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份
在今天的文学语境中，“青年”无疑是一顶冠冕。问题在于，既是冠冕，便注定要戴在不同的头颅上。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青年写作”话题永恒，与“青年”头衔相匹配的作家却注定要一茬一茬地更换下去。正如辛波斯卡在《博物馆》一诗中描述过的那样：“王冠的寿命比头长/手输给了手套/右脚的鞋打败了右脚。”“青年”——这煊赫的资本乃至足够多现实便利的天然入口——同时也构成了潜在的焦虑。
因此，我们不得不首先对“青年”这一身份展开重新的思考：我们如何去界定和理解它，应当从怎样的角度去阐释它内含的意义、并种下相对应的期待？在我看来，对“青年”身份（以及与之相关的“青年作家”或“青年写作”等）的理解，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维度：动态时间的维度，以及静态时间的维度。
就拿90后作家来举例吧！这个已然高度活跃、但距离真正的经典化显然还存在距离的群体，无疑是与当下文学语境里“青年”身份最贴合的样本。什么叫以动态时间维度来看90后作家？就是在持续运行的时间意义上理解90后——它指向随时变动的年龄，当我们在2020年谈论90后作家，就意味着我们在谈论的是一批年龄不超过三十岁的写作者。换言之，我们在谈论的是“年轻”。年轻当然很好，但这种“好”是不牢靠的，它是一种耗材，并且很容易被外力征用。让我们想想90后的前辈们吧！1998年《作家》杂志推出的70后被冠以“美女作家”之名，借助“新概念作文大赛”闪亮登场的80后作家则在出道时带上了“青春文学”的帽子。二者在当年的语境中都在宣传营销层面收获了巨大的成功，但如今看来，这种成功更多与“年轻”挂钩，当时过境迁，70后的“美女”变成了“熟女”（当然，或许依旧很美，但与当时的“美”内涵早已不同），80后的“青春”迫近了中年危机，我们对这两批作家的想象，早已不能延续当初的模式。相应地，70后或80后的身份，也已经——或者说很快就会——不再是创作者的护身符。“年轻”是一种快消品，与之相关的一切荣耀都有保质期，这不只是文学行业的特色，而是根源于最基本的自然法则。
70后年轻过、80后年轻过，如今到点上场，享用“年轻”红利的换成了90后。这一切看上去顺理成章，谈起来理所当然，然而如果仅仅以此种方式去理解“青年作家”和“青年写作”，我们对“青年”的理解和期许会显得非常狭隘乃至虚妄——并且它会很容易地被消费逻辑和政绩思维捕获，前段时间已有评论家在反思当下文学界的“青年崇拜”乃至“媚少”现象，这类现象出现的根源，我觉得便同“消费逻辑”与“政绩思维”不无关系。
因此，在我看来，“青年”身份更大的合法性，来自静态时间的维度。它意味着与特定年代的紧密绑定——而这一年代在当下语境中无疑是新近的、因而是“青年”的。是的，动态时间游走于“年龄”，静态时间则凝视于“年代”。以动态观之，此刻我三十岁，十年之后，将会有另一批三十岁的人站在我此刻所在的地方，“我”本无足轻重。而以静态观之，一个人出生于1990年代，这是任何人、任何变化都无法改变和取代的。他永远是1990年代生人，时间带来的变化或许仅仅在于，他是携带着“1990一代”的精神结构行走在2020年还是2030年。在此意义上，他的写作与特定的年龄无关，而只与特定的时代有关：他的身上携带着成长于此年代之人所面临的一切快乐悲伤喜悦痛苦，携带着这个年代独有的精神结构、文化背景、历史疑难及其解决之道，诠释着这个时代的个体理解世界与生活的特有方式（即便他在作品中具体书写的故事是关于上古或未来）。
在一种与生俱来的同构性中，写作者从他身处和成长的、至今年轻的时代里，获得随时更新的身份认同。这才是“青年”在文学中真正不可取消的合法性所在：它意味着社会历史的同时代性，既不会过期，也无法被剥夺。
二、基点
按照“灵魂发问”的惯常逻辑，问完“我是谁”，下一个问题，就该是“我从哪里来”。我的这篇文章自然也不必刻意免俗，紧接着身份话题，不妨就谈一谈这代青年写作者的精神基点。
我一直认为，这一代写作者独特而能量巨大的文学可能性，就蛰伏在这“基点”里面。如果采取当下最普遍的方式，将“青年作家”的范围大致圈定在1970年之后出生的写作者，我们会发现，他们大多是成长于一个相对特殊、某种意义上缺少历史经验参照的全新年代之中。有很多种方式可以用来形容他们成长的这段时期。例如，我们可以说它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少有的“好好过日子的时代”，自他们的青春时代起，大规模战争和全面动荡基本绝迹，历史叙事的总体语境是平稳渐变的；例如，我们可以说这是一段罕有的“富足”日子，饥饿与贫穷不再是主流经验，这代人的精神敏感带从“生存”变成了“生活”；再例如，我们可以参照引入社会政治历史的大坐标大名词，“改革开放”“经济全球化”“消费社会”一类的概念每一项都足以让人大书特书。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充满了全新特质、呈现出新的稳定形态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写作者（或者不妨干脆说：我们），或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在“作为常识的现代生活”里集体成长起来的文学人。
