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既存在于“历史”也存在于“文学”之中。作为平素所称的“元典时代”，春秋年间的故事、人物与言语，凡能在世间留下些许痕迹的，都早经过代代经师的注解诠释，异变为承载道德期待的庞然大物，模糊不清又威力无穷。于是，无数的大人物为了《春秋左传》中的种种微言大义，在朝堂、学校与书斋中争执不休。而他们所较量的，大概就是谁能最圆融地（但往往也是最曲折地）用春秋旧事证明自己的道义新说。

然而，今之吉光片羽，古之行云流水。春秋先民的言行悲喜，不会天然地笼罩上政治道德的光晕，也不会自发地凝集成篇。那么，如何真诚地观看这些摆在万千枚透镜背后的人与事，理解三千年前“大人物们”的生活、阴谋与挣扎，构成了一件极具魅惑与挑战的工作。

毫无疑问，历史与考古的学术努力正在不断生长着坚固的知识，它们是春秋的骸骨化石，充实着博物馆中庄严的陈列。然而，有一些东西并不能在骨骼上留下痕迹，它们是时代的氛围、魅影，是人们的密谋、交心，也是浮游于大事件时人心里的顺与逆。这些，是作家可以为我们建立的历史记忆，是那些人与事长久封存其中的琥珀。

赵松的短篇小说集《隐》用八个故事再造了《春秋左传》中的诸多事件。他从传统史志中发掘线索，但并不将自己的工作局限于故事敷衍与人物翻案这些历史小说所最易陷入的套路。他穿梭附身在不同人物身上，以繁密幽微的笔调，围绕着“自己”的事迹、传闻与心意搭建起广阔的想象空间，施展了一场又一场读心魔术。

书中《泛舟》一章基于“二子乘舟”的故事写成，这是《左传》中汇集着最多伦理紧张的事件之一。夺子之妇的卫宣公，离奇死去的夷姜，谋害太子的宣姜，毅然赴死的太子急与公子寿，以及新君公子朔，他们怀着各不相同的信条与欲念，卷入继承权争夺这一中国历史叙事中数之无尽的漩涡里，并终于落得一片空茫。

作者选择了死去的公子寿与活着的公子朔作为自己的眼，又将冷静的传闻作为自己的耳，不断穿插切换，将不同的视角与他们背后的心灵相拼接，还原这场被后世简化为政治寓言的悲剧中每个人的命运。在《泛舟》中，来自齐国的宣姜不断向儿子讲着“卫国人是不正常的”：在卫国，有从反复凶杀中继承国家权柄的卫宣公，他是野蛮善变的“疯子”；有枯守着恒常甚至为此献祭性命的夷姜与太子急，他们是不容于世的“呆子”。卷入其中的宣姜所执着的，便是在这种荒诞的紧张中不断拆毁、扭转与夺取，虽然她可能并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已经在某些神秘的指引下融入这失常里。在小说临近末尾时，作者借公子朔之口叹息道：“这个卫国，既不是他的，也不是我的，谁的都不是。它不过是个巨大的容器，把我们暂时装在里面而已。”正如此，《泛舟》已不是《左传》中“弃父之命，恶用子矣？”“我之求也，此何罪？”这两句伦常质问的注脚，而是一场由剖白与暗示共同构成的舞台剧。

在赵松的笔下，春秋时代的女性更多地展现着通透、坚韧与难以言说的神性，并不时以超越伦理的姿态承受着自己乃至国家的命运。

《夏》是夏姬的独白剧。这位传奇的女性是旧叙事中妖冶祸乱的代表，她为陈国的君臣所争夺，被楚国的上下所觊觎，卷入了一场又一场的杀戮中，旁观着数个国家的兴衰。在赵松笔下，夏姬是连接神灵、体悟生死的精灵。她怀着悲悯的心，看着男人们陷入不可更易的命运。《夏》是神代的故事，作者将巫觋传统降临在神秘的女性身上，将人间的道德与争斗放在了人神相杂的时代魅影下，对它们做出了迷人的诠释与勾连。

在窥探幽微以外，赵松同样擅长描绘宏大的命运。《随》讲述的是楚、随两国复杂的关系。在故事中，随人是精致的、优雅的，楚人是野蛮的、狂热的，楚对随有着最炽烈的崇拜，也有着最顽固的欲望。随人明知道“我们是楚国的未来，而楚国必将吞没我们”，但教化与自负让他们绝不肯改弦更张，相反，他们在安静地等待着历史宿命的降临。《随》是这部小说集中最轻盈的作品，却讲述了最漫长而深刻的历史变迁，作者的野心也由是可见。

《夏》中写道，在夏姬离开楚国的祭典时，“身后留下的是一条火路，桂枝、荆棘与香草燃烧得噼啪作响，异香气弥漫在夜空里”。而这古老的异香正萦绕在整部小说集中。赵松在不同故事里娴熟地运用着象征符号，并通过它们为笔下的人与事笼罩上绮魅的迷雾。有一些符号起着谶纬的作用，它们是一人一国命运的代言者。在《兰》中，兰草与郑公子兰合二为一。郑国是夹在晋楚两国之间柔弱的小邦，于是当楚人进犯，践踏郑国的兰草时，公子兰同样恭谨地献上礼物。他像兰一样温和柔弱，也像兰一样善于生存，随兰而荣，也与兰共萎。“柔弱者生”本就是变乱之际产生的信条，而在《兰》中，如此的生存方式被赋予了绵密的诗意。

以古史作为小说的依托，在古意中发掘小说的风格，这样的尝试既是容易的——毕竟有着无穷的资源尚等待激活，但也是极困难的，因为这要求写作者努力克服自身与历史的叙事惯性，在被数千年传统所反复压实的土地上寻找新的沟壑。赵松的这部小说集《隐》在开拓着自身文学空间的同时，无疑在这条路径上作出了极具启发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