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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形不难,写心惟难”,柳青用“极端熟悉”,突破“写心难”的障碍,铸成一部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民的“心史”
《创业史》构建起的,是既往文学未曾有过的社会主义“新人境界”,这使《创业史》的现实主义,带着强烈的未来面向和理想光芒
“谁是最有出息的?谁没出息?我认为,谁老老实实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谁就有出息。那些不尊重客观规律、随心所欲的人,终究是一事无成”
评价文艺,时间是好裁判。60年尘封无数作品,《创业史》却散发着新的光彩。如今,“梁生宝买稻种”选段收进中学教材,小说《创业史》不断加印,问答社区“知乎”上网友提问“《创业史》为什么突然火了”?
在北大中文系课堂上,陈晓明教授曾随机抽取《创业史》片段与学生分享,栩栩如生的人物塑造,让初读小说的研究生们钦佩不已。与小说讲述的上世纪50年代相比,今日中国已发生沧桑巨变。城市年轻人不熟悉农村生活,更少听过“合作化运动”,却能被1953年陕西省长安县皇甫村一群农民的故事吸引,被人物带进理想燃亮生命的境界。这强烈反差让人惊叹柳青创作的生命力。
《创业史》何以长青,经典何以成就,新章如何续写?近日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作协等主办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弘扬柳青创作精神研讨会”上,与会者讨论这些问题,希望总结出一些规律,启发今日创作,期待更多当代经典问世。
将生活真实醇化为艺术真实
“经得起几代人琢磨的,不可能是编故事的作品”
有人说,小说等叙事作品,故事好比树干枝叶,人物形象好比果实。三国群英,梁山好汉,鲁迅笔下阿Q、祥林嫂,话剧《茶馆》里王利发、常四爷、松二爷,电视剧《潜伏》里余则成、翠平……留下鲜明形象,作品才得以流传。
读罢《创业史》,农民群象活跃如生。梁生宝、梁三老汉,高增福、徐改霞、郭振山、郭世富、姚士杰……他们立场观点不同,语言性格各异,有的贯穿始终,有的流星闪过,都活灵活现,宛在眼前。从他们身上,身处不同时空的读者,感受60多年前中国大地上的一场山乡巨变。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说,《创业史》突出成就是塑造了一个几千年从未有过的新人形象梁生宝。小说一上来讲分田,梁三老汉很满意,准备好好过日子——这与一个唐代或者宋代的农民没有什么不同,可以想见,他们的命运也不会有什么不同。而中国革命的意义,就在于打破小农经济固有模式,创造新的未来。相较于梁三老汉,梁生宝有了全新愿景,他是20世纪50年代才有的人物。
那么,《创业史》人物塑造秘诀是什么?柳青创造性地提出,作家要用笔“演小说”,通过每一个人物的眼睛去感受世界,去言说和行动,而不是把作者感觉强加到人物身上。做到这一点,需要“极端熟悉人物,不是一般的熟悉,要和人物有同样的心理,使用性格化的语言”。在评价托尔斯泰小说语言的动感、形象时,柳青再次提到:“这样的文字技巧,必须在广泛的、极端熟悉生活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
这两个“极端熟悉”,透露柳青人物塑造的心法:作家与生活不隔,人物才与读者不隔。《创业史》1953年动笔,写的正是1953年的中国,它几乎是在用小说“直播”中国。挑战在于,小说写心,“写形不难,写心惟难”。柳青用“极端熟悉”,突破“写心难”的障碍,铸成一部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民的“心史”。
两个“极端熟悉”揭示出,柳青何以毅然辞去北京的工作岗位,花费生命的1/4,扎根皇甫村。皇甫村14年,柳青过着农民的生活,参与合作化运动,完全融入群众中去,研究农村农业农民问题,同时调整自己。
这一切都源于,柳青对生活与艺术的辩证法的领悟:“每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有新的手法。谁来创造这种新的手法呢?就是那些认真研究了生活的人。”“经得起人们用脑子仔细琢磨若干年、若干世代的,不可能是编故事的作品。”
以人生境界照亮艺术境界
“作家用描写表达他对人生和世界发现了什么”
柳青曾说,“作家也是哲学家。哲学家用推理方法,表达他对人生和世界发现了什么。而作家用描写表达他对人生和世界发现了什么。”“认识到了没有,认识的深浅;表现出来了没有,表现的高低;这始终是作家工作中一个问题的两方面。”
