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2019 年的中国新诗研究中，作为方法与研究范式的“新诗史”被集中建构出来。一方面，研究者在新诗史写作中重视“问题意识”，大多以新诗发生与发展过程中的“诗学问题”为导向，在呈现问题之复杂性的同时，也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参照。另一方面，研究者在诸种诗学问题的探究中自觉运用了“新诗史”的理论视野，具体表现在对固有新诗史叙述的反驳、诗学现象的探察，以及新诗的形式建构、新诗史讲述的“片论”方式等层面。此外，本年度的新诗研究还在挖掘新诗史料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触碰了新诗“历史化”研究的议题。
关键词：中国新诗；新诗研究；新诗史；历史化研究
在当前的新诗研究中，方法的多元与综合似乎成为研究者的内在诉求，这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打开研究的既定空间，但其作为方法的理论效应与可操作性则需要仔细辨认。这同时意味着，当我们将新诗研究的“方法”看作是一种“生产性”概念时，围绕其形成的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均需进行自我的追问与审视。李怡在2015 年曾提出“作为方法的‘民国’”的研究观念①，在他看来，该观念既表现出与竹内好、沟口雄三等人所提出的“作为方法的亚洲”（1961 年）和“作为方法的中国”（1989 年）等理念的自觉“对话”，同时又不拘囿于后者的理论视域，因为它通过“重拾自我体验”，能够建构出“学术自主”的可能性。在笔者看来，此处的“方法”显然在方法论层面确立起了研究民国时期新诗历史的独特优势，具体表现在“回到民国历史”与“尊重民国历史现象自身的完整性、丰富性、复杂性”两个层面。由是，“民国”作为“方法”自然具备着强烈的“生产性”。
在2019年的中国新诗研究中，作为方法与研究范式的“新诗史”被集中建构出来。这里的“新诗史”既包含着传统意义上新诗发生与发展的时间脉络，又包括了由文化、政治等因素构筑而成的社会空间，总体上形成一种“生产性”的时空结构体。尽管2018年的新诗研究中也关注了“新诗史”，但其重点在于著作层面的观看，并且由于这种观看涵括在研究者所持有的“历史意识”之内，其作为方法的主体性尚未清晰呈现［1］。与之相比，本年度的新诗研究则建构出了作为方法与研究范式的“新诗史”，学者们不仅在新诗史的书写中自觉运用了“问题意识”，而且还在“新诗史”的理论视野下探究了诸种诗学问题。同时，本年度的新诗研究还通过寻找被遮蔽的新诗史料，探寻着“历史化”研究的可能性。
一、新诗史写作中的“问题意识”
传统的新诗史写作中，以时间脉络为经、以诗人或诗学现象为纬的思维方式几乎占据了写作的主体。此种写作固然能够呈现新诗发展的整体面貌，但就写作对象而言，其面对的始终是一位“初级读者”，而且这位“读者”的观念在阅读过程中也容易固化。他们认为某些时段必然会出现某些诗人或诗学现象，而至于“为何出现”，则似乎漠不关心。此种写作只是在完成一部介绍性质的新诗历史，完全抛置了对作为“问题”的新诗史的思考，其史学价值自然有待商榷。倘若要培养新诗史的“高级读者”，就需要写作者能够自觉地以新诗发生与发展过程中的“诗学问题”作为基本导向，在呈现自身“问题意识”的过程中，不断唤起“读者”的“问题”理念，从而形成双向互动。
本年度的新诗史写作重视“问题意识”，写作者大多以新诗发生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诗学问题”为导向，在揭示问题之复杂性的过程中，也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参照。尽管钱理群早在2005 年就提出文学研究方法之综合性的基本要求——“大文学史”观念，随后陈超、姜涛等学者又相继提出“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与“大诗学”观等研究方法②，但李怡的《文史对话与大文学史观》③依然显示出其写作的活力。