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昱宁的小说集《八部半》，真是让人越看越生气。

首先是作为一名普通读者生气。黄昱宁真的是一个讨厌的作者啊：你本来窝在沙发里坐得舒舒服服的，她非要跑来把沙发垫子一掀，下面是一个大坑，坑底还有一群蛇彼此缠绕着向你吐信子。这沙发你当然就坐不住了，坐回去心里也疙疙瘩瘩的。张爱玲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有几个人不是凑合穿着这样的袍子假装没看见？生活总是脆弱的，经不起追问，可是黄昱宁偏偏要把这袭袍子拿起来抖一抖，还捏住虱子送到你嘴边，请你尝尝看。譬如结婚吧，这是人生喜事啊，黄昱宁却心怀叵测地把一个女孩子在成婚之前的那种刻骨的孤独感写得入木三分淋漓尽致，就算一个幸福的人读过之后也会莫名其妙地心有戚戚起来，好像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幸福是那么不可靠。不可靠就另寻他路吧，可是黄昱宁又很讨厌地追问你：他路就很可靠吗？那个跟你在电光火石之间心有灵犀的人，其实有意无意地撒着谎，不但欺骗你，也欺骗了自己。而且哪怕是这样幻想的他路，也只需要一个小小的失误就荡然无存，将人生重新押回那袭虱子之袍的牢狱之中（《幸福触手可及》）。既然是这么讨厌的作者，那就不看呗。但黄昱宁讨厌就讨厌在：她写得那么残酷，同时却又那么好看，让人翻开了第一页，就忍不住一页页地翻下去，简直变成受虐狂。这固然可能因为，人类根本就有一种乐于体验痛楚的隐秘本能，却一定也和我生气的第二个层面有关——

《八部半》特别会让那些贼心不死蠢蠢欲动总想尝试跨界写作的文学从业者生气，比如我。写小说的愿望，不少批评家都有，但是成功的没几个，凭什么黄昱宁就写得这么好看？跨界写作其实真没那么容易，同样是文字，散文、诗歌和小说就各有不同的追求，也因此呼唤不同类型的才华；而批评与创作之间的差异还要更大。小说创造出一个世界，批评去阐释它，因此小说要求形象与感性，而批评要求抽象与理性。尽管这样的区分实际上稍嫌武断粗暴——缺乏形象敏感的批评其实难以卒读，而丧失理性的小说往往琐碎肤浅——但是一个人长久从事批评工作，的确难免在思维方式上渐趋于逻辑分析，而文字格调上更近乎科学性表述，久而久之，搞不好连情感的敏锐度都会有所退化。一般而言，这并不利于小说创作。当然，黄昱宁更重要的身份应该是翻译家，看上去这个职业倒是应该对写小说颇有帮助：多少小说家是读着她翻译的小说学写作的哇！但其实也未必。翻译是从语言到语言，并不直接指涉世界，而那种语言也因此并非世俗的语言，它可能优雅动人，却少些人间烟火气，这对于书写活色生香的当代中国，大概也不算是有利因素。好在黄昱宁十足聪明，她非常懂得扬长避短，或者说她对于自己应该表达什么以及可以表达什么极为清醒。在这部小说集中，她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关注范围限定在受过良好教育的准知识分子群体，即便是《呼叫转移》里那个代驾小伙子，也是个从小就表现出小说家才华的文学爱好者，而且黄昱宁其实并没有给他很多发言机会，他的“声音”更多以内心独白的方式呈现，令黄昱宁不必去模拟她未必熟悉的话语方式。写作对象的良好教育背景及朝向内面的书写方式，也让黄昱宁轻巧地避开了一般小说感知世界的方式。这并不是说《八部半》中缺乏感性描述和抒情表达，如前所述，小说中绝不缺少动人之处——令人痛苦难道不也是一种动人？只是黄昱宁绝不停留在世界的表象和情感的外在，而总是将其转化为内敛的思想性力量。她感兴趣的不是某个个体特殊的情感，而是抽象的总体情感及其机制。与之相应，黄昱宁其实主要是依靠逻辑思维来构建小说叙述，这让她的每一篇小说都内含了一种类似推理小说的结构，这大概正是她的小说尽管用意深刻却又能扣人心弦的原因：某个近乎哲学意味的主题，有力地推动着情节环环相扣地呼啸前行，穿过表层的现实，然后超越了它。但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写作特质，《八部半》让我更加生气了——

