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表面看来，方方的《是无等等》（2019）讲述的是关于友谊、报答、忠诚和背叛的故事，其主要涉及六个男人、两个女人和两个孩子，即作为主榜的“两个男人”（陈亚非和马一鸣）、“两个女人”（王晓钰和宝顺）和“两个孩子”（马兰兰和陈重墨），以及作为副榜的“另两个男人”（杨照酉和林松坡）和“还有两个男人”（杨高和苏卫）。这些人物名都出自小说“楔子”部分的“人物表”。按叙述者/作者的话说：“有点像看戏之前观众手持的那份人物表。台上人物一出场亮相，大家便已知他的来头。”（《是无等等》）这些人物组成的“粗线条”构成了小说的框架，循此不难把握其内在机理。

在“楔子”部分，方方提出了“枝蔓”和“主干”说，她把“人物表”视为“枝蔓”和“粗线条”，置于小说的“楔子”部分，其实有提纲挈领的作用。如果说故事是主干的话，那么“人物表”体现出来地则是作者看待和呈现世界的方式：“关系”可能就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们的存在状态。世界是多面的立体的和庞杂的，居于其中的人则可能是彼此关联的和互为他者关系的。在这当中，“关系”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我们都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显示自己的存在。比如说马一鸣是陈亚非的好兄弟，是宝顺的丈夫，是马兰兰的父亲。这三重关系，构成了马一鸣的生活世界的主要构成部分。因此，某种程度上，“关系”的层次性和多面性构成了我们存在形态的丰富性：一个人所处关系面越多，其作为“人”的丰富性程度就越高。而另一方面，一个人所处关系面越多或者说关系面彼此不睦，也可能出现分裂。从后面这点看，小说中的陈亚非显然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分裂状态的“人”的形象。即是说，关系的多面性在构成一个“人”的丰富性的时候，是作为有机整体还是彼此分裂的存在这一点至关重要。对陈亚非来说，与马一鸣的“关系”联系着的是形而下的日常生活，与安东妮的“关系”联系着的则是形而上的精神生活。马一鸣是他生命中的好兄弟，但这一兄弟关系，只停留在日常生活的层次，他只会保护对方，无微不至的呵护，但却无法与之交心，而且对方似乎也无法明白他丰富的内心。陈亚非的内心对马一鸣是关闭的。他的内心只对安东妮敞开。他和安东妮的关系非常奇特，他们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精神关系，不是情人关系，但又无话不讲，彼此信任。可见，在小说中，马一鸣和安东妮构成为陈亚非生命中的“关系”的两极，彼此构成对方的“他者”，虽然他们至死都并不认识或见过对方。小说中，马一鸣、安东妮两个人之于陈亚非，似乎表明一个命题，即一个人能否同时拥有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它们是否可以做到彼此并存、相安无事与和平共处？从陈亚非的人生经历来看，这似乎是不可能的矛盾。精神生活虽有如空气般至关重要，但其实也是最虚妄和不可靠的。安东妮的存在，实际上构成了陈亚非的噩梦：陈亚非无意中卷入了“安东妮命案”并作为杀害安东妮的犯罪嫌疑人被捕入狱，几被判刑。

这也使得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命题被提出：一个人能否拥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精神生活？精神生活如果必须，能否完成对自己的救赎？这可以说是自古以来困扰人类的宏大命题，其所反映的是构成“人”的全部生活的精神生活与现实生活的背反式存在这一命题。即是说，人们一直处于日常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分裂与统一的背反中。陈亚非的存在，显现出来的正是一种分裂状态。与之相反的，则是马一鸣的缺无状态：他的生命只依附在极为简单的“关系”当中，“关系”的简单性某种程度上就是他的存在状态。这可能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最具有表征性的精神症候了。一个（陈亚非）是分裂的个体，一个（马一鸣）是没有自我的个体。一个（陈亚非）表面看起来强大无比，包打天下，马一鸣一生中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由他搞定，工作问题，家庭问题，生病问题等等；一个（马一鸣）表面看起来柔弱无比，任何事情都没有自己的主见，没有自己的好恶，没有自己的判断。但其实看似强大的，实际上分裂而无能；看似弱不禁风的，也并不总是那样无能。

