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第四代”导演黄蜀芹拍出《人·鬼·情》，影片以京剧《钟馗嫁妹》为线索，描绘了人性的复杂善恶与现代女性的历史命运。30年后，她的儿子郑大圣在电影《村戏》中同样通过戏中戏的结构，以一出《钟馗打鬼》展现人性的冷暖，触摸历史的创伤。郑大圣以这样的方式，完成了与母亲作品跨越时空的呼应。

　　由上影集团等出品的电影《村戏》取材于河北省著名作家贾大山的《贾大山小说精品集》中“梦庄生态”部分，利用双线叙事讲述了发生于河北农村的一出荒诞而又真实的故事。上世纪80年代初，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将启动的时代大背景下，一个村庄的村民准备为新年排演一出戏剧《打金枝》，最后却鬼使神差地排出了《钟馗打鬼》。与此同时，“包产到户”的消息也扩散开来，人心开始躁动。影片的表层故事是排戏，叙事的推动力是因戏中角色分配产生的矛盾，但故事的内核却指向了因分地产生的利益冲突，并用闪回的方式揭开了尘封十年的主人公“奎疯子”的悲剧人生。

　　导演郑大圣表示，拍摄《村戏》源自他的个人焦虑。“因为三四十年以前不远也不近，我们知道个大概，但并不知道具体的细节，好多东西都是模糊的，大概知道，又无从知道。如果知道的人不说、不描述、不讨论，那某一个阶段的历史就‘不存在’了。”为了拍好这个故事，郑大圣和编剧李保罗从2014年开始创作剧本，先后修改9次。开机之前，郑大圣又给制片人出了一道难题：必须找一批非职业演员，他们要说自己的家乡话，彼此是熟人，还得会唱戏。制片人在对河北县级以下民间剧团进行地毯式搜寻之后，在井陉找到了一个名叫“陆德晋剧团”的民间梆子剧团，他们常年在乡间巡演，不完全脱离农村生产。于是，奎生、支书、小芬、老鹤、树满等人物栩栩如生地跃入大银幕之上，非职业演员们将角色的悲欢离合和人性冲突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

　　《村戏》这部十分风格化的文艺电影在去年问世，并于2018年随着大规模点映而为影迷们所热议。在近日由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举办的《村戏》学术研讨会上，尹鸿、吴冠平、李道新、皇甫宜川、赵卫防、高小立、左衡、李镇、贾永辉等专家学者对影片给予了较高评价。

　　贾大山之子、河北正定文化馆研究员贾永辉认为，《村戏》用生活细节展现时代，弥漫着浓郁的乡土气息。“这部电影没有直接告诉观众什么观念性的东西，而是通过真实接地气的故事，证明在那样的时代环境中，不改革的确不行。”贾永辉表示，平淡，一直是自己父亲小说的特色。“电影《村戏》也是一样，不靠惊心动魄的情节和高大上的艺术形象吸引观众，只是讲述了一个农村故事、一段农民生活，在追求平淡中彰显本真。”

　　在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主任吴冠平看来，《村戏》是一部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准则的文艺片佳作。“现实题材创作的一个重要任务是通过一种戏剧张力来表现现实的矛盾，并在戏剧张力的释放过程中分析和解决矛盾。”吴冠平认为，影片中的分地事件是一种历史现实的政治元素，“九亩半地”是一种历史现实的物质元素，“疯子”是一种人的元素，三者之间建立起了十分复杂的联系。“电影中充满了各种矛盾，比如历史矛盾、现实矛盾、人性矛盾，以及新时代与旧时代的矛盾。导演郑大圣将这些矛盾共同营建于一部影片之中，他并没有给出解决矛盾的具体方案，但表明了鲜明的立场与态度，体现了电影创作者应有的责任感。”

　　“《村戏》真正聚焦的并不是具体的时代，而是由此生发出的对社会生活中人性的探寻和发现，这是影片超越了具体批判后具有历史穿透力的根本原因。”《中国电影报》社长皇甫宜川认为，《村戏》一方面是一部历史片，另外一方面也是一部寓言片。“从历史片的角度而言，影片中地域的选择、历史场景的再现、演员的遴选都具有浓郁的历史质感，体现了创作者对历史细节与真相的探寻；而从寓言片的角度来说，村民们排演的传统戏《打金枝》和《钟馗打鬼》中的故事，与大变革时期的乡村呈现出精妙的对应关系，最终戏剧穿越历史而来，与现实交织在一起，令整个村子变成一个带有寓言色彩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