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从扬之水先生学习名物以来，首先列入研读书单的，自然是《棔柿楼文集》《中国古代金银首饰》《奢华之色》等。自以为《〈读书〉十年》，既然日记，自然闲书，又是她转身名物的“前世”，可以不必着急。等拿起来，才知错了。
流水日记，本来容易琐碎，但这部有与众不同处。作者身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读书》编辑部，往来无白丁。当日名流，书中常见鳞爪；今日名流，笔下渐露头角。又遭逢社会重大转折，随手记下的诸多细节，足令识者见微知著，后来者展卷有得。自中华书局二〇一一年初版第一册，近十年来，论者已拈出无数独家掌故谈资，从金克木针砭，到钱钟书暗恋，堪成一部小《世说》。
我前年才开始读这套书，拿起就再没放下。书中多隽人隽语，如满地碎金。略举几例。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三日记梵澄先生语：“文字达到极致的时候，是连气势也不当有的。”一九九〇年五月五日又记：“梵澄先生说起，万人称谀之事，宁可不做；为一有识者讥的事，不可为。”一九九二年二月十四日记谷林先生：“先生说，给人提意见，切忌语含讥讽，因此在口气上多所补正。”一九九四年七月十九日记访王世襄先生：“先生不在，师母谈兴颇浓，聊了一个小时，嘱我为文要在洗尽铅华。”——都为私下晤谈，并非冠冕场合，诸先生所言，自是肺腑，由此可见真面目。这些前辈学人，我已无缘得见，数十年后能读到这些句子，竟如同当面受教。有意记下这些句子，也正可见出作者自己的价值观。让我知道，素日从老师处得到的为人治学种种教诲，其实渊源有自。沈昌文先生曾概括作者的十年编辑生涯是“师从众师”，这“众师”的教益，居然备藏于此。当然，书中所记沈公一句“办公桌上整整齐齐的，一定不是个好编辑”（一九八七年三月十五日），令我对自己的不良职业习惯如释重负，是另一重意外得益处。不止名流耆宿，就连不起眼的小人物，也口角鲜活。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廿九日记川妹子小保姆说：“小婶的字，写得好乖呀！”一个“乖”字，面目如画。“小婶”就是扬之水。我今日所见她的字，已是神情萧散，岩中林下。当年却从“乖”处来。
沈公序中坦言 “我不大能看得懂她的论著”。结合书中其他细节，我有时不免疑心，虽然做了十年顶头上司，他可能并不真正了解当年这位手下。吴彬序中有段话，说《读书》与全体知识界一起进入九十年代后，进入调整期，“思索何以立足，何以自处，希望以甘于寂寞的坚持，保持读书人的本来面目”。斯言甚是。寂寞与坚持，大概一直是真正读书人的形影之随。日记里记载的老辈学人，常有寂寞之语。如一九八七年二月十日记钱春绮先生《闲士歌》：“时弃不我用，无奈做龙潜，谁识先生甘苦与辛酸。”一九八七年六月廿七日记赵萝蕤语：“我同别人是很少谈工作以外的事情的。”一九八九年二月一日记与梵澄先生对话——“希望你能常来，我一个人是很寂寞的。”“过节时，不会有人来拜年吗？”“鬼才来。”“是穷鬼，还是富鬼？”先生不觉笑起来，随即答道：“其实鬼也没有一个。”——虽然付之一笑，枯寂如见。然此辈中人，坚持便是寂寞的另一面。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六日又曾记梵澄先生别番说辞：“余可为之事，固多也。手绘丹青，操刀刻石，向之所好……晚来则手持一卷断代诗别裁集，诵之，批之，殊为乐事，孤独于余，未之有也。”
编辑的工作是热闹的，呼朋唤友，游走四方。作者在后记中说：“《读书》的吃饭差不多就是工作——几乎不开选题会，许多问题都是在饭桌上解决的。”所以书中记过很多顿饭，甚至抄下菜谱和价格，有点儿“食货志”的感觉。多年之后，我见犹涎。但她说：“实际上，我始终不喜欢这种吃饭形式，几乎每次都表示不想去，但每被老沈指为‘特立独行’，吴彬：‘我要写一个座右铭给你；吾从众。’便只得从众了。”（一九八八年八月十日）同年八月廿五日又记：“总以为不能习惯这种场合，与往常很熟识的人见，也仿佛很尴尬。”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卅日再记：“彻底的放松是孤身一人去游山玩水。”她在人群里是个不自在的人，精神上却独立而舞。这也是我熟悉的感觉。所以懂得，她茧缚十年、遇到服膺的老师、终于走上自己喜欢的路、不再从众，并非偶然。