小说一开始，就表明了精神生活自主性的虚妄。陈亚非不仅需要马一鸣的友谊，还需要安东妮的精神沟通。但恰恰是安东妮毁灭了陈亚非的现实生活。安东妮嫁给商人杨照酉，就是一种分裂的表现。就志趣和情意而言，她更倾向于李江，在李江那里可以享受到精神生活的富足；但她最终选择了杨照酉，虽然她并不喜欢对方，这都是因为杨照酉财大气粗。安东妮的分裂，其实也预示着陈亚非的分裂；这也是《红楼梦》的难题：一个人（贾宝玉）能否在实用性的薛宝钗和精神性的林黛玉之间达到某种平衡？安东妮的被杀和陈亚非的冤枉入狱证明了这一虚妄性。如果说精神生活的自主性颇让人怀疑的话，现实的庸常本身也是让人感到虚妄的。一个没用的人，一个不懂情趣、不懂人生的人，像马一鸣那样，最后连结发妻子宝顺也离开了他。马一鸣那样一个无害的、踏实的人，最终都不能善终，这是深深的让人感到悲哀的地方。但小说无疑又让人感到了温暖和温柔，让人感受到抚慰人心的力量。一个最最无用的人，最最无能的人，却最终撬动起了坚固的官僚机器，扭转了结局，陈亚非最终得以解脱沉冤昭雪。这一扭转所显示出来的是邪不压正和社会上存在着的向善的力量。

但也是这里，显示出方方的残酷性：方方总是既残酷，又让人感到温暖的。在真相大白的时候，并不总是恶人终有恶报的。因为，安东妮被杀事件的一干涉案人等，大都安全逃亡国外，获得了有效保护，他们始终逍遥法外，无法归案。当然，这已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自然不是方方所能解决。方方所提出的只是一个文学命题：文学既揭开伤疤，也抚慰人心；文学可以提出问题，但并不总能负责解决问题。问题本身，及其问题的复杂性，才真正是文学所需要关心的。这应该说，是方方一直以来的思路；自《奔跑的火光》《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而至于《是无等等》，都是如此。

二

这样一种思考，某种程度上正对应着小说的三段论式合题结构：“是”部、“无”部和“等等”部。第一部“是”部，乃正题，是小说的核心部分，贯穿始终，体现着价值上的正面“是”的层面。这一部采取的是第三人称马一鸣的观察视角。因为马一鸣的懦弱、无能而苟安，其观察视角呈现出来的故事，读来让人感到压抑而沉重。这也暗示着正义或道德总是受到压抑，因而其结果所显示出来的是这样一种诉求，即正义亟需声张和弘扬。此乃结尾处主人公的人生低谷和绝望处境反面彰显出来的“召唤结构”。从这个角度看，第二部“无”部，是第一部的反题。第二部是第一部的侧面展开，从杨照酉的角度展开叙述，接续第一部的情节。原来，陈亚非的冤屈和马一鸣的困境，皆肇始于安东妮的老公杨照酉。前两部都是采用第三人称限制视角，因而需要对照、对比和重叠着读。第二部读后，让人心生忧虑：坏人总是得逞，社会正一步步滑向深渊。但因为是第三人称限制视角，这一部分同样也留下部分叙事上的空白。比如说李矿长得知废矿上建房时的义愤填膺，和记者随后的曝光文章，看似慷慨激昂、充满正义，其实是涉事倚天公司及林松坡设好的局。但因为是从杨照酉的角度呈现，他并不知道，读者读到这里也颇费解。对于这种空白，需要由第三部来呈现。第三部和前面两部的视角间互相补充，互相阐发，读后会对事情有基本一致的把握。原来，李矿长的担忧和女记者的爆料，及其林松坡的陈情演说，都是这个局的一部分。第三部“等等”部是合题，通过办案警察苏卫的视角叙述，既有效填补了前两部因限制视角所形成的叙事盲点，也预示着如下一点：即黑夜终会过去，黎明总会随着真相大白那一天同时到来。

