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文学的新主题、新人物与现实题材的创作关系被再次提出的时候，隐含着两个未被言说的问题：一是在这方面我们遇到了新问题，或者说我们需要在这方面做出新的思考和探索；另一方面则隐含着一个潜在的对话关系，这个对话关系就是文学史上是如何处理主题、人物与现实关系的。在当下如此纷繁、丰富的文学创作中，我们试图归纳或总结出新的主题，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比如2019年阿来《云中记》处理的民俗、民风和宗教与现实关系的主题；李洱《应物兄》处理的知识阶层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慌乱无措的主题；邓一光《人，或所有的士兵》处理的新的战争观念的主题等等。这些新的主题为这个时代的文学带来了耳目一新的审美经验。但是，关于当下中国文学中青年形象的问题，可能要复杂得多。

我的理解是，这个“新人物”，不是文学史画廊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也不是美学意义上的“新人”。而是那些能够表达时代要求、与时代能够构成同构关系的青年人物形象。这种青年文学人物形象的稀缺，曾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焦虑。我也曾写过文章，认为当下中国文学是“失去青春的文学”。这一判断，显然是基于我们的文学史经验。或者说，从20世纪初期开始，青年的形象、青春的形象，已经成为我们世纪之梦的表意符号。1900年2月10日，对晚清腐朽帝国彻底失望的梁启超，在《清议报》第35册上发表了《少年中国说》，新文化运动以来高举科学、民主旗帜，影响最大的杂志就是《青年杂志》，第二卷改名《新青年》；鲁迅的《呐喊》《彷徨》；郭沫若的站在地球边上放号的天狗；大春哥、二黑哥、当红军的哥哥；梁生宝、萧长春一直到高加林，他们是启蒙时期的青年，是狂飙突进时期的青年，是实行民族全员动员的青年，是建构社会主义文化空间的青年，是挣扎着坚决迈向现代的青年等等。这些青年形象是文学人物，同时也是不同时代社会历史的表意符号。但是，自新世纪以来，我们的文学可能还没有创作出这样具有与时代“共名”意义的青年文学形象。这就是社会生活的新变、不确定性带来的文学新人、特别是青年形象的创作发生结构性变化的现实。当然，当下也创造了大量的青年文学形象，但是，这些青年文学人物还只存在于作家创作的文本里，存在于青年批评家的话语阐释中，他们还没有走进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心中，还没有形成普遍的认知。这可能有两个问题需要我们讨论：一是传统的、过去的具有共名性或具有社会历史价值的青年文学人物形象，现在是否还有可能；二是如何评价当下已经创作出的青年人物形象。

要说清楚这两个问题，我想还是要先回到过去的经验。有人认为讨论现在可以不必讨论传统，他们认为讨论现实如果联系传统，是既安全又有成就感的。于是他们借用或杜撰了莫名其妙的所谓“新词”或新概念。其实，他们对借用概念学科的知识连皮毛都够不上。这并不新鲜的故伎重演，自以为得意却未必高明。他们既对文学现场一无所知，又对传统深恶痛绝，毫不掩饰地用虚无主义的情感态度对待传统，我们当然不能接受。我只用一个例子来说明传统与现实的关系。柳青的《创业史》1960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出版不久，批评家便展开了讨论，评论界对小说人物的评价并不一致。不同的看法是，梁三老汉这个形象比梁生宝更有血肉、更生动和成功。1960年12月，邵荃麟在《文艺报》的一次会议上说：“《创业史》中梁三老汉比梁生宝写得好，概括了中国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精神负担。但很少人去分析梁三老汉这个人物，因此，对这部作品分析不够深。仅仅用两条路线斗争和新人物来分析描写农村的作品（如《创业史》、李准的小说）是不够的。”(1)在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他又说：“我觉得梁生宝不是最成功的，作为典型人物，在很多作品中都可以找到。梁三老汉是不是典型人物呢？我看是很高的典型人物。”邵荃麟的观点不只是对一个具体人物和一部小说的评价，事实上他还是从维护文学创作内在规律的角度看待梁三老汉的。

这些材料尚未公开之前，严家炎先生对《创业史》做了系统的分析和评价，他连续发表了四篇文章，对作品的主要成就提出了不同看法。在他看来，《创业史》的成就主要是塑造了梁三老汉这个人物，这一观点与邵荃麟不谋而合。邵荃麟、严家炎从中国农民的精神传统考虑，认为作品真实地传达了普通农民在变革时期的矛盾、犹疑、彷徨甚至自发地反对变革。梁三老汉在艺术上的丰满以及他与中国传统农民在精神上的联系，是这部小说取得的最大成就。应该说，这时的文学界是站在梁三老汉一边的。但是，历史站在了梁生宝一边。梁生宝这个崭新的中国农民形象，既不同于鲁迅、茅盾等笔下的麻木、愚昧、贫困、愁苦的旧农民形象，也不同于赵树理笔下的小二黑、小芹、李有才等民间新人。梁生宝是一个天然的中国农村“新人”，他对新中国、新社会、新制度的认同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于是，他就成了“蛤蟆滩”合作化运动天然的实践者和领导者。他通过高产稻种增产丰收，证实了集体生产的优越性，证实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梁生宝不是集合了传统中国农民的性格特征，他不是那种盲目、蛮干、仇恨又无所作为一筹莫展的农民英雄。他是一个健康、明朗、朝气勃勃、成竹在胸、年轻成熟的崭新农民。在解决一个个矛盾的过程中，《创业史》完成了对中国新型农民的想象和塑造。社会主义价值观不需要那些犹豫彷徨的人物。梁三老汉符合人性和人物性格，但与建构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不符。因此，这一评价没有成为主流声音。在对《创业史》激烈的争论中，柳青也终于站出来说话。但是，柳青的自述，并没有超出批评家赞赏的基本思路。后来的历史也证明，梁生宝、萧长春、高大泉的道路，是一条难以兑现的道路。七、八十年代之交，陆续出版了周克勤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古华的《芙蓉镇》等新乡土小说。通过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如老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豆腐西施胡玉音、右派秦秋田、无产者王秋赦等，我们没发现，他们吃的、穿的、用的，以及他们的目光、肤色、神情等，和阿Q、华老栓、祥林嫂、老通宝等，几乎没有差别。广大农民过的依然是穷苦的日子。或者说梁生宝、萧长春、高大泉的道路，一脚踩空了。可以说，这是改革开放的社会前提和基础。要让广大的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必须实行改革开放。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梁生宝、萧长春作为文学人物也就不值一谈了。事实是，在梁生宝、萧长春的道路上，追随者恰恰络绎不绝。路遥、关仁山等，就是这条道路的追随者。《平凡的世界》《麦河》《金谷银山》等，就是学习柳青的道路产生的作品。路遥与柳青的关系已尽人皆知，关仁山《金谷银山》中范少山的口袋里一直装着《创业史》，他以梁生宝为榜样改变了白羊峪。因此，不绝如缕的追随，是我们书写文学史的一个重要参照。