他在认识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从“文学审美”到“文史对话”之转变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文史互动观念的“大文学观”。该观念不仅有助于“ 在西方纯文学的文体写作之外，继续发掘中国作家的文体追求与多样化写作”，而且“大文学观”本身所包含的“中国本土内涵”则为“跨界”解释中国文学现象提供了更多理论支持。可以说，李怡正着眼于当前文学研究（新诗研究）中所出现的方法杂乱问题，为综合性研究方法的理论重构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此种语境下，张洁宇的《民国时期新诗论稿》［2］则依靠着独特的“民国”视域，进一步推进了当下的新诗史写作。该著意识到“百年新诗史”中存在的“个人/历史”和“写什么/怎么写”的疑惑，努力廓清新诗百年历史所内蕴的“诗与真”问题。该著将新诗发展历史上的已有问题重新“问题化”，在“当下场域”与“民国语境”的关联空间中对问题进行适度剖析，以全新的视野凸显了写作的活力。比如在处理胡适这一对象时，该著将关注点放在了其诗论《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3］之上，并将它与废名的《谈新诗》［4］联系起来。这种做法既区别于一般研究中对胡适诗作的普泛关注与过度阐释，又将研究本身放置在“民国”的历史语境内，通过废名与胡适关于“新诗史”的对话，呈现出了新诗发展过程中的观念交锋。
与张洁宇著作相对应，姜涛的《“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增订本）》［5］也将焦点放在现代新诗的发展历史之上，只不过其论述时段更短——集中于新诗的“发生期”。尽管严格上说，该著并不属于本年度的新作（在其2005年出版的《“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一书基础上修订而成），但从其“增订本前记”与“附录”的四篇文章中，我们可以发见某些新的写作质素。“增订本前记”一方面提出了原著尚未处理及展开的某些诗学问题，另一方面则对“附录”部分的文章做了整体概述——“希望能大致呈现早期新诗的概貌、其美学活力中的文化政治意涵，以及新诗史叙述线索的生成”。尤其在“附录”部分的《新诗的发生及活力的展开——新诗第一个十年概貌》一文中，姜涛不仅历时地梳理了新诗从发生起至1920 年代中期的整体发展概貌，更重要的是意识到了这种“特定展开逻辑”所包含的“封闭性”，及其带来的对新诗历史复杂性、多样性的认知障碍，进而提出在探究新诗历史时所应持有的一种“审慎而开放的文学史态度”。赖彧煌的《经验、体式与诗的变奏——晚清至“五四”诗歌的“言说方式”》同样把研究时段放在了新诗的“ 发生期”，其更加关注的是新诗由晚清到“五四”的转型过程。该著探触了新诗发生与发展过程中“言说方式”的建构问题，这里的“言说方式”建基于共时性的诗学认知与历时性的诗歌史眼光之上，试图抵达诗学与诗歌史的双重目标。据此出发，该著剥离了一般性的诗歌史结论，而将“完成时”的“新诗”拉回到“未竟”的状态，认识到新诗“与其说完成了体式与经验互为摩擦中诗的变奏，不如说它仍在变奏之中”［6］。
本年度的新诗史著作中值得注意的还有郑慧如的《台湾现代诗史》［7］，该著将视域放在1920—2018年的台湾诗歌之上，以宏阔的诗史视野与扎实的史料搜集和文本细读能力，历时地观看了台湾现代诗的发展历程——包括“启蒙期”（1920—1949）、“ 经典形成期”（1950—1969）、“新兴诗社的世代议题”（1970—1979）、“专业化、正式学院化时期”（1980—1999）、“台湾现代诗史的观察期”（2000—2018）五个主要时期。该著最主要的贡献在于以台湾现代诗发展过程中的诗学问题为导向，对长期固化的流行观点进行了观念的重构，写作出独具个人化特征的“台湾新诗史”。如在论述诗人洛夫时，郑慧如以文本细读为基础，全面检视了洛夫诗歌的成就，同时观察到其诗歌的“十项特质”，呈现出特殊的诗歌史地位④ 。简政珍将《台湾现代诗史》看作是一部具备“生命感”的诗史，并认为它是“目前成就最高的‘台湾现代诗史’”⑤。另外，刘奎的《诗人革命家：抗战时期的郭沫若》［8］尽管以“郭沫若”这一诗人个体作为研究对象，但他显然没有局限于“诗人论”的视角，而是将“诗人论”与“文学社会学”的方法结合起来，在“主体——表达——时代”的综合维度之上，认识到了“抗战时期”郭沫若的各种身份与社会时代命题之间的相互纠葛，以及在这种纠葛与缠绕中彼此展开、相互作用的发展历程，也因此实践了吴晓东所认为的“研究主体与历史对象的彼此敞开”［9］。
