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以来文学艺术中的“人民性”理论建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化过程中最具标志性的理论成果。从延安时期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事业就把“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作为一个基本方向，而且不断根据时代发展需要，对人民文艺观的内涵加以丰富与发展。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实践指出了一条具有深远意义的发展道路。对文艺“人民性”立场的强调，是《讲话》最为核心的内容，它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人民文艺观的正式形成。“人民性”这一文学艺术创作的基本立场所容纳的丰富内涵，很大程度上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作家的普遍追求，其在柳青和路遥的创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深切关注人民生存状况及精神动向
柳青和路遥的创作几乎都有着同样的根基和底色，那就是对“人民性”的坚守和发扬。在“人民性”的文学实践中，柳青的《创业史》可以说开创了不仅仅局限于农村题材而对于当代文学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范式。《创业史》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经典作品，虽历经磨难和争议，但其创作者柳青身上所体现的一种“与时代共歌哭，与人民血肉融通”的文学精神是可贵而永存的。以今天的文学视野看，柳青不但没有过时，而且作为当代文学经典，其《创业史》的价值和意义已经远远溢出了它的文本本身，特别是对于当下文学所存在的诸如“精神的缺钙”“庸俗的泛滥”“思想的迷失”“恶俗的流布”等一些不良文坛怪象、病象，有警示和反拨作用。柳青的可贵之处，首先体现在他对于作家身份的清醒认知意识和对这种认知的全身心践行。柳青在陕西长安县皇甫村一待就是14年，在这一点上，他以执着的“为人民”书写的精神，进一步验证和丰富了“生活是文学的唯一源泉”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美学内涵，而且为当代中国文学的“人民性”精神指向树立了样板。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柳青才会对于中国革命及革命胜利后的农民问题有如此深切的关注，对农村生活有如此深刻的体验，对农村的社会主义变革有如此宏阔的反映。
《创业史》的文学史意义和价值，还在于塑造了梁生宝这个崭新的中国农民形象。这个崭新的形象，既不同于鲁迅、茅盾等笔下的那些麻木、愚昧、贫苦、愁容满布的旧式农民形象，也不同于赵树理笔下的小二黑、小芹、李有才等民间新人。梁生宝是一个没有“前史”的农村新人，他对新中国、新社会、新制度的认同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于是，他就成了蛤蟆滩农业合作化运动天然的实践者和领导者。柳青通过这一形象，完成了对中国农民创造历史的想象性建构和本质化书写，这也是他所追求的“为人民”而写作的理想化实现。
作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重大成果的《创业史》，以其宏阔的文学视野再现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壮阔图景，以其全景史诗式的创作追求留存了波澜壮阔的时代记忆。那么，柳青是以怎样的文学观念践行自己的创作的呢？其极为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遵循和崇尚现实主义。柳青的“三个学校”（即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艺术的学校）的文学积累及广博的生活经验，是他践行文艺为人民写作，坚守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生动体现。“生活的学校”是作家扎根民众的基点，是写作的源泉，是认识人民生活的土壤，是生命和灵魂的栖息地；“政治的学校”是作家思想锻造的“高地”，是政治意识不可或缺的理论场域，是学习和认识马克思主义思想及其艺术实践的广阔天地；“艺术的学校”是作家对自身文化艺术素养的综合融通，是其艺术审美意识的卓然表现。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三个学校”是不可或缺的统一体。
柳青的“人民性”书写正是按照他设定的这一“标高”来践行的。他将中国农民的精神动向和心理变迁置于变革中的大时代，给予深广的历史表现，充分显示了其文学表达的“人民性”视野及情怀。柳青的文学思想意识是真正“下沉”的，他笔下的主人公是新中国的主人，是大时代历史的真正的推动者、创造者。他塑造的新农民形象梁生宝，最突出的性格特征是高度的政治觉悟。梁生宝对日常生活的政治意义非常敏锐，总能在每一件平凡的事件中发现“教育意义”。在柳青看来，这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员在党的教育下阶级觉悟提高的必然表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宏大历史叙事，只能由梁生宝这样具有政治示范意义的革命新人形象来承担。唯其如此，《创业史》气势宏伟的史诗性追求才可能实现。而梁生宝作为真正具有社会主义品质的新人，标志着中国农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现代本质。这也意味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叙事的完成。