如果我们相信中国新文学的初心之一，就是推动从社会文化到个体精神的现代化转型，那么这一代写作者的文学起点，几乎是站在此前百年中国文学的使命终点上；曾经被我们的先辈呼唤、追求、想象和争论过的一切，在我们睁开眼时，便已安静地横陈在我们手边——仿佛这世界本来便是如此。这是“常识”和“常态”带来的遗憾：它缺少惊奇的味道，很难直接点燃我们的激情，甚至经常令我们陷入习焉不察的麻木平静状态里面（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文学创生以来的百年历史中，历史矛盾的剧烈运动——不论是围绕“启蒙”“革命”还是聚焦社会变革——曾经作为强劲的动力，长期贯穿在中国文学发展逻辑的内部）。但反过来说，“常识”也为这一代人的写作带来了优势，因为我们终于能够以平视（甚至体谅）的姿态来审视与“现代”相关的一切：都市、货币、陌生人社会、身心的游荡状态、与丰饶共生的虚无、因多元而起的困惑……这种骨子里的谙熟，使我们对现代生活的光与影都有更细致的理解体会，而这种体会将终于不再是空洞的想象或人云亦云，相反，将会从最私密、最幽微、最细枝末节之处获得它的诠释——不是从一张图纸或一行口号，而是从一句话、一杯酒、一道背影、一个眼神之中，我们将忽然识别出这个时代全部的伤痛与荣光。
这种跟源自常识（甚至无意识）的理解，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精神基点与文学基点，其中暗藏着新题材、新对象，以及人与世界与生活与自我的新关系的书写可能。如果说，对更早先作家而言，缓缓敞开的是一个新的世界；那么对当下的青年作家而言，随这世界一并敞开的还有那些毛细血管般隐秘分岔的小径入口。几年前，张定浩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城市小说是那些在一个城市读过小学的人才有可能写好的小说”①。看上去似乎有些武断，但我们如果将此理解为一种文学修辞，其道理无疑是对的：他所强调的其实是对现代生活的一种生命本能般的熟悉，犹如莫言那一代作家熟悉土地一样。这种本能般的熟悉，乃至潜意识中的生命同构性，在今天青年作家中的普及还是局部性的。但在可以想见的将来，其全面普及仅仅是时间问题。
三、经验
基点意味着前提，但文学不能只有前提。一切前提的实现，都有赖于具体的操作。因而以下这一难题终究是今天的青年写作者急需解决的：如何以更好的文学方式，去为那些似乎已足够谙熟的经验赋形。
在今日的语境中，这种赋形无疑困难。因为对任何经验的赋形（呈现和诠释）都不仅仅关乎经验本身，而是关乎此经验在生活世界总体结构（普遍经验）中的位置，以及与时代总体性的关系。但呈现在我们眼前——以及心中——的世界，却往往是凌乱、破碎的。
对现代之前的作家们来说，这是很少遇到的问题。卢卡奇在《小说理论》一开篇便指出，“对那些极幸福的时代来说，星空就是可走和要走的诸条道路之地图，那些道路亦为星光所照亮……世界广阔无垠，却又像自己的家园一样，因为在心灵里燃烧着的火，像群星一样有同一本性”②。而现代性给我们的启示，却是要“将社会和社会关系看作处在流动状态中，处在运转中，处在永恒的运动中”③。随之瓦解的是过往的文学经验和表现方式，“（古典的写作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识别作为所指目标的一般世界的能力；而社会情况的变化，已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世界并不止一个”④。
在这样的语境之下，具象经验与抽象心灵间的联结方式也往往是滑动的、存疑的，甚至是随机的、具有迷惑性的。纵然青年写作者在对时代经验的体察、捕捉方面颇具优势，但如何安放这些经验、进而真正表达出这些经验（我指的是，使其真正进入时代的审美意象谱系、并与个体精神生活发生有机关联），依然构成了巨大的难度——触摸并适应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或许并不太难，真正有难度的是在“众声喧哗”之中实现“众神归位”。在我看来，这也恰恰是在“作为常识的现代生活”里成长起来的这代青年作家的历史任务。