二、在“新诗史”的理论视野中
除新诗史的写作外，本年度的新诗研究还在“新诗史”理论视野中观看了既存的诗学问题。研究者们或以新诗史的叙述为主体，呈现其对于固有概念或理解的追问与反驳；或将“新诗史”作为基本视野，探究新诗发展历程中的诸种诗学现象；或关注到“新诗史”影响下的形式建构，以确立新诗形式变革的主体性。当然，还有研究者试图通过“片论”的形式完成新诗史的讲述，以丰富当前的新诗研究方法。
新诗史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诸多本质性的叙述，由于这些叙述大多被后世研究者当作不言自明的观念，围绕叙述本身便形成了某种“认识装置”。如冷霜观察到的“中西诗艺的融合”这一叙述便被固定在某种“装置性”的认识内，这种认识虽然符合文学“现代性”的基本诉求，但其在确立“主体性”的过程中，新诗与古典诗歌的关联问题随即被悬置起来，新诗自身实践在新诗史生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则更加模糊［10］。此种叙述框架在“较晚近”的诗学研究中才有所突破或质疑，但其中也存在着某些尚未解决的问题。通过这种观察，冷霜注意到只有把“新诗历史上的某些艺术探索”放回到“写作主体所身处的历史、社会、政治、文化、地域、人伦网络中去认识，充分体认到它们的‘当代性’、实验性和独异性，对新诗与古典诗歌关系问题的研究才有可能通向有效的、有建设性的批评。”与冷霜相对应，张桃洲则以谱系学的方式，在细致梳理当代诗学观念中的“手艺”概念的基础上，将固有的“手艺”认知重新问题化［11］。在他看来，中国当代诗人的写作和谈论中逐步建构的“手艺”概念主要包括两个向度——“回归诗歌作为‘手艺’的工匠性质和其所包含的艰辛劳作”和“ 突出诗歌之‘ 技艺’的诗性‘拯救’维度”，而对“手艺”的具体认知则包含了“自然美/艺术美”“技艺/生命”“语言本体/社会功能”“写作/现实”等诸多命题，以此可以透视出当代诗人所持有的诗歌观念。再如郭沫若的《女神》作为新诗历史起点的判断虽然得到文学史的定论，但由于后世读者所持观念的不同，对《女神》文学史定位问题的认知亦存在差异。基于此种状况，姜涛认为在当下语境中认识《女神》的“起点”意义，需要重构更为宏阔的视野。为此，他以“世纪”的眼光重新审视了新诗的历史起点问题，也为理解百年新诗发展史的文化政治意涵打开了空间［12］。而敬文东则在分析西方“ 逻各斯”与中国“ 汉语”之历史发展和主体内质（“视觉中心主义”与“味觉中心主义”）的基础上，认识到西方“逻各斯”所带来的“破坏的美学”对以“味”为根柢的汉语的破坏与重塑，重新处理了新诗的转型问题［13］。他认为，“白话文运动”正可以作为转换的中介，在促成汉语“视觉化”的同时，带来了新诗写作的变化。此一变化使得“视觉化”的新诗看到了古典诗词“看不见的东西”，进而围绕着“失味”组建起了新诗的“现代”特征，如“词语的一次性原则”“主脑论”等。他还意识到这种“现代性”所带来的新诗写作弊病——“新诗对精确和冷静的过度追求带来的，很可能是冷血；而对词语的一次性原则的过度强调导致的，却更有可能是词生词的尴尬局面。”总体上说，敬文东该文通过对“汉语”这一主体的审视，以“史学”的维度考察了汉语诗歌写作的转型问题，同时注意到转型的内在困境，为“百年新诗”的检视提供了“历史”参照。