对现实主义的不懈追求，本质上基于在创作中对“人民性”的强烈认知与不懈追求。柳青的创作其实是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中国农民本质”不可或缺的精神建构过程，凸显了现代文学中被压抑的有关“农民”的现代性“知识”。中国新文学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对人民生活生存状况及精神动向的深切关注，是现实主义文学追求的核心。自鲁迅以来的新文学作家，都把书写人民生存的悲悯、苦难及其抗争作为最重要的文学表达。因此，现实主义也无可置疑地成为百年中国文学主潮。以柳青为代表的这些从底层中来、到底层中去的作家，注定要在“历史的现场”叙写人民群众改变自身命运的艰难历程。而这种“改变”的历史，已不是悲悯于民众的底层痛苦的哀叹、无奈、绝望与挣扎，而是创造历史的乐观和豪情，是对新制度不可遏制的赞美之情，是中国现代主流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当代延续。柳青的文学人生及其精神持续发生着巨大的影响，也深深融入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至今仍葆有强劲的活力。
积极投身新时期文化建设和文学变革
作为一个在文学书写中始终以“人民性”彰显创作意义与价值追求的作家，路遥的写作卓然践行了“以人民为本位”的根本原则。这首先表现在他将作家的身份定位、写作行为与书写对象并置，深入贯穿到“人民”的身份意识之中。路遥曾多次读解柳青，他从柳青身上获取的是“地之子”般的真挚的人文情怀，视民众为滋养作家品格的精神摇篮。更值得注意的是，受柳青“三个学校”之于作家“为人为文”的博大情怀的滋润，路遥视文学创作如“父亲在土地上的劳动一样”，提醒作家“永远不要丧失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正是这种对作家自我身份的清醒意识，使他的创作总是不满足于社会问题的再现，而是苦苦求索社会问题的发现；人民不再是作家代为发言的群体或深受同情的阶层，而是作家个人及其作品的主体性存在。也正是在这种精神层面上，路遥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实践并回应了当代文学中曾一度存在的窄化“人民”的问题，拓展了人民文艺的宽阔视域。
路遥以执着的精神，践行“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旨向，在柳青等人开创的路途上继续前行。《平凡的世界》不妨看作《创业史》在改革时代的文学延伸，孙少平也是梁生宝的生命延续。作为“改革先锋”的路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能引起文坛和读者分外关注，正在于他复活了柳青的文学精神，接续了柳青未尽的文学使命。
路遥把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精神、一种文学价值追求的实践理性，积极投身新时期的文化建设和文学变革。对现实的积极参与，是路遥创作的主要目的。这使他的现实主义文学在继承“五四”以来现实主义精神的基础上，勇于实践，富于创造：一方面把握当代中国现实生活的各种关系；另一方面又发掘潜藏在生活深处的理想之光，将其熔铸到人物形象和生活图景之中。由书写个人的命运到对历史走向的判断，从对民族历史的把握深入到对民族精神的探察，路遥的创作将对宏伟历史与繁复现实的表现上升到新的审美层次，使他的现实主义追求具有了更加广博的内涵。
路遥的作品有一种大悲悯、大同情的精神境界，这种境界的形成，不仅来自于他是一个“血统的农民的儿子”，还在于他“对中国农村的状况和农民命运的关注尤为深切”。这种对于民众的“强烈感情色彩的关注”，充分体现在他对于民众创造历史的“苦难”书写。作家把个人成长的生命体验与当代中国“三农”问题充分结合，映现出时代的困境与人民生活的艰难。“苦难”在路遥的创作中不仅是个人的或群体的经历，更是社会问题的基调与背景，这种思想深度为路遥的创作增添了庄严感与悲壮的力度。在路遥的文学世界中，我们看到的是普通民众苦难的奋斗史，他们创业的历史沉郁、悲壮而崇高。在这种苦难的奋斗史中，容纳着他们对历史、对社会、对生活、对人生、对生命坚定不移的信念、追求和牺牲精神，充满着积极进取的乐观态度。我们从这样的苦难的奋斗史中得到的不是忧伤、凄婉和悲哀，而是厚重、刚健、满怀着昂扬激情的精神力量。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平凡的世界》成为一部被读者“读”出来的经典。
从柳青的《创业史》到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国当代作家70年来始终坚守“为人民书写”的现实主义精神品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学艺术创造“首先要搞清楚为谁创作、为谁立言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只有扎根人民，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进入新时代，我们的文学创作与研究更应深入思考如何延续传统、不断寻求突破。柳青和路遥并没有过时，他们那种与人民融为一体的奉献精神，那种坚守为人民书写的“智慧和经验”，仍具有相当重要的启示意义。
（本文系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延安文学的传播与影响研究”（2017J037）、陕西省社科界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延安红色文艺经典的传承与发展研究”（2019C02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