这种叙事结构，在方方那里，既是首创又有延续。这是一种侦探小说式的剥洋葱的做法，先以一个第三人称视角的形式呈现一个事件：安东妮被杀，陈亚非被捕。这两件事都让人感到费解，同样也让观察视角人物马一鸣感到费解。小说正是通过后面两部的讲述，逐渐呈现真相，直到最后。三部之间，构成层层推进和互相补充的逻辑关系。

应该说，这样一种正反合题式的三段论结构，决定了小说的情节叙事模式和结构模式：即偏离日常与回到正常的二元叙事模式，和前后呼应的闭合式结构。小说故事情节的展开需要靠偏离日常的逻辑推动，而故事情节的结尾处则要回到正常轨道中来。某种程度上，偏离日常部分显示出来的是“例外状态”和意外情况。这些意外是故事情节得以向前推进的动力，也是合题部分得以完成闭合结构的前提。比如说安东妮因躲在卫生间里意外偷听到松林坡和杨照酉等人的巨大阴谋，为她日后的命案埋下了伏笔；而陈亚非因在命案那天雷雨交加夜晚的陪伴，也就阴差阳错陷进“安东妮命案”的局中。同样，杨高因为想摆脱苏卫，恰好这时有另一个案子需要去处理，“安东妮命案”于是就落到了苏卫手上。这些之外，小说中最大的例外状态就是暴风雨这一因素。小说中很多事情都是因为暴风雨的出现而临时转向。比如说林松坡、杨照酉等人的密谋地点，因为暴风雨淹没了道路，而被迫改在杨照酉家，结果被安东妮意外听到。比如说，安东妮原定要带领学生到省里参加比赛，因为暴风雨而被迫推迟，结果意外听到密谋。比如说狂风暴雨的肆虐，为杀手杀害安东妮提供了掩饰现场的机会，同样也是因为狂风暴雨，胆小的安东妮找来陈亚非作陪，结果使得对方深陷其中，几乎殒命。比如说因为暴风雨，导致一幢民宅的墙壁倒塌，吸毒案意外浮出地表，杨高因此而被临时从“安东妮命案”中抽调走。比如说，因为暴风雨，马一鸣本来要去白梅湖对岸的邬家墩而不能成行，结果回家后意外撞见妻子宝顺与周友民医生通奸。这可以说都是暴风雨惹的祸，当然，这里的暴风雨并不都是同一场暴风雨。

如果说陈亚非被诬陷为杀人凶手是各种意外事件所造成的，这种偏离状态回到正题或正常中来则需要某种必然的因素来推动。偶然或意外，显然是不能担负这样的叙事功能。因为，仅仅靠意外或偶然来推动故事情节并获得矛盾的解决，这样的小说只能是传奇或闹剧，方方显然不愿成为这样的写作者。换言之，只有依托必然律，矛盾的解决才更让人信服，小说所反映出来的思考才更深远。苏卫负责的“安东妮命案”之所以走向歧途，并不是因为他本质恶劣或贪欲作怪，也不是因为曾受过杨照酉的“贿赂”，而是因为作为局里的“高学历人才”，他难免清高和自负，是他的好胜心切导致了侦破方向的偏失。他本质上是正直的人，具有高度清醒自觉的职业道德和职业伦理。他之所以最终信服杨高，是因为第一有大量的事实表明他的办案出现很大的过失与疏忽，第二是作为警察的职业道德和职业伦理在暗暗说服自己。正是这两点，使他最终回到案件侦破的正道来。可见，偶然和必然之间的二元模式才是结构和主宰小说情节及其意义生产的认识论基础。其背后体现出来的，是方方对社会、人性和世界的思考。方方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她既不想倚靠宏大叙事式的高蹈理念，也无意从抽象道德的角度展开思考，方方所思考的是更具有普遍性、操作性和可能性的层面；就此而言，再没有比职业道德和职业伦理更合适的，这是社会分工日趋精细化的社会中每一个劳动者都可以做到的，其涉及的是一种自我身份认同和自觉意识。