对黄昱宁最为生气的，肯定是她的评论者。批评家都是些收纳爱好者，又是隐私窥探狂，他们总是喜欢透过作品去寻找文字底部的隐秘，将这些隐秘分类总结，然后给作家贴上一个标签，于是安全了，那些活蹦乱跳的文字终于被固定在了一个稳妥的位置。但是黄昱宁本身就是批评家，评论的还多是世界级的经典作家，她对批评家的把戏实在太熟悉了。如果说文学评论就像是批评家和作家之间的一场战斗，则黄昱宁可谓知己知彼，可以百战百胜。她总是有办法在批评家刚刚捉住她衣角的时候就“咻”地一下闪开去。当你读完《呼叫转移》，你会认为黄昱宁关心的是伪善的中产阶级、神经质的文艺小三和良心未泯的底层青年；而读完《三岔口》，你发现这里面只有多疑而疲惫的中产阶级，和世故而仗义的小三；而在《水》中，既没有中产阶级也没有小三，只有两个各自孤独的男女，一个已然身死，一个近乎心死。黄昱宁关注的主题似乎非常丰富，难以简单概括，让批评家最着急的事儿大概莫过于此了。但是把这三篇看似不相干的小说放在一起细读，你会突然意识到李敬泽在序里说的是对的：黄昱宁痴迷的是“媒介”，或者说，她最感兴趣的是人和人的交流问题。《呼叫转移》讲的是一场虚假而错位的交流中盲目的信任；《三岔口》讲的是一场信息不对称的交流中盲目的怀疑；《水》讲的是一个看似丧失了全部交流欲望的人内心隐秘的交流渴望；《你或植物》告诉我们这样的交流渴望若在心里封锁积存太久会造成多么严重的伤害；《幸福触手可及》对这一交流渴望予以嘲讽，指出哪怕有些交流美好得好像一下子点亮了你的生命，其实也不过是有意无意的欺骗与自欺；《水星很忙》进一步确定，真诚的交流总是反应迟缓、姗姗来迟，或不得不借他人之手；而《千里走单骑》这篇科幻小说就像是从以上条件推导出来的一个结论——人类的交流如果继续这么糟糕下去，恐怕我们就完蛋啦。读到这里你会沾沾自喜，认为已经完全理解了黄昱宁潜在的核心命题：在现代生活的挤压下，人类交流欲望和能力所遭受的严重伤害，以及由此带来的深刻孤独。但是读完《文学病人》，你会突然意识到另一种可能性：或许此前关于人类交流问题的所有探讨，都可以看作是对文学的隐喻和暗讽。而《海外关系》似乎证实了这样的可能：1993年底通信中断，舅公随之在世间消失，但是若干年之后黄昱宁依然能够用文学将其召回。当然，你也可以将文学算作是交流方式的一种，之前的解读逻辑也就随之顺理成章。总之，你似乎完成了对《八部半》的解读，赢得了和黄昱宁的战争。但是且慢，难道你没有发现你所有的思路都在被黄昱宁牵着鼻子走？你并不能窥探到黄昱宁文字之下的隐秘，你的解读从未跳出她有意设置的那些路标，就像李敬泽序里所说：黄昱宁像一只大蜘蛛，结好了网，等你跳进来。说到这里，被放在全书最前面的这篇序，难道不也是黄昱宁有意设置的路标？黄昱宁就这样阴险地对整部书的每一个环节做了精心设计，将评论者的手脚紧紧缚住——你说气人不气人？

不过文学的重要价值之一，不就是像鞭子一样抽打我们，让我们在浑浑噩噩的世俗生活里感到一点痛，并因此而保持面对世界的清醒和冷静吗？所以最优秀的那些作者们总是跟读者过不去的，他们精心寻找、加工甚至是发明出痛苦，让我们因自己的有限而心生敬畏。因此，黄昱宁和她的《八部半》当然是应该得到尊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