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到青年作家刘斌立的微型小说集《东归》，期间，常常被氤氲其间的某种情愫所感染，以至每每要将思绪从文中抽离出来，以疑惑的目光打量眼前的文字：设若，作家就是他小说中的人物，该会怎样？

在作家将自己幻化其间的叙事中，不论是在叶卡捷琳堡求学，即将和心爱的女孩东归的蒙古族学子巴尔图雅，还是从加拿大桑贝德小城带着父亲的骨灰，魂归达里诺尔故里的异乡游子；不论是辞职返乡，帮父亲转场的哈萨克青年乌尔达拉克，还是混迹在邛海边酒吧，救助彝族女孩的潦倒摄影师，每一个“我”都在与时代的融合触碰中，无形中消解了流俗想象中的“诗与远方”。

是的，当代中国，现代科技的进步与管理方式的发展，推动着社会的快速转型与高速前行，西方社会数百年蹒跚走过的路程，我们往往几十年快速通过。在这一过程中，生活环境的变化、个人角色的转换常常让人应接不暇。社会发展的不均衡，个人又多是被挟裹其中，或离家打工，或外出求学，在主动或被动脱离安稳生活、寻求别样人生的过程中，个人生活的隐痛与社会转型的阵痛双重叠加，造就了一代一代人集体无意识的创痛感、失落感与无助感。特别是田园牧歌式的家园场景被现代工业场景所侵袭、替代，那种脱离少小熟悉环境与惯性日常的变化，更是让这种创痛来得更强烈和持久。从这个角度审视刘斌立《东归》中的微型小说，就有了别样的意义。

鲁迅先生曾说，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对于作家来说，直面真实的生活，通过作品表达对时代、对生活独到的认识与评价，是作家的职责。刘斌立这本微型小说集中的人物，大多是“处江湖之远”的底层角色，他们因种种际遇，被生活所阻隔、所困惑，在他们努力想要跟上时代步伐的同时，又难以割舍既往。一方面是迎接现代文明的冲动与欣喜，一方面是失却田园牧歌的失落与伤感。对于这些大时代下小人物的典型际遇与典型表现，作者在“直面生活”叙事的同时，不是外来者的旁观，而是生活其间的“在场”。即便是已逝去的“我”，也要通过回溯“我”在世时与恋人共游南国海岛而将自己置身其间。作者如此热切地以参与者的身份经历故事，而不是以旁观者的身份讲述故事，通过“我说”而不是“他说”，在给作品增加真实性和感染力的同时，亦构建了大时代下一个个普通人的个体精神范本。

当下的我们，正经历从农业时代奔向工商业时代的过渡时期。有幸目睹这一宏大历史变迁，如果我们的作家仅止步于这一转型时期社会学层面的文学表达，则似乎陷入了对于社会机械镜像反映的循环往复。

毫无疑问，每一次社会转型都意味着时代的加速向前。但对于置身其间的每一个“个体”而言，离开了惯常的生活，进入一个陌生的社会环境，必然会被新的社会板块所碰撞、挤压，或多或少有过人生的无奈和心灵的创痛。经历这一切后的个人心灵疏解，是一个带有群体性的问题。

在刘斌立这本微型小说集中，总能让人读到隐身在叙事后面的“我”来，这一个个“个体的我”，或游走于社会的底层，或徘徊在时代的边缘，抑或被生活所挟裹，奔波流离，身不由己。即便现实中刘斌立本人，也大都是在行走的途中完成这些文字。作为一位作家，刘斌立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笔下生活于大时代中每一位“个体”的精神范本，尽管泥土已经翻遍他们的身体，历经风雨，却依然流露出坚韧、从容和豁达，没有被消解成灰暗的存在。尽管艰难，他们依然完成了个体生命从生活向度向精神向度的转变，从而让丰沛的生命有了温度，让脆弱的心智有所依托。于作家本人来说，在完成他笔下人物塑造的同时，亦相应地完成了自我救赎。基于此，我更愿意说，刘斌立的微型小说写作，本质上是抒情的，他是一个有情怀的作家，而相较于才华，作家的情怀更为重要和可贵。这也是处于这样一个大时代，一位作家的应有“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