《读书》十年，作者留给众人的印象，除好学外，有一条似乎是“不通世故”。一九八九年七月十三日记沈昌文点评“她什么也不懂！太天真，太幼稚”，尚刚点评“这个小赵，怎么像个小孩，提的问题那么幼稚”。一九九〇年九月廿五日记金克木责语“你的问题像个小孩子提的”。一九九二年四月十四日记：“（梵澄）先生说我在接人待物方面要好好改一改，说我阅世未深，不懂世故，还是一片天真烂漫。”不知当年她有没有改过。反正我如今见到的她，人间世故竟全部抛开，更加天真烂漫了。唯其天真，乃能纯粹；唯其烂漫，乃能专注。这种情性，正适宜学问一途。
一九九五年，机缘凑泊，孙机先生出现在她的前行路上。九月六日记：“读孙著，并与先生一席谈后，痛感‘四十九年非’，以往所作文字，多是覆瓿之作，大概四十一岁之际，应该有个转折。与遇安先生结识，或者是这一转折的契机。只是前面的日子无论如何也是不多了，更生时光促迫之感。”作者的治学道路如今已经人所共知，这里正是起点。同年十一月一日记：“遇安师做学问也很有特点，似乎是孤军奋战，自成一家，在诸多集体项目中，皆不列名。这原因，大约有二：一是认识问题的角度往往与众不同，因不大与人共话；二是个性极强，不愿磨去棱角，奉圣人‘吾从众’之哲学。”十二月四日又记：“（孙先生）当时（五十年代）曾有志写一‘鲁迅传’的电影剧本，故搜集了不少材料。以后觉得文学太空疏，继而考了北大历史系，从此就和文学告别了。”——应该正是这种不肯“从众”的怀抱，不肯“空疏”的志趣，使得师徒切磋琢磨，相投相得，共同走过了此后数十多年的名物治学路。文章俱在。
这段时间的日记里，孙先生高频出现，很多有趣细节。如一九九五年九月十三日记与孙先生看展后往翠花胡同吃饭：“又是先生做东……我说无论如何也该我‘还席’，先生道：‘我三十岁的时候，你五岁，如果那时候我们一请一还的话，倒还有意思，这会儿就不用争了。’”看得眼馋。自我拜师以来，每逢吃饭，都是扬之水老师做东。我有次抢单，被坚决制止，后来就乖乖听话了。她虽然没说出这么有意思的理由，原话比较粗暴：“你还没学成。”但做派应该是一致的，十月十三日记：“读《关于中国早期高层佛塔造型的渊源问题》，很是钦服。孙先生所达到的水平，让人觉得不可及。他其实何尝需要什么‘合作者’呢，竟连助手也不必，邀我合作，大约完完全全是为了‘提携后进’吧。”她依然用孙先生待她的方式待我，提携之意如此激切，恨不能拔苗助长。她本无意凑热闹，因为我做日历，便答应了羼和《古人的日子》，连做三年。这三本书于我自然是极为有益的读书笔记，毕竟粗疏，只希望不会成为她的学术之玷。
一九九五年三月廿九日记谷林先生说：“在送给你的书上，写来写去不过一个意思，就是‘相见恨晚’，要是早认识十年也好呀。”四月廿六日，先生又以一枚“相见恨晚”闲章相赠。这四个字，思之动容。有时候扬之水老师也对我说：早点认识你就好了。其实自己知道，早点儿也没用。那几年我带孩子，哪有心思读书。廿年前刚毕业，雄心万丈回中文系组稿，把古代文学教研室的老师都招来，想做一套书。葛晓音老师问：生孩子了没？我不摸头脑，说还没。葛老师就摇了摇头。最近才明白这摇头的深意，然而十几年已经过去了。自我放逐多年，终于有扬之水老师把我又从野外捡回来。时光促迫，老师屡屡催我动笔，写文章。我深知自己底细，从一个领域转身跨入另一个领域，谈何容易。没有三五年甚至十余年的积累，怎敢开口。但老师着急，日日鞭策。恰好看到一九九六年三月六日记：“两点半访宿白先生，向他讲了欲作‘诗经名物新证’的计划。他认为这个题目难了点儿，要把基础打得宽泛一些，金文、训诂都要学。文献与实物的熟悉，更不在话下。因此，至少五年之内，不要动笔。并问：‘有这样的耐心吗？’”我终于从这段话里找到遁词，决定如同小马过河，取老先生们意见的折中，晚点儿再说。毕竟心虚。