以“新诗史”观念探究新诗发展中的诸种诗学现象，体现出的是研究者对于新诗历史语境的自觉把握，从而使其研究的“诗史”效力更加凸显。如洪子诚运用“新诗史”视野，历时地考察了马雅可夫斯基在当代中国的“死亡”与“重生”问题⑥，并透视了该现象背后隐含的复杂原因［14］。在洪子诚看来，这种考察“有助于学界认识文学接受中的错位、误读、改写，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以及文学观念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张洁宇则在穆旦的诗学思想与鲁迅的杂文精神之间建立关联，从根本上说，这种关联本身即建基于“新诗史”的视野之上［15］。而在具体论述中，张洁宇看到鲁迅杂文精神影响下的穆旦站在1940年代的历史语境之内，对其前二十年所提出的抒情方式进行了自我反省，由此提出“新的抒情”的诗学主张。而从新诗史的意义上来说，穆旦的此种做法可以作为一种“新诗的进步”。段从学将“路”看作是大后方文学（诗歌）的中心意象，抑或是一种“生产性的装置”，重点分析了它所具备的联结性功能［16］。在他看来，“路”意象一方面将“现代中国”联结成了统一的空间整体，另一方面则通过这种“空间同一性”，打通古代和现代的时间断裂，发明了“现代中国”自身的历史同一性。与此同时，由于普通民众也参与了“路”的修筑与维护活动，他们便从匿名的“农民”变成了崇高的现代“国民”，“路”也据此完成了“民众的发现”，显现出独特的新诗史意义。
此外，米家路在探究李金发诗歌时，并未采取一般意义上的新诗史视角（主要关注李金发与同时代中国诗人的互动关系），而将其置放在“ 欧洲现代主义诗歌与现代性思潮的语境”之内，观察到了李金发诗中所蕴含的“强烈的力比多能量的经济危机”——由身体的症候所带来的精神世界的萎靡与颓废——以及由此创生出的一种“黑暗、嗜睡、寒冷、潮湿与泥泞”的“反照亮/启迪”叙述［17］。米家路还看到了这种叙述方式的特殊价值，即通过现代性的“反面美学”空间，质疑与批判了宏大启蒙叙述与现代性进步神话。王东东则在闻一多“民主理念”的视域下，集中审视了他的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18］。他认为闻一多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与现代政治和文化理念之间产生了联系——具体表现在“贵族文学/平民文学”之辨、诗的前途之“民主”要求等问题的探讨中——其最终指向的是民主理念与美学表现之间的内在张力。颜炼军以细读张枣佚诗《橘子的气味》为中心，指明了该诗在张枣诗歌写作谱系中的多重价值，这种价值尤其体现在它所具备过渡性特征上——张枣诗歌从“室内”主题向社会性主题的过渡［19］。而该诗所包含的“历史个人化”的诗学尝试，以及对于写作“元问题”的思考，使其既再现出1990年代诗歌的诗学特质，又对当下的诗歌写作产生了特殊启示，其新诗史位置也由之凸显出来。
本年度的新诗研究还在“新诗史”的理论视野下，观察了新诗形式的建构问题。如王泽龙看到了“五四”时期的新诗在诗歌语言变革中的形式建构，而这种语言变革包含着清末民初“科学思潮”⑦和西方现代诗歌影响下的现代白话的自觉运用［20］。就具体的建构方式来说，一方面，现代汉语语义关系改变了传统诗歌的思维方式，使现代诗歌逐步形成“以句为核心、注重句子之间关系的整体思维特征”；另一方面，现代白话的叙事性特征、现代虚词的大量入诗、人称代词与标点符号的普遍使用，重新塑造了新诗的形式与趣味。相应地，王雪松则在考察校园期刊《新潮》与《清华周刊》的过程中，认识到二者对于新诗文体建构（包括视觉形态、诗行建设、标点符号等内容）的重要作用［21］。这种研究回到了新诗发展的历史现场，呈现出内在的诗学价值。
还需注意的是，本年度的新诗研究中出现了以“片论”的方式讲述新诗史的尝试，集中体现为了吴晓东对1940 年代中国诗论图景的勾勒［22］。在吴晓东看来，之所以采取“片论”的方式，是由于该阶段中国诗论自身的驳杂与丰富，无法经由“ 预设性”的观念或理论进行统摄，于是便分为“民族形式与大众化”“抒情的放逐”“诗的形象化”“乡土抒情”“长诗与史诗”“新的综合”“以肉体去思想”以及“诗人论”等诸种议题。此种“片论”的方式最大程度地再现了该阶段中国诗论的复杂性与多元性，更加符合新诗历史的发展实际。
三、新诗“历史化”研究的可能性
