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生活的可能性的探讨，是罗望子小说的艺术底色，短篇小说《容易记》就是这一追求的延续。小说讲述的是一位没什么前途的人文学院副教授和他的女学生之间的情感故事。我想，罗望子一定不仅满足于给我们讲述这样一个已然有些枯燥、俗套的故事，而高明的读者同样不满足于当下小说中流布的假做的悲伤和高调的说教，他们要倾听的是陷入自我的两难困境和空虚的命运中的内心的真实召唤。

劳伦斯说：“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永远都是变化的，而且永远是探索人类新生命的中心线索。”这一关系的变化是情感的变迁，是道德的更迭，也是社会的写照。就像小说中乔布施和女学生之间的关系，是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是恋人的关系，是玩笑和被玩笑的关系，而在这些简单又复杂的关系中，我们得以窥探两者之间那种隐秘的情感心理，事实上，他们都未能从彼此身上获得精神上的愉悦和享受，相反，却承受着一种负载着压力和负担的“纯粹”关系。比如，作者在小说中写道：“天天经过那些樱花树，闭上眼睛，他都能准确判断哪棵树几个杈，哪棵树垂垂老矣，哪棵树去年开得最盛，哪棵树上掉落的虫子最多。现在，和妻子散步，他竟然不敢面对这些树了：好像它们会审视他，调侃他，在他背后发出嘲讽的笑声。这么一想，他不禁加快了步伐。”这是罗望子小说的惊人之处，它于不经意间给万物以德，当乔布施还在累赘的习惯中沉浸在自己都看不懂的这场戏时，一种绝妙而蓄意的反讽已经在事物身上着落。

这种看似全情投入的纯粹关系，事实上一点都不纯粹，它甚至不过是他的女学生们之间打赌的一个“小插曲”。如此可笑，如此可疑，也如此荒诞。抑或者，是过于纯粹，仿佛只有回到本能，爱才是安全的，关系才是稳固的。但现实是，脱离了情感的依托，肉体也终究会失去它的统治力，“没意思，他突然兴趣全无，翻身下来，蜷在一旁，窒息了的鱼一般”。这种脆弱性决定了一切致力于可怕和徒劳的加码都是盲目而无效的，它最后的底线无疑是“爱情”的死亡和更加虚空的生命体验的来临。在这个意义上，“容易”就是脆弱，就是更深的幽暗。

《容易记》写的是这个时代庸俗的情感景观，其矛头直指知识分子，更隐藏了作者一种引而不发的价值倾向。但在我看来，《容易记》的最大意义是对一种生活的丰富、复杂和可能的再思考，以及对一种情感景观之上的精神失败的悲观默认。小说中一个个“异化”的人物，也可能是现实中的一个个“分裂”的自我，那些镜像之中的龌龊和卑微，就如同反射之中的“可怜”的我们融化成了自己的幽灵。

生活的可能性源于情感的不确定性。情感的盲目容易招致灾难，但是更多的时候，危险本身也是诱惑的构成部分，就像疼痛和空虚总是紧紧抱在一起。疼痛是真的，满足是真的，空虚也是真的，然而，这一切的真实情感，又有一种奇怪的、不安的非真实感，犹如“生物的腐烂”，犹如一场拙劣而虚伪的表演。在小说中，乔布施就处在这种严重的错位之中，他在空虚的迷失中继续扮演着一个小丑的角色，并以一种愚蠢的面向和自我的欣喜踏入新的虚空之中，分裂正在加剧，并不可避免。

但一切又都是容易的。爱与不爱、痛与不痛、记忆与遗忘都是容易的，它们之间起承转合、翻来覆去、易如反掌。“他继续沉浸在疼痛带来的快感里。连座椅也跟着他一起战栗、摇摆。他只得用右手姆指和食指掐着左手的虎口，死劲掐着。然后换手，掐右手的虎口。他要用一种痛来驱赶和替代另一种痛：的确有所缓解，心跳渐渐平稳，快感也渐渐消失。他的快感总是依附于痛感，一损俱损，无法挽留，却让他牵挂、怀念。”但最容易的是什么呢？是时间。在时间的“历史”中，一切的容易就像一切的草率一样，你说不清这到底是生活的毁灭，还是灵魂的蒙难。

弗洛伊德认为，负罪感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在他看来，文明的进步和负罪感的增强有关。但在中国文化强大的实用理性和乐感理念中，所谓的羞耻似乎可以四处挪动。《容易记》的结尾印证了我的判断，它不会也不能解决当代人的情感问题。它只会捣乱，让你手足无措，甚至于让你绝望交加。在这个什么都变得“容易”的时代，空虚不请自来，《容易记》只是这空虚之上的一个小小的切片。但小说的意义就在于它包含了对生命和世界更深刻的理解，包括空虚，包括一切的无奈和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