交响乐吹响集结号
——全国交响乐创作与发展座谈会观察
日前，中国音协在京举办全国交响乐创作与发展座谈会。这是中国音协近年来继“全国音乐创作座谈会”“新时代歌曲创作座谈会”之后，面对新形势、新问题举办的又一次高规格、大规模、有针对性的大型座谈会。来自全国各个交响乐团的团长以及著名作曲家、音乐理论家，全国各音乐家协会和新文艺群体的代表们济济一堂，总结交流我国交响乐创作与发展经验，凝聚新时代语境下进一步提升中国交响乐创作的共识。
“交响乐堪称音乐艺术中的‘国之重器’，是衡量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参考。”中国音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韩新安谈道，举办这次座谈会，目的就是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交响乐走过的发展道路，分析当下中国交响乐创作与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探讨新时代中国交响乐事业的发展和繁荣。这是在党中央发出“改革开放再出发”号召后，全国交响乐领域一次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集结，对于推动新时代中国交响乐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此外，我们不仅仅是总结经验、发现一些问题，还应该有一些举措，最主要的是面对这样一种机遇，我们要迎上去，将来还要接得住。”韩新安表示。
源自西方的交响，如何熨帖地阐释中国精神
“中国交响乐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创作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特别是近二三十年。”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徐孟东谈道，“从上世纪80年代初新潮音乐开始，中国交响音乐就开始呈现多元并存、风格多样并且良性发展的态势。在随后30多年中，到现在为止，也有过几次起伏，但总的趋势，无论是作品的数量、质量、技法、风格以及演出状况等都是十分令人鼓舞的。”徐孟东也听到一些不同的意见，比如说“中国交响乐作品主要在国内演出，国际的影响很有限”。在他看来，从国际乐坛的视野来看，即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演出现当代作品的数量也是较少的。为此他专门做过统计，目前在世界各国的交响乐团的演出中，曲目绝大部分还是古典和浪漫主义，排名第一的是贝多芬，排名第二、第三的是莫札特、柴可夫斯基，接下来就是勃拉姆斯等几位。20世纪现当代著名作曲家如从作品上演频率来讲基本都进不了前十名。“中国交响乐发展一共才一百年，而且走出国门的院团和曲目又有限，说现在有多么大的国际影响，这个不太现实。但我们对中国交响乐的发展还是持一种高度肯定的态度，我们是用几十年走人家上百年的路。”徐孟东说。
在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著名作曲家郝维亚看来，创作仍旧是中国交响乐甚至所有音乐门类的发动机。对于中国音乐传统的追求，他特别举了一个例子为借鉴。“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梵高对日本浮世绘有很多学习。他临摹了大量的浮世绘，浮世绘是对毛笔笔尖的运用和对线条与色彩的运用，但对于梵高而言，他完全是用方头的油画笔、油布和油料的质感来表达，这种画法借鉴了浮世绘，但他真正创作出来的东西仍旧是西方绘画形式的自我完成。构图是来自浮世绘的，但是最后他化为己有。”郝维亚认为这对中国交响乐的作品创作是个很好的启示，进入当代音乐创作以后，交响乐本身是很复杂化或者说多样化的，有互相的借鉴、对于人声的借鉴、对于独奏乐器的借鉴，有的时候还有对大协奏曲的借鉴。
郝维亚特别以叶小钢近期创作的交响乐新作《鲁迅》和陈其钢为民族女高音合唱和管弦乐队创作的《江城子》为例证，认为要让交响乐的创作形成意义，一定得是珍贵和独特的。“个人思考的独特性才是真正的所谓创造性，而且这种思考要经过很复杂的技术的呈现，也就是乐队技术。音乐是很复杂的艺术形式，经过技巧培养，在表达的过程中有更大的提升和发展，这就是所谓中国精神或者中国风格的一种寻找和尝试。”郝维亚认为，如今早已过了一个风格到底的时代，所以每位作曲家的尝试都是值得学习和肯定的。”此外，郝维亚还谈到中国交响乐创作的一个关键词——“妥协”，这种“妥协”的含义不是贬义，更趋向于“融合”。交响乐是中西与古今的融合，也是自我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融合，“也就是在更高的层面上，大家在这三点上互相握个手，我也有你，你也有我，互相包容。”