可见，必然律在方方这里是与职业伦理和职业道德联系在一起的。小说当中有两句杨高对苏卫说的话，可以看成是对职业伦理的最好诠释。其中之一是，在苏卫为自己辩护时，“杨高打断了他的话，用一种严厉的语气说，回家吧，回家想清楚。自己是干什么的！”（《是无等等》）另一句是，苏卫夸自己办案漂亮且受到王局长赞赏时，“杨高垮着脸”对他说“破案是找真相，而不是立功”（《是无等等》）。刑侦办案对“真相”的追求，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方方对世界的认识和期待。说其是认识，是因为很多时候，事情往往止于“真相”。“安东妮命案”最终真相大白，陈亚非被无罪释放，但案犯们却逃往国外，此一事件最终只能不了了之。说其是期待，是因为“真相”是我们展开思考和作出正确行为的前提，没有“真相”依托的决定或认识，只能是空中楼阁雾里看花；但很多时候，“真相”却常常是极难获得的。比如说“安东妮命案”，最后浮出水面的只是幕后指使，而不是真凶，真凶并没有逃到国外，但即使如此，并没有被杨高和苏卫发现。

三

在当代中国中，寻找母题是一个有着强大传统的文学脉络。这一寻找母题，与如下情节联系在一起：对失物的寻找、对失踪者的寻找、对失落的精神传统的寻找、对谜底或答案的寻找、对事实或真相的寻找，以及对凶手的寻找等。就近几年来的创作而言，这方面的作品，有《月落荒寺》（格非）、《寻找张展》（孙惠芬）、《奔月》（鲁敏）、《剑问》（林那北）、《双眼台风》（须一瓜）、《甜蜜点》（须一瓜）、《六个凶手》（李师江）、《心！》（陈希我）、《菜根谣》（尹学芸）等等。从叙事学的层面看，寻找母题具有制造悬念、推动情节的展开和增强叙事效果等功能。当代作家采用这一母题，与此不无关系。从思想史的层面看，寻找母题，还有一种功能，即具有指向重建的意识形态功能，其包括秩序重建（比如说《双眼台风》）、自我重建（比如说《菜根谣》）、自我救赎（比如说《月落荒寺》）或意义重建（比如说《寻找张展》）等等。但也可能意味着更深一层的再度失落，比如说《问剑》、《心！》和《奔月》。 方方的《是无等等》更多属于重建这一脉络。即是说，在这里，寻找真相或真凶是与重建联系在一起的。方方的重建工作主要体现在现实生活的两个层面：

首先是个人生活整体性的重建。这主要体现在陈亚非这一形象身上。在他身上典型地体现着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分裂状态。他想在两者间达到某种平衡，但事实上是不可能，安东妮的被杀证明了这点。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陈亚非那里，形而上的精神层面被他视为地位更高价值更大，他更看重安东妮在他生命中的象征意义。他爱好文学和音乐，而且把这些精神层面的东西看成与形而下的层面隔绝的彼此相安无事的存在。不难看出，陈亚非身上有着20世纪80年代的精神理想主义的显影和遗留。因此当他被冤枉且妻子向他提出离婚时，他的脆弱的一面就被凸显：多次自杀，未遂。这都是因为他太过看重精神层面。精神的看似强大和实际上的脆弱，在他身上有着奇怪的结合，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具症候性的现象。他虽然有现实日常的世俗诉求，但潜意识上却是拒斥的，他并不追求现实生活的享受或利益的最大化。换言之，正是因为形而下的现实生活在他那里常常是不被重视的，才会导致一旦遇到挫折就会崩溃的现象发生；正是因为形而下和形而上彼此分立，才导致各行其是，以至于彼此分离，乃至分裂，他看不到现实日常的坚实性或者说重要性。这从他对马一鸣的态度可以看出。他视马一鸣为自己生命中最为重要的朋友，但也仅仅限于朋友。他可以为马一鸣无限地付出但却始终忽略他的精神存在。是马一鸣在陈亚非被捕后所做的艰苦卓绝的无望的努力，使陈亚非幡然醒悟：精神的力量就蕴藏在现实日常的点点滴滴之中。生活其实是不需要也不必要区分出形而下和形而上的。马一鸣的努力唤醒和重建了陈亚非对生活整体性的认识。

