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了四十余年小说之后，孙颙终于将取景器投向了他毕生从事的编辑出版领域。回望来路，他的写作谱系里，并不缺他熟悉的人和事，比如知青生活，比如知识分子。但唯独这个沉溺最久、最深的界域，他似乎总在小心翼翼地回避着。是因为近乡情怯吗？用他在后记里的话来说，是因为珍惜。

孙颙是一位堪为思想者的小说家。小说于他而言，是安放他所思所想的容器——他用小说来为思想赋形，用思想来丰富小说的质地。可以想见，在孙颙长达数十年的编辑出版生涯中，会在思想上经历多少次的辗转反侧。然而，真的要静下心来，表达出这份“辗转反侧”，却是难上加难。因爱而生忧，孙颙热爱出版事业，注定要为出版业殚精竭虑。但这似乎已是他的常态。要如何表现出他曾面临的变数和风云，在平淡中见出深意，本身足以让人“辗转反侧”。当这本《风眼》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时，我们知道他终于“亮剑”——他要通过出版人在特殊时期的风口浪尖上所经历的故事，来浓缩和承载这一切的难以言尽。

艾略特曾说，象征是思想的客观对应物。“风眼”本义即为大风暴中看似平静稳定的地带，孙颙在此对其丰盈的隐喻意蕴运用得恰如其分——出版界看起来是风平浪静、远离是非的属于知识分子们的净土，实则却常常会先觉而隐性地反映出社会的局势和走向。平静的周围遍布着激变的风云，风暴一触即发：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上海的一家大型出版社的编辑嗅觉灵敏，策划了一套介绍市场经济常识的丛书。没想到“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丛书热卖，但也受到了上级的质疑和批评。在丛书选题经历严峻考验的同时，出版社上下——从社长、副总直到责任编辑的内心更经历着惊涛骇浪般的挣扎和拷问。时代的激变，刻画出了出版界的众生相，他们或坚守、或退缩；或砥砺前行，或恐慌自保。最终这一选择何去何从的问题被归向了一个由出版社策划的研讨会……

这个并不复杂的故事，却自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气势。静与动、守与变，在小说中被不断并置。这样的并置造成的张力，使得小说中的具体故事及其象征意义同时生效。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当我们走在当下的轨道上，会觉得一切都那么理所当然。但当我们回望，当我们不再以结果论断是非时，会惊觉原来前人曾经面临过那么多的岔口。而如果当初走上的是另一条岔道呢？

孙颙以其高明的智慧，还原着当时的情境，也点醒着人们，该当如何重新去看待来时路。小说虽是以孙颙一贯的现实主义笔法娓娓道来，却保持着得当的节奏，在一些关键之处留白，之后以蒙太奇的手法切换到另一时空。最典型的是关于那场至关重要的研讨会，他只写到会议前唐社长和郭副总一众人等的复杂心理，于研讨会的过程和结果却是一并略去，继而直接将镜头切到“几年后”。当然，几年后的情势早已经让那场研讨会的结果不言自明。但这样的戛然而止和跳跃，正以一种更开阔的架构，晕染出一种特殊的气氛，让人对特属于那个时代的风云际会感同身受。小说以第三人称的角度叙述，作者看似隐身，实则无处不在——他自始至终的旁观者身份，以一种冷静而广泛的作用力分布在整部小说之中，让读者在沉入故事的同时不断地陷入自发性的思考——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记忆的根须会慢慢延展，而未经的则愈加要在小说中人的视野中重新考量历史的进程。

孙颙多思善思，却并不迷信“大写”的思想，所以他的小说显得真实、坦率、朴素。他的作品虽是题材各异，浓重的笔墨和最终的基点却常常落在对于人性的揭露和考量上。《风眼》更是如此。在出版界多年的沉潜中，他深谙在一些“非常”时刻和事件面前，人性最能显形。于是，他构思了这样一出“戏”，将小说人物置于动态的社会语境中。唐社长对于出版事业的呕心沥血和对年轻后辈的真诚提携、秦副总的聪明反被聪明误、郭副总的书呆子气和正气，乃至年轻美丽的女编辑牛鹭鹭的少女心事……纳博科夫曾在他的《文学讲稿》中说道：“写作的艺术首先应将这个世界视为潜在的小说来观察”，“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材料当然是很真实的，但却根本不是一般所公认的整体，而是一摊杂乱无章的东西。作家对这摊杂乱无章的东西大喝一声‘开始!’霎时只见整个世界在开始发光、熔化、又重新组合”。这段话如此巧合地道出了《风眼》的成形过程——面对最亲近和熟悉的出版事业，孙颙有着太多的现实经历，但他不会直白地记录，而必定要用自己的思考和命题重新将这些现实熔化、组合。而他所有的思考都不会只是附着于一个形而上的概念或是社会问题上，因为小说，说到底，关注的是“普通人”。这所谓的“普通人”要依靠作者所展现的特殊人群来体现和引发共鸣。前提是，作品的地基是对于“人性”一词的定义，这是小说之所以会吸引人的终极原因。时代的“风眼”埋伏在人性的对决上——孙颙就此成功地将个人与社会联系在了一起。

对于过去的研究，往往是源于对于现在所面临的问题的质问。《风眼》看似聚焦于一个特殊时代的历史事件，根底上却是直面更普适也更本质的人性之争。这让小说承受着双重的被拷问的压力，但《风眼》通过细致又大气的引入和退出，经受住了这些压力，引得人沉默内省，又教人读得荡气回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