凡读《创业史》,很难不被主人公们的精干、无私、乐观和理想主义感染。比如梁生宝带乡亲们进山砍竹一章,人们看到的,是一群自觉的生活的主人,出于共同利益和共同理想,亲密无间、团结协作,新型劳动关系造就的精神愉悦,让人不自觉被带动、被鼓舞、心生向往。
《创业史》构建起的,是既往文学未曾有过的社会主义“新人境界”。这使《创业史》的现实主义,带着强烈的未来面向和理想光芒。它批判落后的、保守的、自私的小农意识,又用丰富细节刻画理想人物,让他们“始终像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人物那样行动着、感受着、思考着”。
不同于“为艺术而艺术”论者,柳青鲜明主张文学介入现实:“真正的进步作家……把他经过社会实践获得的知识和理想传达给人民,帮助人民和祖国达到更高的境界。”这境界属于梁生宝,更属于柳青。使《创业史》发光的,正是柳青理解世界、对待世界的胸怀和眼光:
他真心拥抱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理想。《创业史》出版后,柳青将16065元稿费全部捐给公社,希望买一些农具,减轻农民劳动强度,他说,“农民把收获的粮食交给国家,我也应该把自己的劳动所得交给国家”。评论家白烨说,柳青看报纸、听广播,了解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就知道农民喜不喜欢,因为他身入、心入、情入皇甫村,完全融入农民的情感。
他对脚下这片土地怀有强烈责任感。柳青曾通过大量国内外经济地理对比研究,建议调整陕北经济发展战略,包括发挥气候、土壤和地形优势条件,把陕北建成新的苹果产区,利用黄河水流湍急条件兴建三到五个水电站等,殷切之情溢于言表。
他把为人民创作当作自己的中心任务和立身之本。作家贾平凹说,柳青长期扎根农村,把为人民写作当成生命的需要和文学的需要,才能做到自觉地、有激情地、有感情地深入生活。
柳青书写时代史诗,得益于他深入生活获得的世界观锤炼和思想洞见。一个作家的世界观,决定了他的作品最终呈现的样貌和境界。
从高峰走向高峰
“谁老老实实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谁就有出息”
当今,中国人文化生活丰富多彩。不过广大群众对文艺精品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文艺创作“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现象凸显。为此,专家指出,当我们反思精品焦虑根源,探索打造精品之道,深深感到,当今文坛艺坛需要的正是柳青那样扎根生活、拥抱生活,在生活中打一口深井的态度。
放眼中华文脉,柳青并不孤独。古人早有精到提炼:“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传神写照”“随物赋形”“民胞物与”“文以载道”。杜甫、曹雪芹都是最好诠释,陕西当代作家中,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陈彦,同样践行这样的创作规律。
道理不难懂,难在践行。40周岁那年,柳青下到皇甫村三年,回顾创作生涯时,感到内心沉重,感慨艺术道路越走越艰难,他鞭策自己:“我现在的志愿就是,在这里住下去,一边生活,一边不急不躁的把这本书尽我的能力写好些。如果我再东跑西颠,一辈子也写不好。”由此不难理解,柳青后来何以如此斩钉截铁地告诫创作者:“谁是最有出息的?谁没出息?我认为,谁老老实实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谁就有出息。那些不尊重客观规律、随心所欲的人,终究是一事无成!”
针对当前创作,作家陈彦说,生活太纷繁摇曳、多姿多彩,如果我们只顺着生活的大流,不知道错开喧闹的时尚高峰,不重视开辟具有个人独特生命体悟的场域,那么创作就是一种十分无效的劳动,因为你并不能给人提供有价值的精神情感和生活经验。
贾平凹说,我们学习柳青,不能嘴上说完,原来怎么干还怎么干,要把柳青作为一个典范、一把标尺、一面镜子来对照自己、反省自己,把我们自己的文学创作搞好。
文艺高峰是时代创作的尖顶,终归是少数,没有哪个时代的精品创作是容易的。“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时代的创作难题终须有人破解,这些有能力有雄心的创作者,也必定同意柳青的断言:
“文学事业,是一种终生的事业,要勤勤恳恳搞一辈子,不能见异思迁。”
“要像海水一样深沉。只有这样,才能漂起万吨轮,只有这样,才能掀起冲天浪。”
制图:沈亦伶