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孩童的目力回望童年往事，写成几则良善而柔弱的人物的小传，这是《酒市路》这篇小说在三年前的最初面目。彼时的我亲近着《米格尔街》和《呼兰河传》的气息，自然也想试着用这样明快清朗的声音来叙说一个故事。最初的叙述者“我”无意提及他日后的成熟，而仅出现在开头与结尾的“父亲”也只不过是一座童话剧场的引座员与报幕人。三年后，我重写了这篇小说，写一对失意的父子从当前温暾灰暗的生活返回，乞求于神话般的往日——“酒市路”的故事才就此展开。原本泾渭分明的各则人物小传在结构的经营之下有了穿插交织，“父亲”与“我”也不再是一副天真的面貌，两人呈现的一种复杂的对位关系令我着迷——惴惴不安的“父亲”被命运推入外部世界，由此获得了直面生活的“真实”的勇气；灰心丧气的“我”却从外部世界返回，企图寻求价值维度的“真实”。

或许这篇小说前后两版的对照能印证一个惶惑的写作者在事实王国与价值王国之关系的理解上的变迁。在最初的小说里，初涉世故的“我”会揣摩小羊姐姐在知晓自己身世的那一刻的心情，“大约和歌谣史诗里身世坎坷的英雄们并不相通”；垂暮之年失去父亲的猫奶奶会遁入令人费解的神秘中去，“怕惊扰到世间一切的生者和死者”；而“父亲”和他的一众同行们在熹微晨光中默默等待开市的场景也被描述得如同一个肃穆的仪式……这些矫揉造作的描写后来被我尽数删去了，我并不乐于见到曾经的自己对于“形而上”乃至“神性”的蛮横索求，而这样的索求或许只是印证了自己的虚弱和不真诚。真正的生活自有它令人敬畏的重量，这是门罗教给我的。

《酒市路》这篇小说或许并不是我偏爱的作品，这不是因为它在完成度上的种种缺陷，而只是我觉得这样抒情而自足的风格化写作是无助于对人类高度复杂的现实状态的理解的。我服膺于索尔·贝娄的教导，在他掷地有声的论述里，作为“理解”的写实主义反而有着更为阔大深沉的抒情性：

你从无人知道的地方，从不存在或原始的被遗忘状态，进入一个充分发展并形成系统的真实存在。在此之前你从未见识过生活。在你等待初生时的黑暗，与其后接纳你的死亡的黑暗，这两者之间的光明的间隙中，你必须尽可能地去理解那个高度发展了的现实状态。（《拉维尔斯坦》）

《歌谣故事两则》是从我寻找到的一种声音里诞生出来的小说。第一则故事的原型是《聊斋志异》里的《绿衣女》，它的开篇是“于生名璟，字小宋，益都人。读书醴泉寺。夜方披诵，忽一女子在窗外赞曰：‘于相公勤读哉！’” ，当我重写这则故事的时候，我打算先从复刻它的开篇起始——“于小宋夜里在深山寺庙中读书，忽然听到一个声音在向他致意。” 我还记得当时在尝试了数十种翻译后终于敲下了这个句子时的惊喜感——是了，我知道我心仪的古典人物就将从这个语句里诞生。他们就应该如同这个句子的节奏那样固执稳重，像这个句子的修辞那样拘谨有礼，这个句子暗示了他们巨大的尊严感。而在这样一种叙说的声音里，他们的心性既已成型，故而命运走向何处就是自然而然的了。第二则故事也只不过是对我寻找到的这种声音的又一次实践。只是，当我回看这两则故事的时候，我才发现了它们的共通之处：徒劳无常的爱的悲喜剧，幽微难言的情感，形而上之物对凡俗生活的摧毁……或许这几处共通是因为那个声音在故事里的实在投影，又或许这是自己隐秘的梦魇，我不得而知。

而归根到底，这两篇小说不过是学院生活的产物，它们都有一个朴素的雏形——第一篇的初稿是给教习小说写作的老师提交的课程作业，第二篇的一小段是和以文学为业的朋友们约定的命题作文，甚至连这篇创作谈或许也难逃恼人的学究气。然而在小说的语言和技术性上的用心练习，“建立与文学传统的个人联系”，以及作为“完整的人”的写作者的想象力与心性的自由漫游，在我的理解里是“最好”的意义上的学院派。曾受惠于此的我，也愿意向它致意。

就写到这里啦，若要我的朋友们来讲，他们会有更谦逊、更可爱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