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害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与灾害抗争是人类必须面对的一个永恒考验，因此，灾害也理所当然成了文学表达的一个重要内容和主题。
中华大地上流传的许多神话都与灾害相关，“精卫填海”“大禹治水”“夸父逐日”反映了远古先民与灾害抗争的顽强斗志。《诗经》就有了对地震的形象描写，“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唐代白居易的《大水》描写了大水摧毁城池，给百姓带来巨大灾难；宋代苏舜钦的《吴越大旱》描写了严重的旱灾引发大面积的瘟疫，死人无数；清代易翰鼎的《大雨雹》描写了咸丰六年的冰雹之灾……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这样的文字不绝如缕。
赞美激情，也需要冷静的审思
在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中，更是留存了一次次疫情笼罩下文学的激情表达。那些文字所诉求的正是文学与社会现实、文明进程的紧密相连和心气相通。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全国上下众志成城抗击疫情，文学也应投身于这场惊心动魄的战役，为战胜疫情投注一份文学的力量。中国作协所属单位和各地作协发出倡议，号召文学工作者展开抗疫主题文学创作，记录国人众志成城抗击疫情，记录那些奋战在一线的工作者的动人事迹和无畏精神，用优秀的文学作品来激励人心、鼓舞士气。
我们欣喜地看到文学工作者纷纷拿起手中的笔，用不同的形式来记录与书写这场“战役”，创作出诗歌、散文、小小说和非虚构文学作品等大量文学作品，如陈先义的《致敬钟南山》、黄亚洲的《我只能让我的心，跟随你们去武汉》、冯光辉的《这个季节》、王学芯的《站在高楼窗口》、冯亦同的《战瘟神》、刘仁前的《最美的声音在春风里响起》等等，表现出文学工作者的情怀与担当。目前，在各种媒体平台发表的抗疫文学作品多达数十万，特别是诗歌创作出现了井喷现象，这股创作热潮还会随着疫情的持续而延续一段时间。
我们赞美这种创作的激情，我们更需要对抗疫文学进行冷静的审视与思考：如何认识这种特殊时期的文学创作现象，如何看待和评价这些抗疫主题的文学作品，怎样创作更多的文学精品？毕竟，这样的审思会比激情更耐得住时间的检视、更有益于文学的发展。
不同于常态文学的独特品格和理论特征
抗疫文学属于一种突发形态的灾害文学。面对这场全国人民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战斗，抗疫文学集中书写了这场战役下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风貌。因此，这种伴随着突发疫情而催生的文学具有非常时期的共性，和以往写于“非典”、汶川地震、南方雪灾情形之下的灾害文学属于同一个家族，有着不同于常态文学的独特品格和理论特征。
首先，在写作题材上，抗疫文学聚焦当下现实疫情，集中讲述抗击疫情的中国故事。“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联组会时发表重要讲话，号召文学创作要贴近实际，把握时代脉搏、反映社会现实。“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广大文学工作者立足当下抗疫的严峻现实，植根中国大地，描写抗疫战线的感人事迹，描绘出一幅幅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壮丽画卷。钟南山、李兰娟、张定宇、李文亮、张文宏，勇敢逆行的医务人员……这些感动亿万中国人的人物，不断出现在无数诗人的笔下，各种温暖赞美的语句纷纷涌来，表达人们对这些英雄的致敬。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同题材甚至同题目的作品，原因有多种。
一是创作者情动于衷有感而发的需要。面对突发的大疫大难，人们有太多的情感要倾诉，太多的理解与感悟要抒发，太多的悲伤与痛苦要抚慰，文学便成为人们宣泄的工具之一，以至于大多数创作者根本无暇顾及题材的取舍及作品的命名问题。
二是受题材决定论的影响，一些创作者认为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是具有重大影响的灾害事件，在题材上必然要优先于那些无关痛痒的生活琐事，题材的等级序列预先决定了文学作品的价值。在这种创作心理的支配下，一些作者就可能忽视日常生活中的小灾小难，偏爱表现重大的灾害，之前的唐山大地震、“非典”、汶川地震、2008年南方雪灾时，也都是如此。
三是大多数作者并没有机会亲临灾害现场，大多是通过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间接地获取疫情的有关信息，对那些反复报道与渲染的信息就会不约而同地格外关注，创作时难免会出现“撞车”现象。比如，很多诗歌都赞美了钟南山、李兰娟、张定宇等英雄人物，所写的内容几乎差不多，给人的感觉类似于电视新闻画面的聚焦与定格。
为什么偏爱塑造英雄
抗疫文学为什么偏爱塑造英雄？