新世纪以来，我们还没有创作出能够与时代同步或表达时代意志的文学新人形象。这时，一个“替代”式的策略被选择：我们“征用”了八十年代的作品。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例。《平凡的世界》诞生于八十年代下半期，1991年获得茅盾文学奖。小说出版乃至获奖，并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甚至几部重要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都没有提到它。小说在今天引起广泛阅读和注意，一是因为今天还没有写出这样的小说，而今天恰恰需要这样的文学，时代需要孙少安、孙少平这样自强不息、有励志意义的青春形象。于是我们“征用”了这部作品；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考虑到，很多作品的价值是后来才被发现或追认的。就像德国音乐家巴赫，他活着的时候并没有多大影响力。直到他去世80年以后，音乐家勃拉姆斯发现了他。巴赫的名声从此大振并成为一代宗师，哺育了一代又一代音乐家。路遥当然不是巴赫，《平凡的世界》是否有这样伟大还需要时间的检验。但是，路遥重现中国当代文学现场显然是值得探究的。于是我想到当代文学青年形象的认同，是需要黑格尔意义上的“许可证”的，或者说是需要被认证的。

另一方面，当下文学作品中青年形象比比皆是，比如石一枫《世上已无陈金芳》中的陈金芳，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中的涂自强，付秀莹《他乡》中的翟小梨等，都是当下极具文学性的青年人物形象。可以说作品一出好评如潮，《世上已无陈金芳》还获了鲁迅文学奖。这些青年文学人物性格不同，经历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他们都来自乡村中国，都是试图从“前现代”走向“现代”，从乡村走进城市。时代为他们提供了“行走”的自由，但是，由于他们的茫然无措，他们带着不同的乡村经验和个人诉求走向城市，难免伤痕累累。但是，作为青年，这样的道路也并非自他们始，历史上这样的青年文学形象比比皆是。成长小说、流浪汉小说写的基本是这样的青春。但是，作为文学形象，他们自有其价值。这时我想起了19世纪圣·彼得堡作家创作的同一个文学人物，普希金的奥涅金、莱蒙托夫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的罗亭、冈察洛夫的奥勃罗莫夫，他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多余的人。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的人”的形象影响了世界文学一百余年至今不衰。但是，陈金芳、涂自强、翟小梨等，不是“多余的人”，他们在青春时节奋斗不息，或者想“过一个像人一样的生活”，或者试图完成学业成为一个自强自立的人，或者通过身体或情感方式的挪移，走向标识“现代”的大都市，他们有选择生活道路的权利。但他们显然都遇到了问题。这些问题不只是这些青年的问题，同时也是我们时代的问题。另一方面，当下的青年文学形象，也会使我们联想到五十年代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或宗璞的《红豆》。林震和江玫是那个时代非常有代表性的青年形象。面对新生活新环境，林震敢于怀疑，敢于对生活发问，对世故的人生不理解也不屑，他的纯粹、正直和坦率，也是那个时代青年的性格；江枚发自内心地热爱和迎接新生活，一方面又对爱情怀有深深的执念。可以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和《红豆》，是非常有难度的写作。王蒙和宗璞在新旧交替时代仍然心怀诚恳，他们作品的纯净气息是难以复制的。他们虽然受到了批判，但时过境迁依然是“重放的鲜花”。但我认为，对林震、江枚等人物的阐释和研究还是非常不够，对这两部小说写作难度的阐释，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比较起来，陈金芳、涂自强和翟小梨就复杂多了。他们是这个时代的青年群像，但是，如何提炼这个青年群像以及他们的文学价值，批评界至今还没有给出结论。我想，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我们还是沿用过去城乡二元结构来认识他们，显然是无效的。这些作品和这些人物，是在城乡一体化的环境中被塑造的，他们是这个时代具有“雅努斯”性格的群像——一方面他们向着过去，乡村经验在他们性格中仍然具有支配性；一方面他们向着未来，一如阿多尼斯所说：“生活让我遍体鳞伤，但伤口长出的却是翅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时代的青春形象，终会得到有效的、合理的阐释。我们不会忘记历史，但我们更要走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