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居美国的华文作家南希，是近年来在海外华文文坛非常活跃的女作家。上世纪90年代初，她放弃了国内报社记者的职业，远赴美国留学。出国之前，南希已发表大量的纪实文学、散文和随笔评论，然而生活语境的转变让她在异域无法继续从事中文写作。

异质文化空间中的“失语”感、边缘感是很多新移民作家共有的经验，这也培育了海外华文作家跨语境、跨区域创作的独特性。南希说：“当一个移民独立而自尊地立足于别人的国土时，其短时期的经历确使内心变得极度敏锐和丰富。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洋插队’的生活经历，就像当年的上山下乡‘土插队’一样，让我收获另一份语言和写作的养分。”沉寂很久之后，2006年，南希从散文创作开始，重新建构起自己的文学世界，无论是观察角度、生活感悟还是生命体验，都在跨文化之后有了新的表现视域，获得美国汉新文学奖散文一等奖的《天禽如人》正是如此。

如果说散文是南希在异国他乡以中文书写寻找自我的方式，投射了深切的情感与文化观，那么小说则是她尽可能以冷静和理性的眼光观察世界、审视和思考的空间。无论是书写身处其中的美国现实，还是再现一代人的历史记忆，移民经验在中国底蕴和西方文化的交汇融合中，成为她讲故事的底色。短篇小说《莎丽一家的晚餐》《伊妹儿的黑色星期五》《多汁的眼睛》等关注美国不同族群的普通移民，小人物的挣扎、无奈和痛楚在南希看来是现实真实的折射，移民写移民的故事，冷峻的笔触背后是深切的关怀与共情。同时，她也在以书写表述文化跨域的可能，从小的移民群体上升到对人类命运的思考。

每一代作家都有自己关于时代的记忆，既是个体的，也是集体的。文学以情感逻辑，提供我们进入历史的立体可感的、有温度的路径。关于上世纪70年代的记忆，近年来在影视和文学中都有极为丰富的表现，尤其是关于青春主题的怀旧之作。而南希的《峨眉月》叙事时间从20世纪70年代到新世纪初年，回望和再现中的青春、爱情、奋斗和寻梦的故事并非单纯的忆旧与怀恋。小说中，青梅的经历非常具有代表性，她的青春和爱情暗合特殊年代的历史主潮，而生活空间的位移——从城市到乡村，从国内到国外，则将叙事视野拓展开来，在纵向的时间流变中形成多角度对比。拉开距离的审视和反思为我们提供了思考和观察的另一种角度，在这个浮躁的时代重燃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精神之光。

南希是一个跨界写作者，她在美国从事服装设计工作，业余写作。作家的个体经验未必全能进入到文学表达的空间，但跨界所形成的审美习性会影响作品的语言表现与精神内涵。读南希的作品，会被语言的精简、准确和诗意吸引。在《足尖旋转》中，她以服装设计师的艺术敏锐，将舞者的光辉与姿态透过语言呈现出来，但形体、服装、神态和舞姿都只是表现人物内心的方式，对精神世界的开掘才是重点。比如写杨帅在监狱里跳舞，“小天鹅”如同滑稽的小丑，艺术点染了他，可他还是囚犯，“一下，两下。芳华暗转。”简短的文字写出了生命的状态，有痛楚、无奈，也有恍然和怅然，时间无声，青春逝去。南希对色彩、光影、图像、动作等细节非常执著，但并不堆砌复杂繁丽的字词，无论是对话还是叙述，都极为简约、自然，力求最少的文字表述最丰厚的意蕴，保持了汉语文学的魅力。

作家姚敏说：“我喜欢南希笔下充满理想主义与痛感的角色，喜欢她这样耐心持久地与他们日夜共生并让他们丰满。”《足尖旋转》中的杨帅，无疑是作品中最具光辉的理想主义者，因为心中的爱，他经历了悲痛和孤绝，又漂泊异国他乡，经历挣扎和孤独，在漂泊与流浪中完成了艺术的成熟，不仅在美国获得主流认可，也在中国完成了自我超越，但他为了爱只能流浪。其实，小说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生命的舞者，不仅杨帅，春儿和高飞对艺术的执著也体现出不断向上的精神，舞台和灯光唤醒了他们的灵魂和思想。这一群人在尘俗中不懈地追求和探问，再卑微的语境都能闪耀透亮的微光。这种对现代人爱的能力的肯定以及对个体不懈追求精神生活的热切表现，尤为可贵。

从《峨眉月》到《足尖旋转》，我们看到南希的长篇小说容量越来越丰厚，孤独、流浪和漂泊是她表现的关键。在南希那里，漂泊是一种“在路上”的状态，具有双重意涵：从现实指涉来说，既写出上世纪末青年人向外走的出国冲动，也写他们回返当下中国的平常与热诚；从精神隐喻来说，这种流浪和漂泊涵括了不同种族的人们，是对生命和自我探寻的象征。流浪和漂泊，是海外华文文学最重要的主题。但在新世纪以来的新移民文学中，这样的主题与过往的离散情绪和失根感不再相同，新移民作家往往在家国之外进行超越性思考，他们更关注人类共同的情感诉求与内在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