对史料的重视在当前的新诗研究中几乎成了“不言自明”的事实，这种重视固然能在不断挖掘与呈现“被遮蔽”诗人或诗学现象的过程中，丰富与完善当下的新诗史写作，但其内在的限度正来自于这种“不言自明”性，乃至产生了某些“为史料而史料”的弊病。此种现象对于新诗研究的长远发展而言显然是不合理的，甚至也与史料研究的初衷相悖谬。就此而言，张均提出的“以问题为本”的史料考订［23］似乎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某种参照——这种研究方式能够做到“内外互动”与“考释并举”，自然扩充了史料研究的内部空间。但由于他意在构筑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空间，此种方式的提出更多地属于策略性的指认，所以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史料的使用限度，以及“文学（诗学）问题”与“史料”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从本质上说，与史料有关的研究指向了“历史化”研究的可能性，而本年度的研究者在挖掘新诗史料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触碰了这一议题。
《新诗评论》在本年度推出的“刘荣恩研究专辑”为当前新诗的史料积累呈现贡献了力量。该专辑包括刘荣恩发表的四篇评论文章⑧，毕基初［24］、李广田［25］二人对刘荣恩诗歌的评论，以及吴昊编订的《刘荣恩年谱》［26］和写作的评介文章《忧郁的低语—— 刘荣恩生平钩沉》［27］。尤其是在这篇评介文章中，吴昊叙述了刘荣恩不同阶段的诗歌写作与生存抉择，不仅为读者认识这位“新诗史上的失踪者”提供了丰富材料，而且更重要的是进一步确立了刘荣恩诗歌的“新诗史意义”，同时也为彰显1930年代至1940 年代诗歌的价值创造了更多可能性。《新诗评论》之外，刘福春则通过叙述自身与刘荣恩的书信往来，重点评介了刘荣恩出版的六本诗集（包括《刘荣恩诗集》《十四行八十首》《五十五首诗》《诗》《诗二集》《诗三集》）的主体内容，以及毕基初、魏彧、李广田等人对刘荣恩诗集的评论文章［28］。可以说，当下的新诗研究基本呈现了新诗史上“被遮蔽”的刘荣恩，而对其诗学价值的挖掘与史学意义的确立仍需要更多研究者投入精力。
除刘荣恩外，易彬主要致力于穆旦“新见材料”的内容再现与价值分析，表现出对穆旦进行“历史化”研究的可能性。如在穆旦与曾淑昭的“新见材料”中，易彬尽管看到其进一步明确了穆旦的生平事实、丰富了穆旦的写作局势，同时拓展了曾淑昭作为穆旦“女友”的形象这一话题，但从穆旦爱情诗的总体写法上说，这些“新见材料”并未改变既有的路向。［29］这便表明，易彬并未着力于“新见材料”之价值的过度阐释，而是在运用“历史化”研究方式的过程中，审慎地思考了其诗歌史意义。又如对待坊间新见的“穆旦交待材料”时，易彬一方面评介了这些材料所包含的大体内容及其独特价值，另一方面则特别提出要对这些材料进行“ 辨伪”工作，发现其中的“臆造性”［30］。这同时为新诗史料研究提供了“历史化”的基本路径，即研究需在谨严的态度下完成对史料的鉴别与筛选，客观地呈现其在文学史（新诗史）上的意义，而不能被史料本身所牵制，通过观念的“预设”来夸饰其本有的价值。
此外，王家新和方邦宇关注到了冯至的《新诗蠡测》，一方面补充了《冯至全集·第五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中该文缺失的“下半篇”部分，另一方面对该文的新诗史意义做出“蠡测”：在其看来，冯至的《新诗蠡测》“在深广的历史和诗学背景下来审视新诗的发展，深入反思了既往新诗史的问题，进而对困扰新诗发展的自由与形式、情感与理智、个人与大众（社会）等冲突，提出了恳切的建言”［31］。这充分肯定了《新诗蠡测》所具有的新诗史意义，认识到其“ 在新诗批评史上占有一个重要位置”。商金林则通过梳理和解读胡适与刘半农的四封书信，谈及了白话诗的“讨论”风气、刘半农的赴欧留学、“中国旧戏”和“唱双簧”引发的分歧等问题，不仅为我们观看《新青年》同人的面貌提供资料，也使我们能更为深入地理解刘半农编印《初期白话诗稿》的初衷［32］。
整体而言，本年度的新诗研究在处理史料问题时做出了“历史化”的探索。但就史料自身价值的挖掘及其“历史化”研究的成果来看，目前仍有较大的空间。这就需要研究者一方面调整“唯史料是从”的观念，校准自身的研究坐标；另一方面则要通过“历史意识”的自觉置入，将史料变为真正的“ 历史对象”来进行研究，尤其注意其发生的社会历史语境，以形成更为开放的研究空间。