一是现实生活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抗疫防疫英雄，在病毒肆虐之际，他们为了人民的生命安全不顾个人安危奔赴一线，他们的英雄事迹令人激动感佩。对此，作家在写作时只是如实地记录下来，自然地形成于笔端。二是受古代神话救灾英雄原型的影响。远古先民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创造了大禹治水、后羿射日、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等抗击灾害的英雄神话，表现了人与灾害顽强斗争的精神。大禹、后羿、女娲、夸父这些神话英雄原型积淀在民族文化的深处，历朝历代一些大的天灾中都呼唤这样的英雄出现，抗疫文学对塑造英雄人物的偏爱中显然有古代文化基因的烙印。
其次，抗疫文学具有特殊的文化功能。抗疫文学高扬现实主义精神，以抵抗的姿态积极介入当下生活，除了具有文学的审美功能之外，还具有凝聚人心、记录历史、反思灾难、进行心灵抚慰与救赎等文化功能。
一些人对抗疫文学的评价不是太高，因为他们过多地从审美功能来考量抗疫文学的价值，看不到抗疫文学宣泄疏导悲伤、压抑情绪的积极作用，对抗疫文学的审美治疗与救赎功能存在认识盲点。
比如，有些人对此次疫情引发的诗潮感到惊讶和不理解，对抗疫诗歌的艺术性颇有微词并喋喋不休。严峻的疫情牵动着所有人的心，人们心中的感动、悲悯、痛苦、愤怒等感情被大大地激发起来，许多人抑制不住内心的情感，情不自禁拿起笔写下自己疫情中的感受。其中不乏“草根”诗人，他们之前可能根本就没写过诗，也没想过要在文学史上留下一笔。促发他们写作的就是内心情感的驱动，而诗歌这一体裁短小精悍，能够及时反映现实生活，是文学体裁中最适宜抒情言志的载体，于是在各种媒体的强势推动下，掀起了一股“抗疫诗潮”。
把文学的疗救功能凸显出来
这些诗歌，本质上是中华民族集体情绪的仪式化表达，宣泄了一种发自民间的群体心理情感。人们借助这些诗歌的写作和阅读，传播爱心和坚强，抚慰内心的伤痛，情感得以移情和升华。
军旅诗人王久辛的诗作《这些高尚的人——写给解放军奔赴武汉抗新冠肺炎的战友》，是此次“抗疫诗潮”中颇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在诗中，他以独特的视角、敏锐的诗思、深沉的情感，讴歌了在抗击疫情前方的战友。“我写诗，一贯是为感动而写。在动笔之前，我一直琢磨着他们身上极其珍贵、极其稀缺的东西，特别闪光。这种闪光，在平时是看不见的，他们就是平常的人，但是在大灾大难面前就展现出来了。诗歌是精神的稀有元素。我首先是自己感动了，然后才写了这首诗。”
武汉诗人罗秋红认为：“精神的力量是无限的，写诗的过程，是对内心抑郁的一种救赎。”龚锦明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写诗对重大灾难没什么（救援）作用，但它是支持我们的精神力量。”因此，对于疫情中的武汉诗人来说，写诗就成为支撑他们的精神力量，诗歌成为一种审美的救赎。罗秋红的《一只蝙蝠跑进客厅》、龚锦明的《急需品》、余修霞的《像一首诗，蜷缩在武汉封闭的怀中》、熊曼的《声音从这座城市消失了》，这一首首诗歌陪伴诗人度过焦虑恐慌的日子，在与他人的朗读分享中获得些许的温暖。
叶舒宪教授从人类学视野出发探究文学的治疗功能，认为文学的发生同以治疗为目的的巫医致幻术有潜在的关联。文学的原初功能不在于审美功能、教育功能或认识功能，而是治疗功能。人类步入文明社会之后，文学内在的精神治疗功能被有意无意地忽视和遮蔽了。而抗疫文学揭破了这层遮蔽，把文学的疗救功能凸显出来。
用文学书写疫情，抵抗遗忘
“吃一堑，长一智”，反思功能是抗疫文学的应有之义。
面对这次疫情，很多文学作品通过以蝙蝠为书写对象，来警示人类要对自然保持敬畏，关爱保护野生动物，摈弃不良的生活习俗，避免灾害的重演或最大限度地降低灾害所带来的损伤。2003年，“非典”时期的果子狸就给我们上了沉重的一课，而当下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小小的蝙蝠再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从文化记忆的角度看，作为一种即时性的见证文学，抗疫文学还具有记录历史、抵抗遗忘的功能。灾害文学的记忆功能，远优于冰冷的历史档案与枯燥的数据材料，保留着无比丰富的历史细节。试想我们经历了多少大灾大难，但留下来可供后人反思凭吊的东西有多少。因此，抗疫文学特别是一些非虚构的书信、日记、深度调查等所记录下来的点点滴滴，那些防护服下坚定的眼神、隔离的小区、封闭的道路、悲壮的逆行、呼号的哭泣，可以让我们重温苦难深重的灾难现场，时刻提醒并刺痛我们麻木的神经。
诗人谷禾认为，诗人面对突发的公共事件，自然会以诗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考。“诗不仅是风花雪月，面对公共生活，有责任去介入和指证，这也是诗之为诗的存在价值。”作家陈启文曾说过：“对于一场罕见的巨大的灾难，我们真的需要一种诚实的记录，我甚至希望，我写下的每一个汉字都能够成为灾难的铭文，甚至成为一部关于灾难的形象史。这是我无可逃避的责任。”用文学书写疫情，抵抗遗忘，为人类面对灾害时备足一份精神食粮，不要让这种民族苦难重现，这是每个作家都无可逃避的责任。
（作者系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