《〈读书〉十年》最初由中华书局分三册出版，百花文艺出版社析为四卷，又新增第五卷“友朋书札”，收二十七位名家一百五十八封信札，于二〇一九年再版。关于名人书信，一九八七年十月廿三日曾记：“启功是不愿将信示人的，公开发表更违其意，况且张（中行）本人也不想将其公之于众，因其中多有溢美之辞，作为朋友间的通信尚可，昭之于世人，殊多不宜。”这本是平常道理，奈何世情多喜借人自重，学者亦喜稀见资料，所以私人信函，难免流布。拣择流布的信件中，自然大都以揄扬为主。书中所收吴小如先生四十四通书信，却并非如此。这批信札往来于一九九六至九八年，正是作者致力 “诗经名物新证”时期，多有求教，小如先生亦不吝点拨，至有不假辞色者。如一九九六年五月一日信：“做学问应吃透两头，各个击破。今读尊作，出土文物一头是掌握得很丰富的资料了，但于自汉晋唐宋至于清人文字声韵训诂之学尚缺乏扎实的功底……则书本上的一头尚未吃透也。”九月十四日信：“足下用力甚勤，惟所引书古今杂糅，有非第一手资料，仍见功力不够（此语太重，千祈厚谅）。”对于初学者，这些不啻棒喝。二十多年后的局外人读来，仍如芒刺在背。宿白先生“至少五年之内，不要动笔”的建议，大概也曾让作者惶惑，所以曾在信中求教。小如先生五月五日复信：“宿白先生是专家，他的忠言应该考虑。当然我也不反对足下边干边学的主张（事实上不学也干不下去），只是希望动笔时更小心缜密一些，就省得走弯路。‘打磨’功夫应在写文章下笔之前，等到写成后一改再改就难免被动，而且也容易失去信心。”又于絮叨中见出婆心。指点者不肯藏私，知无不言；受教者不肯藏拙，合盘托出。真是君子坦荡，斯文大雅，无愧学问之道。这批信札，手稿原件已于二〇一八年三月全部捐赠上海图书馆。
新版杨早序中，称此书为“百科全书”。拜师以来，多次随侍看展，有幸亲见老师写日记的样子。晚上回到宾馆，简单餐饭，立即整理资料。一天见闻，事无巨细，靡不记录。每个细节都仔细回忆，反复核实，力求准确。有次乘火车，我刷手机，抬头一看，她正盘腿坐在座位上，蝇头小楷密密麻麻，补写日记。图文兼备，就是刚刚看过的文物。那些年，也许她就是靠这样的点点滴滴，成就十年读书，十年生聚。说实话，跟《读书》十年相比，其实我更期待她研究“名物”这几十年日记的出版。至少这个阶段我该出现了。很好奇她会把我写成什么样子，不敢问。
作者后记里说，这些日记原本“将近一半篇幅是记哪天读了哪些书以及书中章句的抄录”，出版时“已经大部分删除”。但仍有留存。可当读书指南用。谭其骧先生的《长水集》《长水集续编》，我就是从书里看到名字，再找来读的。很多短评虽只一两句，却切中要害，可省拣选功夫，知道哪些可读，哪些人和书，可以直接绕开。她本是纯粹的读书人。一九八七年三月十日追记丁卯春节读陈志华《法国造园艺术》沉浸情境，“竟忘了节日，竟不闻市声，竟澄心一片，优哉游哉了”。书中留下的那些段落摘抄，必是反复权衡舍不得删的，一则则看过去，果然精彩。
某年为谷林先生贺寿，作者在贺卡上抄了一段《宋书·隐逸传》文字：“（琅琊王弘之）性好钓，上虞江有一处名三石头，弘之常垂纶于此。经过者不识之，或问：‘渔师得鱼卖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卖。’日夕载鱼入上虞郭，经亲故门，各以一两头置门内而去。”并说“很以为它像极了谷林先生的读书与为文”，“千载之下乃不期然而然接通声气”。这种人文合一、古今相应的机缘与领悟，不正是“读书”一事可以给人的最高奖赏么。再比如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四日记：“明藩周宪王有燉有《送雪诗》：天山一色冻云垂，罨画楼台缀玉时。淮备暖金香盒子，明朝送雪与相知。《列朝诗集》云：汴中风俗，每岁遇初雪，则以盒子盛雪送与亲知，以为喜庆。置酒设席，请相欢饮，亦升平之乐事，宫中尤尚之。”虽不知暖金盒子是何物，不解雪如何盛而不化，不懂这种风尚有什么道理，难道别人家没雪？但文字极有趣。另一段和雪相关的文字，在一九九三年二月十六日：“纷纷扬扬一日雪，落地化，落在树上却不化。忆及梁鼎芬致吴庆坻书简中的几句话：‘门外大雪一尺，门内衰病一翁，寒鸦三两声，旧书一二种，公谓此时枯寂否?此人枯寂否?’似可自况。只是父母在不得言翁。旧书一二种，喜鹊三两只，却是即目。”其人其境可想。
写此稿时，正逢北京大雪初霁。搁笔举目，虽未盈尺，亦觉澄心一片，天地俱澈。
廉萍
己亥冬日写于京华时大雪初霁
（作者廉萍，1971年生，山东滕州人，1989-2000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2000年至今供职于人民文学出版社。著有《红楼梦日历（诗词版）》《每日读诗日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