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鸢》是一场关乎民国文化史的盛大想象。提到民国，我们似乎并不陌生。无论是严肃认真的煌煌正史，还是光怪陆离的民间野史，都早已在无形中反复塑造了我们对于民国的文化记忆。不过，历史的浩繁往往让皓首穷经者望而却步，而民间的杂谈也同样随时代的风云变化不断改写。在时事的推移中，葛亮选择了一种切身的方式进入民国：由个人记忆的家族史出发，终点指向的是民间文化的真性情。这种由个人遥想祖辈、以祖辈推演家国、将家国融于时代的书写方式，层层落落地构建起了关于民国的记忆宫殿。这个宫殿的基石是一段段的史料，构造则全凭作家本人虚构的黏合。如果没有对于祖辈记忆与家国风云的执念，很难完成这一浩繁的工程。葛亮做到了这一点，他以细致绵密而又不失严谨的叙述，填补了想象与史实之间的层层裂隙，将情感的光亮照进了尘封已久的历史图景中。

《北鸢》的开始，是家族史的重演。老年的文笙与仁桢，仍保持着年轻时的脾性。在风筝的扶摇中，作者开始了对于历史的回溯。历史是以孩子开始的，孩子的出现意味着新生，也是家族史的节点。当文笙稚嫩的小手，触碰到昭如的手背时，命运的车轮就已经开始了转动。收养的过程，本身就是孟氏家族的一种文化传承。昭如虽然心性简单，却深明大义，而卢家睦尽管做的是商人，行的却是儒家的仁义之道。这样的老夫少妻，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合于理想的恩爱家庭。家族的变迁，首先离不开家庭。卢家主事者的仁义与清醒，自然为家族史的长篇叙述抹上了一层明亮的背景。卢文笙的出现，给这个知书达礼的家庭，带来了某种接续的意味。这种文化上的接续，在小说的前半段一直是时隐时现的，直到文笙长大成人，才真正理解了这份传承的分量。自古以来，商人重利轻离别，似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昭如与家睦，无疑解构了这一结论的真实性。这一解构，与卢昭如的家族有关。解构的过程，即是将时代的大历史嵌入家族史叙述框架的过程。

由昭如北上天津探亲开始，小说正式切入了民国历史的罅隙中。同样是写大家族，巴金将其视作青年人接受政治思想影响的舞台，张爱玲则使其成为承载个人生命体验的一种背景。葛亮的写作，既是对这两种写作方式的包容，同时又注入了新的时代色彩。政治的变动也好，家族的纷争也好，在葛亮的笔下，它们都成为了生活本身的一部分，成为了一种个人化的日常经验。这些大时代的风云际会，就这样被一点点地揉碎，消解，最终完全融化于卢冯两家所经历的深长的岁月中。而人性的深邃与复杂，既体现在历经风雨的祖辈身上，也同样影响了两家的年轻人。葛亮对于民国政治的理解，首先表现在文化的层面。当昭如见到姐夫的时候，她所看到的格格不入，与其说是政治的区分，不如说是文化的区分。石玉璞深具民间枭雄的传奇性，却少了几分儒家文化的真精神。在文化的磁场中，他早已输给了带着儒雅面具的柳珍年。而在石玉璞倒下后，恰恰是讲求礼义的昭如接续了家族的故事，回归到了文化的叙述当中，政治的变迁也因此内蕴于文化的断裂与传承中。

曹雪芹著《南鹞北鸢考工志》

关于家族的文化史，确实是葛亮小说中的重点内容。不过，在讲述文化史的同时，葛亮也从未忘记对个人史的形塑。小说中的个人史，本身就是家族史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葛亮颇有向《红楼梦》借鉴的意味。小说中出现的人物，无论身份高低，皆有相当完整的叙述。寥寥几笔，就可将其置于时代风云的舞台之中。文笙的个人史，可以说是一个由开蒙到跨越，再到回归的过程。早年的文笙，是一个在母亲的开导下，一叶便可知秋的老成少年。而当他来到天津后，方知世界之大，人性之驳杂。小说对文笙参军部分的叙述，虽只有短短数章，却相当真实地还原了战场的残酷性。文笙在战场上放出风筝的瞬间，颇带有几分传奇色彩。而当危重的战友托付性命时，文笙终于完成了自身的主体性建构，跨越了早年自设的边界。正因如此，归来后的文笙才开始了与仁桢实质性的往来——他们均已长大成人。

作为小说中的另一大家族，仁桢所在的冯家，无疑展现了家族史的另一面。父亲的游离，母亲的哀戚，姐姐的郁郁，家庭似乎从不美好。但细细观之，其中又夹杂了太多琐碎的往事和恩怨的交织。冯家的每个人似乎都有难处，但又都沉浸于自我的感伤中，彼此之间难以和解。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一种个人命运的不可知中，葛亮将国家、民族与个人之间的繁复关系，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说卢家的视角主要是向内的，那么冯家的视角则更多朝向了外部。准确地说，朝向了对日本人的态度。冯家的这一视角，看似源于主事者冯三爷对于合作与否的摇摆不定，实则源于对先祖所留下的良好文化的放弃。葛亮想传达的是，为商者如果不以家国大义为重，不以自力更生为本，家业终究不可守，利益终究不可得。而冯家的人，则相当真实地表现了个人与家国之间的勾连与裂隙。仁涓、仁珏与仁桢，都不同程度地遭遇到了时代的变化对个人命运的强烈冲击。小说中对范逸美与仁珏的关系描写，尤其带有一种情感意义上的冲击力。作为接头者的逸美与作为老师的逸美，对仁珏而言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处于民国大历史中的个人，要想对环境有所改变，常常会承受许多难以言喻的牺牲。仁珏如此，小蝶如此，言秋凰亦是如此。在她们的身后，隐藏着的是一场场惊心动魄的个人战争，是人对于无常命运的永恒抗争。因此，相比起卢家，冯家的家族史是更加惨痛的，仁桢的长大正源于家族的衰落与分裂。而她与文笙的相遇，既带有几分天意如此的传奇色彩，又恰恰是对自我心灵的一种疗愈。从这个意义上讲，《北鸢》对于家族史的虚构与重塑，最终落在了个人史的传奇与流离中。

文笙与仁桢的个人史，最终以对好友孩子的收养作为结尾，似乎又回到了小说开头的历史画面。不同的是，当年的收养是昭如对妇人的怜悯和对孩子的渴望，如今则更多的是对托孤的一种责任感。家族的轮回，最终又回到了一个新生的生命身上。而历经世事变迁的文笙与仁桢，自然会将新的家族精神与记忆传承下去。这或许也是一种轮回，一种文化的轮回，生命在这样的轮回中跃动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