其次是作为个体之“我”的自我认同的重建。这主要体现在马一鸣身上。他是一个始终没有自我认同的人：一个没用的人，没有自己主见的人，和苟且偷安的人，总之，他是一个“非人”。而因为陈亚非的被捕，在没有了他人可以依靠的情况下，他开始了思考，开始了分析，开始了行动。尽管这一系列的思考、分析和行动仍旧是无力的，但却真正显示了作为个体的意识自觉和成长。虽然这一成长，最终还是失败了，但显示出了多种可能。他以自杀所实现的其实是另一重意义上的重生，陈亚非重拾生活的信心和马兰兰的重新站起来都与他的努力之间有着逻辑上的同构关系。而事实上，在小说中，马一鸣的自我身份认同的建构是与他女儿马兰兰联系在一起的。马兰兰身残（因一场车祸导致大腿残疾）但心智健全，马一鸣软弱但身体尚能运动，父女两人彼此构成互补性关系，互为他者。都是残缺之人，都是无用的存在，但恰恰是这无用，这合力，成为陈亚非洗脱冤案的可能。马兰兰之所以能最终站起来，当然是与长期以来的护理有关，但其实还暗含马一鸣站起来的转喻意义，因此，其站起来更具完成成长的象征色彩。而且，她这里的站起来，是残疾后的重新站起来，重建的意味最明显不过。

不难发现，方方既不关心社会层面的总体性的重建，也不关心宏大叙事的重构，否则就不会让案件不了了之、案犯逍遥法外；她只关心的是个体层面的重建问题。她的寻找主题及其重建主题，只涉及这一层面。这是方方的一贯逻辑。在《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中，她所思考的是个体的奋斗的可能，及其前景。从这个角度看，《是无等等》可以看成是《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的前传，但终究这两部作品立足点不同。其实，马一鸣自己也知道，不论他怎么努力，都只有失败这一条路等着他。他放弃努力，与涂自强的努力后的失败，两者之间具有某种内在的关联。两部小说都写到个体的死亡，但对于马一鸣而言，他的死却成就了他人，他的个体的死亡带有凤凰涅槃的意味。他的利他思想，他的毫不自私，虽拯救不了自己，但终究给他人带来便利和希望。可见，在《是无等等》中，方方开始把个人、个体放在了一个关系的网络中展开思考。即是说，个人奋斗和个体的努力，当只处在个体的层面，难免会失败，但若把个体置于关系的网络中，这一个体就拥有了巨大的力量。仅仅靠马一鸣和马兰兰的力量，当然不可能为陈亚非平反昭雪，但置于关系的网络中，就不一样了。再微小的力量，经过李江、孔爷、杨高和苏卫等众人的传递，终呈燎原之势，而不像《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其所显示的是能量的递减。从这个角度看，《是无等等》显然又较《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有了更进一步的推进。

而这，也证实了如下一点，即当宏大叙事的思考和社会总体性的重建，变得困难重重，或被有意无意回避的时候，从“关系”的角度展开重建工作，就成为很多作家思考的方向。其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方方的《是无等等》在这方面，显然有其应有的贡献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