综上所述，作为方法与研究范式的“新诗史”在2019 年的新诗研究中得到呈现，研究者无论在新诗史的写作，还是“新诗史”理论视野中的诗学问题探究，抑或在新诗研究的“历史化”层面，均进行了有益尝试，在建构出“新诗史”方法论的同时，也有着自觉的实践，这对于新诗研究方法的拓展而言无疑是积极有效的。但需特别注意的是，“方法”在此作为一种装置性的概念，其本身的“边界”需审慎厘定。作为“方法”的“新诗史”固然有其研究的活力，但就“方法”的具体操作来说，其所包含的“封闭性”成为研究者所需特别警惕的地方。
注释：
① 参见李怡的《作为方法的“民国”》（山东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一书中“导论”部分。
② 具体参见钱理群：《关于20 世纪40 年代大文学史研究的断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 年第1 期；陈超：《近年诗歌批评的处境与可能前景——以探求“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为中心》，《文艺研究》2012年第12期；姜涛：《“大诗学”与现代性困境中的穆旦问题——段从学〈穆旦的精神结构与现代性问题〉序》，《文艺争鸣》2014年第10期等文章。
③ 参见李怡：《文史对话与大文学史观》，花城出版社，2019 年版。尽管该书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新诗史，但它所包含的研究观念为新诗史的写作提供了参照。尤其在该著“第三编”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李怡借助“大文学史观”专门分析了新诗的诞生、大众传媒与新诗的生成等问题。
④ 该著中有关诗人洛夫的论述也以论文形式发表了出来，参见郑慧如：《论洛夫诗歌的成就与特质》，《江汉学术》2019年第6期，第57-71页。
⑤ 参见简政珍：《诗史的生命感——评郑慧如教授的〈台湾现代诗史〉》，未刊稿。该文特别指明了郑慧如《台湾现代诗史》的独到视野与见解：“以文本作为诗人定位最重要的依据，非散文化的诗观，以质地稠密的长诗检验焦点诗人，强调诗要体现生命感，敏锐区隔文字优游自在与文字游戏的差异，对流行与风潮精辟的见解，以及对诗文本惊人的阅读能力。”
⑥ 这里的“死亡”指的是中国诗坛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际出现的对马雅可夫斯基斯基评价的衰落现象，而“重生”则指向了近年来中国诗歌界和俄苏文学研究界推动马雅可夫斯基“复出”的重释和重评。
⑦ 来自西方的“科学思潮”及其所带来的新诗写作观念变化在本年度的新诗研究中具有代表性，如康凌在考察中国诗歌会提出的“以‘劳动’为核心、以阶级为框架的诗歌节奏理论”时，特别注意到了其中包含的以“节奏”的生物学起源为标志的生命政治与生命诗学话语，并认识到这种话语的生成是“现代生命科学（尤其是胚胎学）的发展，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的人种志研究，声音与媒介技术，以及现代文明危机论等复杂动因相互纠缠、共同推动的结果。”这种考察为理解左翼诗歌与现代政治的关系提供新的可能（《节奏”考：生命科学、文明危机与阶级政治中的诗歌与身体》，《现代中文学刊》，2019 年第3期）。与之相应，文贵良在论述郭沫若的白话诗学时，也注意到了“科学思维”起到的独特作用，尤其当“科学思维”与“主情主义”的“诗学思维”相结合时，作为诗歌写作主体的“我”便转化为了一个“巨大的能量体”，从而生成出全新的、现代性的“个我”（《新名词、科学思维与白话新诗——以〈天狗〉为中心论郭沫若的白话诗学》，《南方文坛》2019年第3期）。
⑧ 这四篇评论文章为：《谈“商籁体”Sonnet》，《益世报·文学周刊》第6 期，1934 年4 月11 日；《一个牧师的好儿子》，《益世报·文学周刊》第10 期，1934 年5 月9 日；《评〈现代中国诗选〉》，《大公报·文艺》第182 期，1936 年7 月19 日；《悼郝斯曼》，《大公报·文艺》第310 期，1937 年3 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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