中国音协副主席、著名作曲家关峡则从另外一个角度表达了他的看法。他认为作曲家面对一个新时代，写出的音乐首先要让人欣赏回味。音乐的本质就是欣赏和共鸣，共鸣产生共振，产生特别深邃的思想。在当下，哲理和思想在创作当中体现得少一些，创作者更多关注个人的感受。关峡坦言，“个人感受没有错，但是你要放到音乐中的时候，就要有共鸣，现在我们的作曲家在这方面可能没有完全调整到位。老一代的作曲家在技术上没有现在年轻这一代这么完备，但是老一代作曲家作品里面所蕴含的创作当中最本质的东西很多，而现在我们一些作曲者，这个最本质的东西都没有，因此作曲家首先就要从自身出发进行调整。”
进入快车道，倡导多元机制促创作发展
中国交响乐的创作与发展这几年进入了快车道，全国现在已有82家职业交响乐团。但正如陕西爱乐乐团团长、作曲家崔炳元坦言，“交响乐团多了，‘物美价廉’的指挥还不多。音乐厅多了，相对固定的观众还不多。音乐会多了，活在音乐会中的中国作品还不多。中国作曲家相对多了，但是他们作品上演的机会还不多。中国作曲家的作品也相对多了，货真价实地评论他们作品的乐评还不多”。
中国交响乐的发展最终要靠作品。在现有体制下，应当用什么样的机制来合理有效地推动发展，目前最常见的是委约制。委约也分为多种类型，既有像音乐节、艺术节的委约创作或者来自各大院校的委约创作，也有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委约创作。在中国音协副主席、著名作曲家张千一看来，在委约创作中所遇到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可听性与技术性的关系。此外，还有领导、专家、听众的审美统一关系。“我们在委约的过程当中感觉到，当作曲家的确很难，不仅要进行长时期的创作准备和储备，同时还要思考你的作品如何让方方面面的人听到都不排斥。比如说，一些社会上的委约作品，大部分都是命题作文，我们在这样一种委约之下如何创作出好作品，创作出既有较高思想水平、较丰富的形式，又能有技术发挥的作品。作曲家是一个缓慢成长的过程，同时创作应该是一个个人化和私密化的过程，有很多创作深层次的想法，是从你内心里生发出来的。但是我们在这样一个大的委约的创作过程当中，如何能够把握好这些，尽可能使自己的作品能够有艺术价值，这的确是我们每一位作曲家要思考的问题”。张千一还提到一个现象，“我们既要提倡思想性、可听性的作品，也要警惕没有技术性的交响作品或忽视技术构成的作品。现在有一些委约方，他们希望拿到的委约作品大概就是歌配伴奏，希望旋律是类似歌曲式的。这样的交响性作品会产生一定的问题”。
来自福建省艺术研究院的国家一级作曲吴少雄特别提到扶持青年作曲家创作，除了常见的委约制外，还应该倡导多元机制，“我觉得试奏的机制也很重要。像上海爱乐乐团，每年给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试奏十场音乐会。由于资金方面原因以及各方面限制，倒不一定要开音乐会，哪怕试奏一下也很重要”。1986年在上海音乐学院上学时，吴少雄的作品《交响回响之四重奏》就得到了试奏机会，听完试奏的录音对他个人启发很大，后来他拿着录音和总谱请教一些老师，对作品做了调整。五六年以后，在日本举行的一个国际作曲比赛上，吴少雄的这部作品就获了奖。吴少雄认为，试奏对一个青年作曲家的成长是很重要的。乐团的管理者要支持中国交响乐团的发展，就应该试奏一些年轻作曲家的新作品，相信这个机制的建立会推动中国交响乐的快速发展。
“我觉得精气神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协主席叶小钢两年来创作进入“井喷期”，创作了第五交响乐《鲁迅》、第七交响乐《英雄》、《咏别》无词版、第四交响乐《草原之歌》、《秦皇岛序曲》、《天津组曲Ⅱ》等等大部头作品。“交响乐作为一个国家的音乐表现形式的最高形态，近年来进一步受到中央和各级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他由衷地表示，“当前国内各个交响乐团发展的程度、水平比过去有了显著的提高，无论出国巡演还是在推广中国交响乐方面都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国交响乐的未来大有可为，不论是交响乐团管理者还是创作者，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由衷地感到参与这份事业的自豪，以时不我待的责任意识和良好的精气神投身于中国交响乐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