这样的任务，要求艺术创造者对生活世界有系统的理解与总体的把握。只可惜，要走的路看起来还很长，我们今天的许多青年作家遑论理解把握，恐怕连“认知”和“看法”都是碎片化的。于是，我们在今天的文学作品看到了太多漂浮的、孤立的、原子化的当下经验，在一种既“新鲜”又“脱水”的悖论状态里，它们呈现出苍白虚胖的样态，我将此称之为“虚伪的材料本位主义”的产物：“海量的‘物’以及围绕物展开的动作，织构起特定的生活想象，仿佛人物（及其生活）本身便是这些材料的集合体……虚胖的材料铺排、千篇一律的意象冲击、对经验表象的廉价物理性提取，这一切正在透支相关经验的美学刺激性及历史刺激性。它会使读者变得麻木，从而也无形中败坏了经验自身的美学效力、扼杀了文学自身的生长空间——它会使日常经验的大片领域，在诗学意义上变成了过度耕种后的盐碱地。”⑤
甚至退一步讲，在社会分工高度精细化的今天，就连青年写作者对“经验”的接触和占有，其实也面临危机。良好的人文教育背景和文学理论素养，在新一代的青年作家中日渐成为标配，这本身是好事，背后却潜藏着另类的台词：他们多半共享着相似的人生轨迹，读书、进修、在与同类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在社会的主流或前沿领域占据一席之地。这样的人生轨迹按部就班，像乔木一样直挺挺地往上长，既“正确”又“节能”。问题在于，文学不是乔木，而是灌木，甚至是藤蔓，它应当生长在大地上、并不断向泥土摊开自己，用无限延展的表面积与生活的切面拥抱，进而从每一平方厘米的拥抱中汲取自身的营养。乔木意义上的正确，对于灌木便是问题。这一问题所导致的，便是越来越同质化的经验资源、生活视野、思维方式、审美趣味，甚至导致了某些“套路化”写作的出现。
四、冒犯
相比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上曾有的时代，今天的青年写作者，似乎处在一种较为罕见的、与时代现状充分融洽的相处状态里。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看到那种具有足够规模、引发集体震颤的文学思潮流派——同样，正因如此，我们此刻才需要选择“青年写作”这样一个相对笼统宽泛的范畴展开讨论。很多人都渴望在青年写作中看到更鲜明的冒犯精神。在我看来，这种冒犯，当然不是要强行制造文学与生活间的敌意乃至冲突，而是要时刻警醒于对舒适区的耽溺、对自我的重复，避免一个具有充分主体性的创造者，被驯化成生产链条上的麻木一环。
应当看到，这种舒适与麻木的伤害，已经以各形各色的方式在文本中表现了出来，例如，期刊腔调日益泛滥、人物形象及情节模式千人一面、空洞炫技并相互模仿彼此确证等。这也又一次使我想起阿甘本那段似乎已被过于泛滥地引用过的阐述：“同时代是通过脱节或时代错误而附着于时代的那种联系。与时代过分契合的人，在各方面都紧系于时代的人，并非同时代人——这恰恰是因为他们（由于与时代的关系过分紧密而）无法看见时代；他们不能把自己的凝视紧紧保持在时代之上。”⑥
一种脱节、一次撕裂、一场旁逸斜出，不仅仅意味着自我的更新生长，更意味着写作者与世界重新榫合的可能。一切光滑的表面都是难以附着的，今天的青年作家所迫切需要的、能够帮助文学开拓出更宽阔未来可能的，或许正是一副难以安置的尖刺或犄角——要知道，只有硬而尖锐的器具，才能在墙壁上凿出“众神归位”所需的神龛。
当然，要寻得这样的犄角，也需要更具活力的整体文学环境：对“冒犯”精神的包容、对异质文本的兴趣、美学趣味的开放、话语系统的更新、筛选机制的健全。当谈论青年写作的时候，我们每个人也有必要时刻提醒自己，我们期待的是“文学力量的生长”，而不仅仅是机械化的“作家梯队建设”。我愿意看到年轻作家在文本上显得老辣，但绝不愿他们只“老”不“辣”——“老”而不“辣”只有在炖汤的老柴鸡那里才是优秀品质，而文学毕竟不同于鸡汤。如果有一天，我们只会欣赏、并且不断鼓励青年作家变成那种“老柴鸡”式的作者，那只能说明，我们时代在精神力的层面已经衰弱成了一个刚刚出院的病人。
（李壮，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
注释：
①张定浩：《关于“城市小说”的札记》，《上海文化》2014年第11期。
②［匈］卢卡奇：《小说理论》，燕宏远、李怀涛译，商务印书馆，2012，第19页。
③［英］戴维·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卢晖临、周怡、李林艳译，商务印书馆，2013，第19页。
④［美］乔纳森·卡勒：《结构主义诗学》，盛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第156页。
⑤李壮：《“当下性焦虑”与“虚伪的材料本位主义”：有关青年创作的一种反思》，《上海文学》2019年第9期。
⑥［意］吉奥乔·阿甘本《何为同时代？》，王立秋译，《上海文化》2010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